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乡村治则百姓安，百姓安则天下稳。复兴中华民族，乡村振兴是根本之策。乡村振兴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解决社会矛盾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在此背景下推进乡村治理，对强化国家治理基础、调和乡村发展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乡村振兴，需整合运用人力、产业、管理等资源要素，也需要强化乡村治理，形成文明乡风。强化乡村治理，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还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将强化乡村治理列为核心工作内容，要通过创新和优化乡村治理模式，优化治理制度，循序渐进地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乡村善治。

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强化乡村治理是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必然路径，也是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新契机。消除乡村发展痛点、难点和堵点，剖析乡村治理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是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必须激励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充分活化社会资源，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同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强信息交流共享。另外要增强干群法治观念，培育和弘扬乡村德治文化，凝聚乡村治理的强大合力，才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二、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治理的价值阐释

(一)乡村治理能提升农村社会运行效率与治理效能

乡村治理工作开展离不开基层组织力量凝聚，这种组织力量强于分散的农民个体，更能提升社会运行效率。通常来说，乡村基层组织可以采取三大组织模式优化外部环境，基于乡村治理减少主体交易成本。一是优化机构设置。通过扁平化设置乡村治理机构，加强网格化服务与管理，能切实提升公共事务处理效率。简化“复杂”的层级管理，能保障乡村公共服务精细化，提升乡村治理整体水平和效率。二是适当下移乡村治理重心。有助于消除乡村基层组织权责矛盾，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下沉”。三是深化“放管服”制度改革。始终以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完善组织管理体系，防止出现组织生活形式化问题，激发市场和社会潜能，在控制社会运行成本的基础上带动乡村发展。

(二)乡村治理能提升集体行动能力，增强村庄凝聚力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落实乡村治理工作，可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带动和辐射效果较好的经济社会组织，满足农业特色化、产业化及规模化发展需求，带动现代农业转型和农民增收致富。这种合作经济组织能调整和维系现代农业生产关系，动态化提升农村生产力水平，增强乡村治理效能，通过多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繁荣。基于这一合作经营模式，还可以有效释放创新活力，控制并降低小农户分散生产和经营的成本，基于资源整合共享和规模效益提高集体行动效能，通过生产的灵活性和集体议价能力，降低市场风险。同时，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也能带动村级公益事业，在建设各种公益平台的基础上吸纳各种组织广泛参与，形成强大的集体行动力和村庄凝聚力，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构建安定有序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

(三)乡村治理能扩大社会资本，带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嵌入于社会网络体系的社会资本具有互惠互利特性，可以通过强化利益联结机制，使广大农民、集体组织、社会资本等群体力量紧密合作、共同参与，彼此信任和依赖，提升集体行动透明度和效率。这种集体信任关系最终会上升为信任基层政府，提高政府绩效。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拓宽社会资本、解决社会资本问题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强化乡村治理，不仅能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为服务乡村振兴打通经脉，还可以为社会互助建立专有平台，弥合乡村道德教化功能弱化的不利影响，推动乡村产业链与社会网络互构，消除农村社会中的信任危机，基于善治乡村建设促进信任重建，增加农民的无形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乡村治理能激活乡村发展潜能，体现农民主体性地位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采取一系列倾斜性政策，引入和共享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创新技术应用平台。合理运用这些资源要素强化乡村治理，必须寻找高度匹配的承接载体和运转机制，并通过建立村组运转协调机制，推动乡村治理工作调研思考，将外部“输血”资源要素转变为内部发展“创新整合”要素和生产条件。同时，通过乡村治理，创建构筑人才引进培育平台，侧重公平原则构建再分配产业收益的调节机制，也能增强农民参与治理工作的内生动力，激发乡村振兴潜能。乡村治理还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农民文化教育等领域，可以科学搭建组织创新平台，确保各资源在农民之间公平配置，保护农民个人权益，充分彰显农民主体地位，为后续开展各项乡村治理工作提供保障。

