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水平测度,是衡量地方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水平高低的标尺。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特尔斐法等从构建产业兴旺指数、生态宜居指数、乡风文明指数、治理有效指数和生活富裕指数等层面进行地方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水平指数测度,以贵州省具有代表性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案例,测度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的情况,总体指数测度情况复杂,形成了“待发展型”“参差不齐型”“相对强劲型”的层级序列格局。为推进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实际效度,应积极构建产教融合新机制,打造产教融合、绿色生态新模式,走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未来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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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应用型高校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动力,在服务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方面全面振兴乡村的优势更加凸显,肩负着乡村振兴战略时代使命。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国一半以上的居民都生活在农村,农村幸福感的提升,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融合发展。虽然我国乡村振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回流等有利于乡村振兴的现象,但是成效仍然有待提升,减贫效应仍然动力不足,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困境。应用型高校作为横跨行业领域、技术领域、教育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辅相成。将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水平测度作为研究内容,有利于了解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的效度,测度应用型高校对乡村振兴产教融合的贡献程度[1]。
一、水平测度评价的构成要素
(一)产业兴旺指数
产业兴旺指数主要围绕优化第一产业,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促进多维度产业融合,不断以第一产业为基石,强化对第二、第三产业的支撑,同时又对第一产业产生促进作用。乡村振兴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发展乡村产业,通过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宜旅则旅、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运则运等方式,构建乡村产业结构体系,以实现产业兴旺、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这里主要考察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业人均能耗两项指标。
(二)生态宜居指数
宜居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民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农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生态宜居指数考量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情况,人居环境,人类工作条件等方面。这里主要考察农村用于基本医疗的床位数比、农村人均居住情况和农村环境卫生情况三项指标[2]。
(三)乡风文明指数
乡风文明指数意在促进农民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水平测度的提升,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的农村新风尚。乡村振兴中不断强化科教文卫体等全方面的提升,以适应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需求,乡风文明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支撑。这里主要考察农村新兴农民文化状况和农村新型农民文教娱乐状况两项指标。
(四)治理有效指数
治理有效指数是一个系统工程指数,包括文化、经济、制度等层面。为了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体验到幸福感和安全感,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力量融入乡村治理,以生态宜居环境为目标,将治理中的政府、社会、公众等组织产生合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治理有效”既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里主要考察农村基层组织机构建设状况和农村基层组织中新型农民占比情况两项指标[3]。
(五)生活富裕指数
生活富裕指数是衡量现阶段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指数,是我们不断解决好我国现阶段的矛盾的着力点。农民生活富裕,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生活富裕,而且包括精神层面的生活富裕,是当今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之道。这里主要考察农村农民的可支配性收入状况和农村农民的基础消费支出状况两项指标[4]。
二、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水平测度体系及模型建构
本文以贵州省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为研究对象,根据成果水平测度评价的相关理论,对照国内外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水平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贵州省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水平测度评价模型。
(一)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建构
科学测度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的阶段性成果,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尤为重要[5]。根据国内外有关学者专家建立的相关方法理论,结合国内外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测度研究的最新成果,采取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等方法[6]。对采集数据进行运算分析。对贵州省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水平测度所涉及的11个指标因子涵盖的内容、范围、关键数值等进行界定、分析,建构了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抽象处理[7],见表1。
(二)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权重值的确立
根据贵州省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的基本情况,采用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形式,由相应专家进行分类评分。评分情况运用相关测度理论流程,对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指标体系根据层次分析法赋值到各指标,按照解析体系中各因子指标之间的关系,构建体系结构。首先,同一层次的各因子指标重要度应排序,构造出一个模糊判断矩阵。其次,用模糊判断矩阵分别计算各层次因子的相对权重。最后,计算各层次因子对体系总目标的综合权重,再排序。构建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指数测度指标体系权重值,见表2。
三、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水平测度实证
在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水平测度实证研究中,搜集了2019年以来贵州省部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的200多个典型案例中产业兴旺指数、生态宜居指数、乡风文明指数、治理有效指数、生活富裕指数等方面影响较大的水平指数测度指标[8]。重点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24个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特点的案例,运用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水平经标准化后的量度值及模型,运算得出各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水平测度[9],具体见表3。其中,K1~K8为贵州省重点型代表,U9~U16为贵州省普遍型代表,C17~C24为贵州省特色型代表[10]。
表1 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表2 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水平测度指标权重
