一、引言

城市和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唯有二者互为支撑，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主导下，我国长期执行城市偏向性政策，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凸显，逐渐演变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1]。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城乡统筹”，2012年中央将“城乡一体化”作为发展目标，2017年明确的“城乡融合发展”则是一种过程和状态，是“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升华[2]。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要求下，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3]。因此，城乡融合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主阵地。没有城乡融合发展，无法建立工农互促的城乡关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当前，城乡共同富裕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大多围绕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两方面分别展开。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学者的观点各有侧重。金成武（2019）结合理论与现实，发现工业与农业不可脱节，当要素、信息和产品得以充分流动且城乡市场机制完善时，工农业投资收益率趋同，将会促成城乡融合发展[4]。涂圣伟（2020）认为衡量城乡融合发展的标准有三方面，包括是否实现城乡功能互补、要素自由流动和权利机会平等[5]。李小红和段雪辉（2023）则强调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中乡村的主体性并未得到充分挖掘和体现，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之路[6]。在共同富裕方面，学者对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推进策略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张占斌（2021）认为共同富裕的一般内涵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非同等性、非同步性、非享受性和非剥夺性等特征[7]。李实（2021）从收入、财产和基本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分阶段判定了共同富裕的程度[8]。何彦霏（2023）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全方位着手，认为应推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统筹区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9]。刘方平（2023）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做到生产、分配和交换均有效才能实现共同富裕[10]。部分学者从城乡融合驱动共同富裕的机理和实现路径入手。例如，李宁（2022）发现城乡融合发展中的资源融合、空间融合和制度融合能够共同激活城乡社会的内驱力，助力共同富裕的推进[11]。高帆（2022）发现，通过市场扩展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持续保障机制和收入均等机制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12]。陈志钢等（2022）认为应从物质、精神、权利、生态文明和发展机会等维度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13]。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载体，刘守英（2022）发现要撇开单向城市化思维，对不同的城乡融合模式应采取不同的统一市场建设和要素配置方式[14]。陈冬仿（2023）提出可从产业体系、组织体系、领导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四个方面，以县域为单元，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15]。

上述研究对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路径都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和优化路径。然而，从既有文献来看，针对能源富集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我国能源富集区多处山区，多年来为保障国家能源供给、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能源富集区，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关系特殊，城乡融合难度大，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更显迫切。因此，本文在对典型的能源富集地山西省城镇和农村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出发，深刻剖析其城乡融合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以期实现能源富集区经济的腾飞。

二、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二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存在逻辑统一性，应深入剖析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探寻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在理论层面，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在尊重城乡客观差异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基于城乡空间统一规划和制度保障，在城乡主体拥有同等的发展环境下，实现城乡居民、要素和生态的全面融合。而共同富裕则是在全体人民拥有同等发展条件基础上，高效、持续、公平地共创财富，共建社会，共享成果，人与人之间存在相对合理的差距，追求更加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6]。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共同富裕的语境下，突出了城乡居民共创社会财富、共建和谐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城乡差距缩小和城乡居民全面自由发展，进而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达到高质量的城乡共同富裕（见图1）。

图1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在实践层面，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并非能够一蹴而就，需要渐进实现目标。具体而言，我国未来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将实行“三步走”战略（见表1）。第一阶段，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在2022年初步建立，共同富裕将在“十四五”期间迈出坚实步伐；第二阶段，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更加完善的同时，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三阶段，21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需成熟定型，同时要求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末，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21世纪中叶，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同时，在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要素配置等方面建立良性机制体制。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重点是建立健全城市人才、资本、信息等现代化工业元素与农村矿产、河流、土地等生态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体系，并促进城市要素向农村倾斜，为农业农村发展持续注入新鲜血液[17]。  

表1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阶段时序统一  

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共同要求下，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包括以下三点：

（一）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缩小

强大的物质基础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实现“富裕”首先要解决“贫困”，这里的“贫困”是以绝对收入标准计量的贫困。在本质上讲，共同富裕就是要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达到发展与共享统一，这也是“共同”的核心所在。而相较于区域和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改善的愿望最为强烈，意义最为深远。尽管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以改善，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依然较大，而农村地区具有广阔的消费潜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紧密相关。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能够有效解决当前中低收入群体增收的难题，也能促使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影响颇为深远[18]。

（二）城乡融合发展驱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领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