三、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约束

(一)乡村治理村民主体性缺失，治理主体严重弱化

1.治理主体中坚力量流失，欠缺后备力量。

首先，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主体整体力量不足问题。及时更新乡村治理目标，创新治理模式尤为关键，有助于切实保障社会治理效能，但部分基层领导者不了解治理工作内涵、优化方向，无法针对治理工作做出功能定位。一些基层领导单纯按照总体治理要求开展工作，采取形式化治理措施，这种治理创新行为存有盲目性，效果低微，不能激发各乡村治理主体的热情和积极性，乡村协商治理呈现“虚置化”“形式化”。其次，乡村地区人口结构失衡，也会影响治理主体力量。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呈现“空心化”现象。加之乡村承载就业的产业和空间不足，导致很多年轻人和高学历人才外流，乡村留守儿童和老龄人口增加，治理主体结构失衡，乡村治理后备力量欠缺。

2.普通农民主体性缺失，无法及时学习新知识导致能力不足。

首先，在开放性乡村社会当中，社会分化度提升，单一稳定的社会利益空间遭受分割，农民利益诉求变得碎片化，不但扰乱了乡村社会秩序，还削弱了乡村社会治理力量，影响农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其次，结合村庄结构分化及其社会治理特征落实乡村治理工作，能契合农民内心想法，满足农民内心需求。但乡村社会管理存有一定的封闭性，组织分化不利于利益表达，也无法积极参与治理活动，导致集体失语问题。同时，农民群众普遍学历较低，民主精神素养不高，欠缺地方性知识理解，存在固有的行为习惯，无法及时接受乡村治理新知识和新事物，被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活动，导致自身主体性缺失。

(二)乡村治理体制尚待完善，自治组织建设有待完善

1.自治组织治理能力弱化，治理虚化特征明显。

首先，在乡村治理工作中，自治组织治理能力尚待提升，表现为基层村干部领导力欠缺、村级组织资源配置能力不强、组织凝聚力不高。国内制定和执行“乡政村治”体制，以行政村为结构单位展开村民自治，乡镇政府给予乡村自治组织指导和帮助。但该治理体制存有一定的惯性，导致村民自治组织缺乏工作激情，需要依赖于乡镇管理，不仅欠缺利益制衡威信，还欠缺经济保障，存在公共权力弱化问题。其次，国内乡村社会结构已经得到了优化和创新，同质性元素越来越少，治理工作开展依赖于经济理性支配，公共精神缺失，乡村社会网络退化，内外环境变动导致传统社会权威秩序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村民自治组织物质与权威性资源不足，呈现出明显的治理虚化特征，无法保障乡村治理效率。

2.自治组织建设不到位，无法契合农民的真实要求。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强化乡村自治组织建设的重要途径，但很多地区存有建设滞后性问题，无法满足农民的真实需求。首先，存有队伍建设问题。人口外流导致乡村出现“三留守”(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空心化困境尚待化解，不仅给治理工作带来阻碍，还削弱了社会发展活力，自治组织成员治理能力不强、后备人才资源不足，无法完成乡村治理目标任务。其次，存有农村基层组织优化问题。在农民群众利益诉求快速分化的情况下，部分乡村地区的自治组织未实现利益资源整合，协调机制和体系不完善，导致内部利益失衡。这种利益分化加速和制衡不到位的矛盾严重影响乡村治理工作开展，影响乡村振兴的发展进程。

(三)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缺乏动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1.技术发展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受阻，存有数字化治理风险。

首先，乡村地区普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薄弱问题。相较于城市地区，乡村地区的宽带网络覆盖率较低，电子设备普及程度不高，信息通信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农民在获取信息、参与决策和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障碍，阻碍了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和推广。其次，数字化技术运用需要人才支持和技术培训。乡村地区的人才储备相对不足，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应用。农民的科技意识薄弱、数字技能水平相对较低，需要通过培训和教育来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从而使其熟练运用数字化技术参与乡村治理。同时，乡村地区在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相对薄弱，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以确保数字化治理过程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2.资源保护与农业发展存有矛盾，对可持续治理形成掣肘。