1.产业兴旺指数测度综合值分析。
产业兴旺指数由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业人均能耗两个指标体现。研究发现,整体上显示出无论是贵州省重点型代表、普遍型代表还是特色型代表,都因为各种因素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指数测度,呈现出震荡的趋势。作为贵州省重点型代表K8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测度指数,达到了0.267 9,在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业人均能耗指标水平测度上显示了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样作为贵州省重点型代表的K3却显示发展指数测度较低,指数测度只有0.160 3。这受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业人均能耗两个指标的影响,关系处理好了,将有利于产业兴旺指数测度的提升,反之,将会降低指数测度。这充分说明只有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业人均能耗两个指标合理协同、综合适契,才会达到提升指数测度的效果[11]。
2.生态宜居指数测度综合值分析。
生态宜居指数主要考察农村用于基本医疗的床位数比、农村人均居住情况和农村环境卫生情况三个指标指数。从实证情况总体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贵州省重点型代表、普遍型代表还是特色型代表,整体测度均处于中度发展状态,个别的特色型代表甚至出现较高的发展测度。例如,特色型代表C20和C23达到了0.136 6及0.125 1,有较强的发展势头,普遍型代表也是如此。由此,应加强农村用于基本医疗的床位数比,改善农村人均居住情况和农村环境卫生情况,才能强化生态宜居指数,提升整体发展水平测度。
表3 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综合水平测度表
3.乡风文明指数测度综合值分析。
乡风文明指数,不仅提升农村新兴农民文化状况指标,而且考察了农村新型农民文教娱乐状况。这是从文化层面到文化建设方略的跨越,是其逐渐形成体系的过程。研究发现,从贵州省重点型代表,到贵州省普遍型代表,再到贵州省特色型代表,发展指数测度值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例如,代表C17、C19甚至C21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指数测度水平。这些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乡风文明方面很淳朴。反观贵州省重点型代表,与其存在明显的差距,在法治文化层面和新型农民文教娱乐层面效能发挥一般,都具有较大的功能提升空间[12]。
4.治理有效指数测度综合值分析。
治理有效指数基于农村基层组织机构建设状况,农村基层组织中新型农民占比情况为实证对象。从宏观角度分析,贵州省重点型代表整体上低于普遍型典型代表和特色型典型代表。从局部整体中观层面分析,处于一个参差不齐的发展测度,例如,贵州省区普遍型代表U11明显处于高指数测度发展状态,说明该地区十分重视农村基层组织机构建设。从局部微观的层面来看,不难发现C20十分重视农村基层组织机构建设状况;农村基层组织中新型农民占比情况的实施,代表U11也十分重视农村基层组织机构建设状况。由此可知,农村基层组织中新型农民占比情况的调整,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5.生活富裕指数测度综合值分析。
生活富裕指数将农村农民的可支配性收入状况指标、农村农民的基础消费支出状况指标的方法功能指标为实证对象。从表3中可以看出贵州省重点型代表水平指数测度整体上明显低于普遍型代表和特色型的指数,这和各个农民可支配性收入密不可分,农村农民的基础消费支出状况指标显得尤为重要。从微观上看,省会城市的发展指数低于部分地区,发达城市的生活富裕指数高于不发达城市。这也说明农村农民的可支配性收入状况指标、农村农民的基础消费支出状况指标的综合运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提升生活富裕指数。
6.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综合水平测度分析。
图1实证显示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综合水平测度的趋势。整体水平测度不高,重点型代表其指数测度水平仍然处于“待发展型”,普遍型代表其指数测度处于“参差不齐型”,特色型代表其指数测度处于“相对强劲型”。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贵州省综合水平测度处于0.507 2~0.827 8,其中指数测度最高的是特色型代表的C20(0.827 8),最低指数的反而是重点型代表K1(0.507 2),平均指数测度为0.656 3。这说明,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成果还不明显,效果不佳,不同类型的代表存在不小差距,形成了“待发展型”“参差不齐型”“相对强劲型”的层级序列差距。另外,还说明特色型代表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方面围绕指数进行发展,不断围绕这些地区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着力,重点型代表应积极向这些地区看齐,将优势资源发挥到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上来[13]。
图1 应用型教育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综合水平测度
四、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的未来路向
(一)构建产教融合新机制,着力应用型高校服务产业振兴
应用型高校和乡村产业之间存在一个共生发展的关联,应用型高校作为产教融合和产业振兴之间的纽带,需要解决好时间、空间、结构和要素上相互交融的关系,确保它们之间能形成一种相生相伴的良好发展关系,构建产教融合多维度的共生关系,这样才能实现应用型高校助力产业振兴的未来之路[14]。
(二)打造产教融合新模式,着力应用型高校服务人才振兴
为了能实现各要素的充分耦合,在产教融合中,要积极寻求主导要素,运用关联作用建构辅助要素,将主导要素和辅助要素实现有效协同。积极推进应用型高校一专多能型人才的培养,实现人才结构和人才培育模式的新变化,创新乡村振兴人力资源的供给方式和供给平台,着力应用型高校赋能人才振兴,打造产教融合新模式。
(三)创新产教融合赋能新机制,着力应用型高校服务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包括文化主体、文化空间和文化再生力三个主要内容。文化主体是乡村文化的内核,在乡村文化中具有激活乡村文化空间的作用,既是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机制,也是乡村文化资源禀赋的源泉,能激发乡村文化空间和文化再生力,能为我们广大乡村地区树立文化自信注入活力。应用型高校应抓住文化主体、文化空间和文化再生力的功能,创新产教融合赋能的新机制,大力发展乡村文化,唤醒文化自觉,着力应用型高校服务文化振兴。
(四)建构绿色生态新模式,着力应用型高校服务生态振兴
绿色生态是乡村发展的可持续动力,乡村振兴离不开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就谈不上真正的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最好模式就是绿色生态,也就是在绿色育人理念、绿色育人体系、绿色技术服务、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和绿色文化方面助力乡村振兴。应用型高校要在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着力,从培育绿色理念、绿色体系、绿色技术、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和绿色文化入手,改革以往的培养体系,着力服务生态振兴,建构绿色生态新模式。
(五)助推组织结构新活力,着力应用型高校服务组织振兴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组织振兴必然要从组织要素、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等方面入手。应用型高校要考虑与组织要素、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高度契合,实现其功效的发挥。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保障功能,不断转变应用型高校培育观念激发动力功能,不断助推应用型高校改革改善服务功能,着力应用型高校服务组织振兴,助推组织结构新活力。
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评价研究的独特性、可行性、适用性和必然性决定我们要大力发展应用型教育,以应用型教育助推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产业的结构调整和革新,推动乡村人才的培育特色,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战略,需要因地制宜、全面革新、优化整治、统筹规划,通过多元化体系改革、优化与创新,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高质量发展的生活富裕、文明和谐的美丽新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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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2023年贵州省教育规划课题“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评价研究”(2023B044);
文章来源:欧阳小芽,廖艳,田源.应用型高校助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阶段性水平测度及其未来路向[J].机械职业教育,2024(06):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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