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城乡融合目标之一是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8]。基本公共服务则是全面富裕的重要领域，也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断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向农村覆盖，扎实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建立普惠共享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大举措。同时，要注重县域关键节点作用的发挥。在县域综合服务功能和乡镇公共服务功能强化的基础上，加快推动县域统筹规划布局、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促进县域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19]。

（三）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城乡各类要素配置要合理

城乡各类要素配置要合理，是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城乡各类要素配置合理，就是要促进城市各类资源要素主动有序地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资本、信息等城市现代化要素与矿产、河流、土地等农村生态资源要素的良性回馈机制，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现实证明，城乡融合实现发展需要各类生产性资源向农村流动和扎根，彻底改变农村产业格局，拓宽农民增收来源，形成与城市的互补，进而实现城乡发展成果共享的共同富裕社会。在传统城市偏向性政策和城市“虹吸效应”的影响下，农村生产要素不断流入城市地区，汇入城市发展，拉大城乡差距，因而现阶段推进城乡融合，要更加强调各类要素向农村的流动及农村特色资源要素的挖掘与开发利用，助推农村内生动力的培育，使农村具备自生力和要素吸引力，更好地与城市发展相配合[20]。

三、共同富裕视角下能源富集区城乡融合的现状判断

能源富集地区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提供大量能源基础，是重要的能源重化工保障基地。然而，以能源开发可换取短期经济高速增长，却并不能形成长期区域协调发展。从未来较长时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任务繁重，将会继续拉动能源产业消费，因而能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矛盾愈加突出。通过对山西省典型能源富集城乡的充分调研，发现目前这些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现状具有如下共性特点：第一，能源富集区以城市建设为核心，农村作为与城市平等的发展主体，要素资源双向流动不畅，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品质差距较大，城乡融合发展受阻；第二，能源富集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置资金大多取决于当地矿产资源收益，城乡间差距过大、互通有限，长远来看，难以形成大工业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循环。

（一）城市为中心的单极空间发展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品质差距依然较大

能源富集区在城镇建设初期多属“缘矿而建，因矿而兴”，矿区以矿井为中心、以居住区为主，城区包含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分散的空间布局结构导致产业发展难以形成集聚效应。能源富集区多以焦煤采掘业为主，产业结构单一，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主要围绕能源产业分配，经济发展高度倚赖煤炭资源的开发。因生产要素过度集中于煤炭企业，且缺乏有效的城乡互动机制，农村作为与城市同等重要的发展主体，却无法吸纳优质的生产资源，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品质差距依然较大，进而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

第一，能源富集地区城镇“虹吸”农村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加剧了城乡不平等。首先，城市对农村资源的“虹吸”问题依然存在，一时难以从根本上逆转。从人的因素来看，由图2知，2013—2022年末，山西常住人口逐年小幅递减，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以年均2.95%的速率向城镇转移，城乡常住人口差值从2013年的200万增加至2022年近1000万，增幅近400%。2013—2022年，山西城镇化率从52.9%增长到63.9%，同期全国城镇化率从54.5%攀升至65.2%，山西城镇化率不断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从资金方面来看，能源富集地区农村居民资金外流问题显著，源于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投资环境、基础设施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资金自然流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城市。其次，县城集聚效应日渐增强，扩散效应略显不足。县城本应带动辖区内及周边地区的乡镇、村落共同协调发展，但却逐步走上了向城市靠拢的道路，不仅没能带动农村地区的繁荣，反而趋向类似于中心城市一样的漩涡，凭借着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迅速提升，持续吸纳农村地区资源向县城转移，加剧“农村病”症状。在农村人口流失的情况下所需的公共资源分配自然进一步减少，转移到县城地区，进而加剧县城与农村地区的不平等。

图2 2013—2022年末山西城乡居民常住人口对比   

第二，能源富集地区农村自身特色资源挖掘不足，农民收益较少。能源富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大多依赖土地资源、自然资源，对农副产品、民间工艺、劳动技能等自有特色资源挖掘不够，特色产业发展不足。且相对缺乏旅游资源，地理位置不佳，资源优势匮乏的农村在发展方向的选择上更加狭窄。加上村落间资源禀赋不同，吸引要素能力强弱各异，经济发展不平衡。具备天然优势的农村容易走上旅游强村或特色资源强村之路，资源贫瘠地区则发展落后，从而农村内部发展更加极化。