首先，乡村地区面临资源开发与保护矛盾。在追求经济发展和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乡村地区需要有效保护土地、水源、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确保生态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乡村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资源保护的经费和技术支撑存在困难，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和破坏现象时有发生。其次，资源保护与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农业是乡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传统的农业模式往往过度依赖化肥、农药和灌溉水源，严重地污染和破坏了土壤、水资源和生态系统。因此，在资源保护与农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推动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绿色农业转型，是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任务。

(四)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观念不强，德治基础薄弱

1.基层干部和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首先，在乡村治理中，部分基层干部自治意识不强，现代化治理理念淡薄，习惯于大包大揽。错误地认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无法快速推进治理工作，面对上级压力和农民群众的要求，基层干部一味变通，极易走上违法道路。其次，村民也存有法治观念淡薄问题，喜欢找关系办事，信官、信权、信访，但是不信法、不守法。同时，信访“一票否决”旨在倒逼基层落实信访维稳工作责任制，确保矛盾在基层解决。但群众诉求千差万别，点多面广，错综复杂，不能简单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和评判。一部分村民未实现自身诉求、维护自身利益，只能走上访途径，不会考虑是否合法，“信访不信法”这一尴尬局面严重阻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

2.陈规陋习尚待整治，价值观拜金主义盛行。

首先，在乡村治理中，文化和道德教育是发展之源，但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背景下，出现了很多文化道德问题。部分乡村地区存有陈规陋习回潮情况，阻碍乡村社会治理。其次，乡村地区随礼现象衍生出很多陋习。在国内这种伦理型社会中，人情和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交换方式之一，维持、强化并创造了各种社会连结。在广大农村地区，高价彩礼、人情攀比、薄养厚葬等现象蔚然成风，随礼份子钱也持续增加。这种随波逐流的现象给农民带来负担，助长了乡村不良风气。在乡村文化道德领域，拜金主义更是盛行，扭曲了农民的人生观、价值观，亟须加强乡村道德文明建设，持续深化农村社会治理。

四、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有效治理的推进路径

(一)激励农民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充分活化利用乡村社会资源

1.激发农民组织参与治理工作的热情，增强治理效能。

随着乡村经济快速发展，乡村治理模式、制度都得到了优化，继续沿用以往的基层党组织治理框架，无法满足新时期农民群众的真实需求。满足农民多样化诉求，必须以完备的多功能治理组织为基础。因此，要结合政治、社会管理分类，拓展优化和多元自治主体需求相契合的农民组织，并制定和实施农民组织奖励制度，激发农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和积极性。要凝聚多领域农民组织力量，促进乡村高效治理和乡村现代化建设。同时，在社会转型和持续升级背景下，必须在乡村治理工作中秉持开放性态度，基层组织必须敢于打破束缚、敢于创新，增强乡村创新治理效能，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助力乡村振兴。

2.活化各类社会资源，激发基层治理内在动力。

首先，要挖掘和合理利用乡土文化，持续优化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激发基层治理内在动能，维持农村公共秩序，保障治理效果。活化农业文化资源，能提升农民群众的文化素养，提升自治能力，有利于现代农村社会治理，因此要在乡村文化实践中挖掘文化内容，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心，从乡土文化中挖掘治理力量，补足乡村振兴之钙。其次，要坚持群众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维护农民的主体性权益。通过建立健全农民参与治理机制，培育和壮大农民自治组织，及时改进和更新乡村治理目标，尊重农民意愿和满足农民需求，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维护乡村和谐稳定，增强基层治理内在动能。

(二)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1.建立村民自治平台，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组织。

首先，建立村民自治平台，完善村民自治，可以激发乡村治理活力，实现乡村治理新格局，为乡村振兴增添内生动力必须着手建立村级议事会。因此，要建立健全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机制，畅通参与通道，增强农民群众参与治理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农民群众的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其次，强大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关键，可以盘活乡村资源，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乡村集体经济运转可促进资产共享共用，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必须持续深化集体所有制改革，增强集体经济实力，通过创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增加农民收入，带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同时要结合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管理和运行机制，及时解决集体经济发展问题，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乡村治理工作的利益联结，为乡村治理提供强大的制度和经济保障。

