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创企业作为不可忽视的创新力量，一向被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新创企业以其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有效满足市场需求，促进了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但与成熟企业相比，新创企业普遍面临着规模不经济、资源约束等问题，其中资金约束问题尤为突出。在“新生弱性”和“小而弱性”的双重约束下[1]，如何保证新创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持续投入，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伴随着金融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数字普惠金融使我国的金融发展模式产生了变化，有效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范围[2]。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的文献层出不穷。其中，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学者以上市公司或新三板企业为样本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并从金融监管、融资约束、企业营收、创新环境、企业家能力[3-6]等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但新创企业创新方面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因此，文章选取2013—2022年创业板新创企业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创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文章的边际贡献有：第一，从新创企业角度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新创企业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新创企业内外源融资能力进而促进创新的中介效应，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研究。第三，基于新创企业创新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区域和企业异质性分析，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企业创新提供了经验支持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创企业自主创新

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和保持市场竞争力的根本驱动力，这依赖于人才、政策、资金等系统的支撑，因此，金融成为企业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创企业的创业模式和财务特点要求其必须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否则，企业将不能充分利用其要素禀赋，创新活动可能陷入低水平均衡状态。但与成熟企业相比，新创企业因为规模不经济、交易成本高等原因在金融市场上更可能遭受金融排斥。而数字普惠金融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融入传统金融模式，为新创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机遇。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基于数字技术，高效吸收金融市场中的长尾群体，有效实现对传统金融市场的扩容补充，丰富了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和融资渠道；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对传统金融业务进行改造优化，有效降低了新创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帮助金融机构精准识别高价值的创新项目，进而提高对新创企业的创新投入[7]。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新创企业创新。

2. 内外源融资能力的中介效应

企业的创新活动通常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周期，同时伴随较高的风险，并且其最终结果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在创新中面临着融资约束的问题。新创企业在发展中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费用，面对传统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排斥，新创企业首先考虑的是提升内源融资能力，而内源融资能力与企业营业收入息息相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提高企业营业收入，因为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提高了居民的信贷可得性，释放了消费需求，增加了消费支出，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消费者的支付和购物方式变得更为便利，提高了居民整体消费水平，进而提升了企业营业收入。从企业角度来看，营业收入提高可以改善企业的现金流状况，缓解企业内部流动性约束，有利于企业从内部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创新[8]。从行业层面看，企业营业收入提高反映了行业前景向好，这会使公司管理层持有乐观预期，从而激励企业对创新的投入[5]。

而当内源融资不足以支持新创企业创新时，企业会转向外部市场。由于新创企业具有重研发、轻资产的特性，通常面临着突出的融资约束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升新创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进而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多的外部资金支持。具体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依托数字技术，迅速搜集信息，使金融机构能更高效、便捷地评估新创企业信用等级[9]，缓解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依托的数字技术拥有便捷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检测方式，降低了金融机构运营维护成本及审核成本，进而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第三，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有效避免了传统金融依靠物理网点提供服务的特性，金融数字化和平台化发展推动了金融机构为新创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融资服务，拓展了新创企业的融资渠道。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企业内外源融资能力促进新创企业创新发展。

三、模型设计及变量说明

1. 模型构建

为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创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章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Innovationi,t为新创企业i在第t年的创新水平，解释变量DIFj,t表示新创企业i所在的省份j在第t年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控制变量Controls包括对新创企业创新影响的若干因素，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ηj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2. 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新创企业创新水平

专利数量是衡量企业创新水平的最准确最直接指标。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分别以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衡量新创企业创新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文章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0]的省级指标度量，包括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总指数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子指数进行分析。

(3）控制变量

文章控制了企业特征、地区宏观经济发展因素、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其中企业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成长能力、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和盈利能力，地区宏观经济发展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各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3.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目前，对新创企业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观点。有学者认为成立时间在8年以内的企业为新创企业[12,13]，也有学者认为成立时间在12年以内的可视为新创企业[14]。文章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2013—2022年创业板中成立年限在3～12年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删除ST和ST*样本，最终得到2576个样本。专利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企业数据均来源于Wind与CSMAR数据库。

4.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新创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均值为3.035，标准差为1.361，最大值为6.939，最小值为0，与最大值相差较大，这表明新创企业整体创新水平较低，且不同企业的创新水平差异较大，新创企业专利授权数量的统计结果同样可得到上述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均值和标准差数据表明，我国各省份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三个子指数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显著，进一步凸显了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列(2)分别对Inn1和Inn2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专列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大幅提升新创企业创新水平。假设H1得到证实。