能源富集地区城乡建设与产业发展脱节，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受阻，以城市为中心的单极发展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导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依然较大。首先，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多年来，能源富集地区充分发挥本土矿产资源的优势，地区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但这种发展并不均衡。能源富集区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重化工业经济利润高，可吸纳各类优质生产要素，经济发展相对发达。而非能源富集区多以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经济为主体，经济发展略显滞后，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较为突出，城乡融合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其次，能源富集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占比逐渐缩小，但绝对值差距却不断拉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略显狭窄，生活品质不能与城市居民相比。由图3知，2012—2021年山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比从2.86直线下滑至2.4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似缩小，实际上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却在不断扩大，从1.32万元/人扩大至2.21万元/人，十年间累计增长了68%。虽然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各组成部分都实现了持续增长，但2021年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仅占全国城镇平均水平的75%左右，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不及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一半，城乡居民经营净收入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70%。总体而言，山西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关于消费情况，由图4知，2012—2021年，山西全省人均消费支出总额及各主要组成部分稳健增长。具体来看，人均消费各组成部分的增速由高到低排序分别是居住（141.68%）、教育文化娱乐（85%）、食品烟酒（67.16%）和衣着（31.11%）。其中，城镇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翻了一番，充分体现了城镇居民这些年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重视；农村居民在食品烟酒的消费增速高达96.27%，表明农村居民在饮食方面的改善；城乡居民在居住方面消费增速都超过了90%。但总体而言，山西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左右。

图3 2012—2021年山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图4 2012—2021年山西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二）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配置差距较大、互通有限，能源贫瘠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依然落后

能源富集区各市县的公共服务配置差距较大，其根源在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资金严重倚赖矿产资源收益。矿产资源富饶的市县在交通、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方面投资明显优于资源贫瘠地区，因而城乡融合发展的步伐相对较快[21]。

第一，城市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配置明显优于农村地区，城乡居民生活品质仍存在不可忽视的差距。以城市为中心发展模式的积累加上不可抗拒的现实原因，城市地区不仅在大型商超和文娱设施配备的数量、质量上超过农村，且因交通便利、互联网建设完善，城市居民对于线上消费的选择更多；而针对生鲜类具有时限要求的商品，农村居民则可能购买受限。在教学资源分配方面，城乡严重失衡，山西农村小学数量不断减少，教职工人数持续下降，2021年乡村小学数量仅为2326所，不及2012年的1/3；同期，乡村小学教职工数量以年均近10%的速率减少。在医疗卫生方面，农村资源配套颇为有限，综合型三甲医院、名优医生、先进医疗设备仍然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卫生所、村卫生室等设备配置落后，仅限于治疗简单疾病，提供应急突发性服务。在城乡交通建设方面，目前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于普通的公路改善上，如公路绿化里程和公路通车里程均保持稳定的比例，但仍没有突破交通建设的瓶颈。

第二，由于长期执行城市偏向型发展政策，能源富集区城乡差距存量过大，农村一时难以赶超，农村居民获得感有限，渗透效果有待提升。首先，为追求更具发展前景的工作、高薪工资待遇，并考虑到子女受教育情况，有条件的农村居民更倾向去城市定居，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现象严重。其次，能源富集地多处山区丘陵，人口分散，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公共服务难以惠及所有农村居民。即使当前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有限，但因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仍可能存在明显的公共资源错配。

四、共同富裕视角下能源富集区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

（一）推进能源富集区城乡产业协同互补发展模式，实现良性互动

第一，调整城市地区产业结构，增强与农村地区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能源富集区经济发展多以煤、焦、冶、电等传统产业为支撑，对生产要素需求大、吸引力强。在城市中心论的历史沿袭下，城市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却未发挥其辐射带动效应，城乡系统关联性较弱，互通有限。基于加强城乡互动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城市地区亟须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诸如乡村周末游、休闲康养、数字商贸流通等城市辐射能力较强的现代化产业，搭建城乡直销平台，促进产销对接，增强与农村合作的产业种类与范围。

第二，重视农村地区自身特色资源的挖掘，强调以人为主体的产业开发。在传统的“以城带乡”发展模式中，外来企业主导产业发展及利益分配，当地农村居民仅能获取低廉的资源转让租金和微薄的工资，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富裕。农村作为与城市同等重要的发展主体，多年来并未充分挖掘其应有的潜力与价值，而能源富集农村地区不仅具有丰富的生态景观、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有独特的传统民间技艺，因此，可以根据农村自然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进行资源挖掘，保护传统村落，实现人文、技艺与生态三者有机融合。

