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要求,也是人民群众普遍期盼的目标｡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收入结构不断改善,消费总量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政府通过采取多项措施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增长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而家庭创业被认为是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家庭创业作为一种自主创业行为,旨在通过个体和家庭的努力实现创业梦想,并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随着社会创业环境持续向好,家庭创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家庭创业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通过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促进更加灵活的市场结构和创新等方式,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王婷婷和郑馨,2022)｡共同富裕是指在全体人民共同致富的基础上,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社会公平正义,从而实现大众共同繁荣｡这一理念在当前社会发展中日益得到重视,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共同富裕不仅可以促进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能力提升,还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家庭创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和创新方式,对促进居民消费和增加就业贡献巨大,这使得家庭创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形成了知识型､技术型､服务型等新兴创业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新动力｡

随着越来越多自主创业以及新兴商业模式的迅速发展,家庭创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家庭创业所创造的效应,不仅提高了居民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共同富裕的实现｡然而,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挖掘｡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创业是有效解决居民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途径(于林月和成盼盼,2020)｡随着“互联网+”业态的快速发展,居民创业意愿不断提升,而现有研究大多讨论创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对创业行为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较少(尧秋根,2005),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创业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探讨｡一些研究表明,家庭创业可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王婷婷和郑馨,2022)｡但也有学者指出,家庭创业可能会使得家庭成员劳动力过度集中在创业项目上,存在一定风险,不利于居民收入提升与缩小收入差距,进而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不利影响(赵朋飞,2022)｡二是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家庭创业｡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例如,王浩林和王子鸣(2020)探讨如何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促进家庭创业的发展｡纵阅文献可知,目前研究缺乏对共同富裕背景下家庭创业与居民消费的影响关系及作用机制解构,且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需要进一步厘清其内在联系｡鉴于此,本文利用2015-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构建共同富裕背景下家庭创业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框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实证论证｡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的提出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升级浪潮的背景下,家庭创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创业作为生存方式｡从资源约束理论来看,任何时候个体所拥有资源都是有限的,而资源的利用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利用资源的决策都需要在有限的资源下进行考虑｡因此,资源优化配置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将会影响个体消费和生产行为(余义勇和杨忠,2021)｡当家庭选择进行创业时,其所拥有的资源是在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进行配置的,相较于大型企业,家庭创业团队所拥有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等资源都非常有限(施文全和王晓路,2020)｡因此,为了实现家庭创业的目标,家庭需要对其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才能实现错位竞争和有效利用资源的效果(李雪灵等,2022)｡具体来说,从创业家庭结构层面看,在家庭创业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地位和家庭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这将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同时也能够增强家庭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和互动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和支持,进而提升家庭成员对消费习惯和观念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影响｡从家庭经济收益来看,创业成功的家庭将会拥有更多经济收益,能够刺激家庭成员在消费观念和习惯上的改变和升级｡成功的家庭创业团队可以利用创业带来的利润和回报去实现自身消费升级,而消费升级会随着收入的提升而不断增加,从而加速家庭消费成本的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发挥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家庭创业｡家庭创业可以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改善其生活条件和消费结构,而共同富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周抒和李向东,2023)｡具体来说,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理论来看,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家庭创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而共同富裕水平较低的家庭创业可能会面临更多挑战,如资金不足､市场准入限制等,这可能会限制居民消费增长｡同时,不同共同富裕水平家庭创业会受到地区经济及创业环境的影响,其创业风险也不相同,在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地区,创业活跃度相对较高,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使得家庭创业进一步降低风险,从而保障居民收入稳定性,使得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较为乐观,更愿意进行消费｡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共同富裕在家庭创业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关系中起到显著调节作用｡

家庭创业是一种受到广泛关注的现象,对居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然而,不同地区在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面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文化水平｡首先,经济发展水平是地区在家庭创业影响居民消费中差异性的重要因素｡经济落后地区往往缺乏足够就业机会和商业环境,限制了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单浩耘,2021)｡这种情况下,即使家庭创业可以提高居民收入,也很难改变地区整体消费水平低下的事实｡相比之下,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更为完备的商业生态和就业机会,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更强,家庭创业也能够更好促进其消费结构升级｡其次,消费文化也是地区在家庭创业影响居民消费中差异性的一个关键因素｡不同地区消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消费习惯､消费需求和消费观念等都不同｡例如,一些地区消费文化更加注重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礼仪规范等,而另一些地区则更加注重时尚､娱乐和个性消费等｡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创业与消费的关系也会有所不同｡综上所述,地区在家庭创业影响居民消费中存在差异性｡经济发展和消费文化是主要影响因素,其对家庭创业与消费关系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关系中存在地区差异性｡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为探究共同富裕背景下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此外,为进一步减少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等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家庭规模､收入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并将模型设定如下:

为研究家庭创业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HCMi,t表示居民消费升级;αi,t表示回归模型截距项;FEPi,t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家庭是否创业的二值变量｡Controlsi,t为相关控制变量集,εi,t为随机干扰项｡

进一步检验家庭创业和共同富裕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共同富裕程度这一解释变量,考察家庭创业和共同富裕分别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从而为模型(3)的解释提供基础,其中CPY为共同富裕程度｡

进一步检验共同富裕在家庭创业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构建如下模型:

式中,FEPi,t×CPYi,t为家庭创业与共同富裕的交互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在2015-2021年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CHFS)｡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首先筛选出回答问卷时为户主的家庭样本,并删除年龄小于18岁和大于85岁的家庭样本｡此外,本文宏观层面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三)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升级(HCM)｡在问卷数据中,详细询问了居民家庭各类消费支出数据,包括居住消费､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以及文教娱乐消费等八大类消费｡因此,本文参考郭琛等(2023)的做法,用发展享受型消费之和占总消费的比值来表示居民消费升级｡