2.走协同治理之路，弥合城乡社会治理的二元分化。

首先，要强化乡村协同治理，深化治理体制改革。基层政府要大力发展和建设社会组织，给予组织指引和支持，并搭建智能治理平台，鼓励组织参与治理活动。同时，要优化基层组织结构，凝聚文化精英、经济精英的组织治理力量，提高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实现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协同共进、功能耦合，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其次，要基于城乡融合，缩小二元分化差距。打破二元制度藩篱，推动城乡经济协同发展，促使农民群众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融合运用多种治理要素，清理治理障碍。同时，科学应用智能网络技术，推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三社(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和虚拟社区)联动，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二元结构，探索出城乡治理与乡村振兴“并驾齐驱”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三)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强信息交流共享

1.着力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提升农民群众幸福感。

现代乡村治理体制离不开科技支撑，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引入数字化手段。首先，要推动农村基层党建数字化。完善“互联网+党建”平台，运用数字技术丰富党的理论与政策宣传方式，强化智慧党建管理，推广“阳光党务”，将乡村基层党务在线公开，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效率，强化党建工作质量改进。其次，要推动“互联网+监督”。完善村内重大事项公开，村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事结果公示等制度建设，促进村务信息及时公开，提高村级信息的透明度，实现“三务”公开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农民群众知情权。乡村治理数字化能加快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显著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支撑。

2.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电子化居民议事平台。

利用数字化平台，可以更好地组织和管理乡村社区事务，增强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和参与意识。首先，要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利用县城市超脑数据平台，及时更新监测户的基本情况、收入来源、帮扶措施等数据，并与各部门和乡镇共享，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各部门、各单位可根据需求申请使用数据，解决了多部门数据、时间不一致等问题，提高了信息数据的使用效率。其次，要利用数字技术分析、研判疑问数据。每季度对监测户进行一次全面核查，严把数据入口关，规范数据采集工作流程，对录入的疑问数据及时进行反馈和核实，对存在收入下降、生产生活困难等问题的监测户进行重点关注，并及时采取帮扶措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信息化与农村发展相结合，有助于提高农村产业竞争力、治理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增强乡村社区自治能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目标。

(四)增强干群法治观念，培育和弘扬乡村德治文化

1.保障村民自治权实现，遵守乡土社会中的“乡规民约”。

村民自治权是一种基础性权利，必须配备相应的救济机制。村民可在自身权益受损后以依法采取救济方式，保障个人合法权益，这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作。首先，应完善自治权立法，将自治权落到实处，保护村民自治权。同时加强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保障组织选举公正性、民主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合理性，增强村民的自治意识，加强对他们的自治教育。其次，良好的村规民约也能唤醒乡村自治力量。乡村地区要注重村规民约订立，将法律法规融入其中，采取入户宣传的方式，增强村民的法治意识，推进乡村依法治理和法治建设，护航乡村振兴。在乡村治理中，要注重挖掘以乡规民约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以乡规民约规范、引导、评价乡村社会治理，增强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秩序生成功能。

2.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增强农民对新乡贤文化的认同。

乡村治理工作中，德治是文化根基，必须坚持德治策略，从内心情感入手约束和管理农民群众的行为，获得社会认同。首先，要汲取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和合理运用美德资源。在契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丰富美德资源内涵，合理运用农村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材料，多途径、多形式宣传道德模范，让文明新风融入农村生产生活和乡村治理各个方面。同时结合农民生活习惯，科学运用多媒体资源，创建新媒体平台，讲述道德故事，开展“善行义举榜”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榜样人物的道德示范作用，鼓励农民发扬践行传统文化美德。其次，新乡贤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新乡贤文化是乡村治理的核心资源。要培育能彰显乡土特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新乡贤文化，成立乡贤馆，整理优秀乡贤事迹材料，让农民群众学习，增强人们对新乡贤文化的认同度，发挥新乡贤对乡村治理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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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CZZ011);

文章来源:李彦.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治理的价值阐释､现实约束与推进策略[J].农业经济,2024,(08):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