第三，产业互动遵循绿色发展原则，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能源富集地区城乡产业互动过程中要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协调发展原则，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杜绝以损害环境为代价换取农村地区赶超发展的错误模式。严格把控城乡合作的产业类型，实时监督产业合作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推动城乡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城乡生产生活遵循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严踩生态保护红线，加强重污染企业能耗管控与滥排惩罚力度，严防农村以牺牲生态环境承接城市污染性产业转移。从退耕还林、水土涵养、绿色生产和绿色出行着手，筑牢城乡居民生态环保意识，逐步提高城乡人均森林覆盖率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二）优化能源富集区城乡空间布局，引导生产要素资源向农村倾斜

第一，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减弱城市“虹吸效应”，推动先进要素向农村流动，加快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大空间格局。首先，调整城乡产业布局带动要素流动。统筹城乡农业、工业和文旅产业空间要素，通过产业协作推动城市优质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输入。其次，充分发挥县域对接城乡的作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以产业振兴为切入点，促进农民增收，引进人才并留住人才，打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因而，县域经济在城乡要素流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为弥合城乡间的要素鸿沟，可充分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通过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进而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大空间格局。

第二，加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确保基本公共资源均等分配。首先，加强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数字城乡建设样板。政府须继续增加对农村道路建设的资金投入，消除掣肘农村经济发展的交通阻碍，实现城乡道路互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重点打造城乡数字化平台建设，帮助农村居民快速了解城市地区的市场需求，也为城市拓展大量优质资源，提升城乡往来频率，实现农村高效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其次，统筹城乡公共服务标准制定，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农村边远地区倾斜。优化农村中小学布局，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提升农村教学软实力；提高农村基础医疗资源配置，建设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健全对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及老年人的关爱服务制度，激发留守村民的内生动力，共建和谐社会。再次，以县域为纽带，保障城乡区域基础设施协调建设、互通共享。部分县城在交通、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应确保区域内基础设施规模与常住人口数量基本匹配，因地制宜、分批推动县城道路、桥梁、移动通信、燃气、供排水等基础设施改造建设，为城乡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推动能源富集区城乡居民收入公平分配，实现农村居民收入赶超式增长

第一，提升农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优化农村居民收入结构。能源富集区农村居民收入财产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均低于城市地区收入占比，因此，有针对性地盘活农村现有资源，并鼓励农民实现学历和技能“双提升”，从根源上推动农民财产性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品质。一是逐步健全农民财产净收入增长机制。以市场需求为风向标，纵深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系列工作，加快完成农村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等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内容，健全农民对集体资产的继承权、担保权等一系列权益。二是不断落实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机制。建立城乡平等、规范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体系，完善招工制度，杜绝用人歧视，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平等就业制度，全力增加就业岗位，提供创业机会，统筹推进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三是渐进完善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长机制。培育县乡强辐射性的主导富民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推进县乡商业体系合理构建，使农民共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助力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长。立足农村资源要素优势，与城市产业集群形成区域性互补，加快发展多元化乡村经济。四是保障农民转移净收入机制持续落地。逐步扩大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的覆盖范围，完善生产者补贴政策和农民直接补贴制度。通过建立持续普惠性农民补贴机制来统筹融合涉农资金。

第二，纵深推进城乡资源价格对等，促进城乡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一定程度上，能源富集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长期利益为代价的。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城乡利益格局失衡的背景下，必须破除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和流动不均衡，重塑城乡关系，构建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体系，才能实现城乡共同富裕。首先，重点维护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村土地作为农民收入的基本来源之一，在农民教育、就业和医疗等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农村土地流转还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途径。因此，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必须要健全土地公平交易原则，让土地流转的收益切实成为农民利益的一部分，保障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权益。其次，健全农民政治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构建城乡间畅通的诉求反馈渠道，为重塑城乡关系做铺垫。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建立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在制度层面，政府需要健全农民利益诉求反馈渠道；在思想层面，农民应主动提升自己的维权意识和能力。最后，构建企业—农户利益联结稳态机制，通过股份合作、保底分红、利润返还等多种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农户自愿将土地经营权入股企业，完善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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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黄河流域能源富集区绿色发展机制及政策研究”(20BJL105);

文章来源:庞舒雅,张晓林,张波.共同富裕视角下能源富集区城乡融合路径探索[J].经济问题,2024(02):113-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