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细分指标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分析，文章将三个子指数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列(3)～列(8)所示，可以看出，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这两个指标均能显著推动新创企业创新，但数字化程度指数并不能提升企业创新。原因可能是，数字化程度指数主要衡量个人用户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程度，因此对新创企业创新水平不能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2. 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处理

为排除变量缺失和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文章参考王宏鸣等(2022)[15]的做法，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滞后一期与数字普惠金融在时间上的一阶差分的乘积(IV)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列(1)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列(2)、列(3)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内生性问题得到处理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创企业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

(2）稳健性检验

第一，更换回归模型，由于专利数量指标具有零值堆积且正值连续分布的特征，因此文章更换为T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5列(1)、列(2)所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DIF)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结论一致，结论稳健。第二，更换被解释变量，在企业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中，企业的发明专利更能凸显企业的核心创新水平，因此，文章参照现有研究，以企业申请发明专利加1取对数(Inn3)以及企业授权发明专利加1取对数(Inn4)替换原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如表5列(3)、列(4)所示，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仍能促进企业创新水平发展，说明基准结果结论稳健。

表3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创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表4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表5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表6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3. 异质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

两个分样本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分样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中西部地区的DIF系数比东部地区高，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创企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原因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能打破传统金融限制，将产品和服务向较为落后的偏远地区延伸，“普惠性”和“包容性”特征显著，因而可以有效改善中西部地区的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问题，对新创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相比之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体系相对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较小。

表7 企业异质性检验结果

(2）企业异质性

第一，基于产权性质的多样性，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结果如表7列(1)～列(4)所示。在非国有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DIF可显著提升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但对国有企业创新出现抑制作用。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企业信息的透明化程度，有效缓解了非国有企业面临的信贷歧视问题，显著改善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环境，减少了金融排斥现象，非国有企业可以获取更多资金支持，从而增强了非国有企业创新水平。而国有企业一般通过传统金融体系获得资金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负向影响。

第二，基于科技属性的不同，将样本企业分为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检验结果如表7列(5)～列(8)所示。高科技企业的数字普惠金融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在非高科技企业并不显著。原因在于，高科技企业更注重产品研发，更加依赖创新活动带来的收入，但创新活动往往风险较高，所以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约束更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使得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得到提升，企业创新意愿更强。而非高科技企业并不热衷通过创新来维持经营，其经营收入更多来自资源的持续投入，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并不能驱动非高科技企业创新。

五、作用机制分析

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16]的方法，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Mediatori,t，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何种机制促进新创企业创新。模型设置如下：

1. 新创企业内源融资能力提升分析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居民信贷可得性、推广电子商务等方式促进居民消费，进而增加企业营业收入，提高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缓解其流动性约束，进而促使企业提高创新投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按照上述递归模型进行验证，其中企业营业收入指标表示为Revenue，并以Mediatori,t作为中介变量。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列(1)中DIF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改善了新创企业营业收入水平，与文章理论分析相吻合。列(3)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营业收入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创企业创新水平的解释力度显著降低，营业收入的中介传导机制成立，中介效应大小为0.121(β1-θ2)；而列(5)数字金融指数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这表明数字金融能通过改善企业营业收入水平提高企业内源融资能力，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表8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内源融资能力提升

2. 新创企业外源融资能力提升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提升财务稳定性，进而提升企业外源融资能力，促进企业创新[4]。文章构建SA指数来衡量新创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SA指数越大，表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强。同时，构建财务费用率衡量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对上述两个中介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列(1)的结果显示，DIF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减少了新创企业的融资约束。列(2)、列(3)中，SA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融资约束具有降低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DIF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上较表3明显降低，表明融资约束是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的部分中介因子。同理，财务费用率作为中介变量时，Sobel Z统计量分别为3.474和2.596，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说明财务费用率同样是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之间的部分中介因子。

表9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外源融资能力提升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选取创业板2013—2022年的新创企业创新活动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创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驱动新创企业加强创新活动，子指数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第二，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指标和关键变量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文章的结果稳健。第三，异质性分析。区域异质性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更大，说明在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能更好地发挥普惠性特征，实现对传统金融的有益补充。企业特征异质性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其的创新激励作用更明显。第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新创企业营业收入，提升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外源融资能力，助力新创企业不断创新。

基于上述结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新创企业应发挥协同作用，借力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就新创企业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地方政府要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数字产业链和生态圈建设，尤其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要丰富企业创新的外部资源，例如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社会保障等多种渠道，促进政府支持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第二，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针对新创企业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并有针对性地关注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需求，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第三，新创企业不仅要关注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变化，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而且要以创新为引导，通过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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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启动专项项目(JZ2020HGQA0181);

文章来源:何芸,杨阳丹.数字普惠金融驱动新创企业创新的研究——基于内外源融资能力的中介效应视角[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08):128-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