2.核心解释变量:居民家庭是否从事创业活动(FEP)｡已有文献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中家庭成员是否从事独立生产经营活动这一特性来衡量家庭是否创业｡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数据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研究数据,根据CHFS问卷中的问题“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括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经营企业等?”,将回答“是”定义为家庭创业,回答“否”定义为非家庭创业｡本文进一步将家庭创业分为自雇创业和雇主创业两种行为｡

3.调节变量:共同富裕指数(CPY)｡本文主要从相对富裕程度和贫富差距两个维度来衡量共同富裕｡在相对富裕程度方面,本文采用姜杨和朱显平(2021)的方法,以各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反映相对富裕程度;在贫富差距方面,本文采用高勇(2023)的方法,通过地区基尼系数来反映贫富差距,并通过熵值法计算共同富裕指数(CPY)｡

4.控制变量｡为能够准确评估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本文对如下变量进行控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以及地区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具体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方法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家庭创业与居民消费升级呈正相关关系(r=0.236,p0.01),初步验证了假设｡此外,各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低于0.5,研究模型设计较为合理｡

(二)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将面板数据导入Stata软件中进行回归分析｡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均小于3,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家庭创业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表示在不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估计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模型(2)(3)分别是在控制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特征的情况下估计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通过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控制相关变量,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都具有显著影响,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验证了假设1｡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在表3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计量模型与调整样本周期的方法来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采用替换计量模型｡前文研究主要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进行回归来检验家庭创业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为增强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混合OLS回归来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结果可知,在采用混合OLS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时,与原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其结果与原处理方式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基本结论依然成立｡

表1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表2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3家庭创业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回归结果

表4替换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5调整样本周期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二,采用调整样本周期法｡本文进一步调整样本周期,通过保留2017年以及2019年家庭样本数据,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来检验结果是否稳健｡根据表5结果可知,在采用缩短时间窗口方法改变样本周期的情况下,结果依然显著,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四、基于共同富裕背景的拓展性分析

(一)家庭创业对不同层次居民消费的影响

通过前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但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具体影响在哪些方面未进行深入探讨,故此,进一步探究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具体影响｡本文借鉴王奕霏等(2023)的研究,在其基础上将居民消费结构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及享受型消费,探究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具体影响｡其中,生存型消费主要包括在食品､家庭日用品等方面的支出;发展型消费主要包括教育､医疗､通信上网等方面的支出;享受型消费主要包括旅游及奢侈品等项目的支出｡

表6显示家庭创业对不同类型居民消费的影响,其中模型(1)表示家庭创业对享受型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模型(2)表示家庭创业对发展型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模型(3)表示家庭创业对生存型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在享受型居民消费结构中,家庭创业在1%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享受型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系数为0.243;在发展型居民消费结构中,家庭创业在5%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发展型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系数为0.173;在生存型居民消费结构中,家庭创业在5%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生存型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系数为0.142;通过表6结果可以看出,家庭创业虽然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其中家庭创业对享受型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发展型与生存型居民消费结构,这表明家庭创业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促进居民消费升级｡

(二)共同富裕的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式(2)(3)构建的调节效应模型,本文对共同富裕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其中模型(1)是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共同富裕变量;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家庭创业与共同富裕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中模型(2)结果可知,家庭创业在5%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家庭创业与共同富裕的交互项在5%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升级,表示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表明共同富裕显著增强了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即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2｡

(三)不同地区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前文研究得出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影响,那么受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影响是否也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进行实证研究论证,划分为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其中(1)表示为Orientation==1为东部;(2)表示Orientation==2为中部;(3)表示Orientation==3为西部,具体如表8所示｡

表6家庭创业对不同类型居民消费的回归结果

表7调节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表8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由表8中模型(1)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对于东部地区,家庭创业在1%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系数为0.348;对于中部地区,家庭创业在10%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系数为0.238;对于西部地区,家庭创业在10%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系数为0.217｡首先可以看出,受地区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企业密集,创业机会相对较多,创业者在市场中具有更多竞争优势,从而可能带来更高收入和更高水平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社会福利和教育资源相对较好,也可能促进人们的创业意愿和职业发展,从而间接提高其消费能力,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创业环境和机会相对较少,投资回报率也可能低于东部地区,这可能导致创业者收入水平较低｡此外,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等,也可能对家庭消费能力产生影响｡由此可见,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性是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程度的重要因素,验证了假设3｡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选取2015-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共同富裕背景,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就家庭创业､共同富裕以及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差异性,其中对居民享受型消费影响最大;第三,共同富裕在家庭创业影响居民消费升级中发挥调节效应作用;第四,不同地区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依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政府应当出台更多有利于家庭创业的政策,如税收减免､创业补贴､简化创业程序等,以鼓励更多家庭投身创业活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家庭收入,从而提高其消费能力｡第二,政府和相关企业应通过市场调研,了解家庭创业对不同消费类型的具体影响,进而制定针对性消费引导政策｡例如,通过推广高品质的本地产品和服务,鼓励居民增加享受型消费,同时提升家庭创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三,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考虑如何通过家庭创业活动促进共同富裕｡例如,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那些能够带动就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升社会福利的家庭创业项目｡此外,应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降低创业门槛,提供创业指导和服务,特别是在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支持,以促进家庭创业的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第四,各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制定针对性家庭创业支持政策｡鼓励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如文化旅游､生态农业､手工艺品等,以激发家庭创业活力,并通过特色产品和服务吸引消费者,促进地区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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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新疆社科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研究”(编号:2023BDJ021);

文章来源:罗杰.共同富裕背景下家庭创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5,(05):4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