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为我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源泉，被有关专家学者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随着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和独生子女文化遗传性的双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后尤其是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低生育率、少子化等结构性危机充分暴露，中国传统的人口优势不断丧失。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红利表现形式开始转型，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现，被相关专家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基于人口红利的延伸概念，为分解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有效判断人口红利转型趋势，本研究将人口结构转变的红利称之为“数量型人口红利”，形成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寿命延长；将人力资本强化的红利称之为“素质型人口红利”，形成素质型人口红利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强化。

近几年来，随着武汉、西安、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城市密集出台人才落户和创业政策，各地人才竞争不断升级和加剧，政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19年，广州、深圳、杭州接连出台重磅人才政策，将这场“抢人（才）大战”推向高潮。尽管当前学术界对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何时结束还存在分歧，数量型人口红利机会窗口虽依然开放，但正在关小的事实不容忽视，未来如何充分抓住素质型人口红利机会之窗开启的历史机遇，实现两个人口机会窗口重叠并加速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素质型人口红利转变，持续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现代化人口条件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相关文献综述

人口红利既是人口问题，也是经济发展问题，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尤其是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持续探究的重要命题，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又一度让人口红利的衍生研究成为人口问题的热点方向。仔细梳理不难发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本上来说是从数量、质量、结构三个维度展开的（参见图1）。人口红利（DemographicGift）是由布鲁姆和威廉森（Bloom&Williamson)[1]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形成的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增长，最终形成人口结构优势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契机。2002年以后，学术界正式使用DemographicDividend表示人口红利，表示基于人口机会之窗所能实现的经济效益。即人口红利并非现实红利，它是经济增长的充分非必要条件，是经济发展潜在的可能性机会，只有把握了人口机会之窗，才能将潜在的优势人口结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2]。从人口与经济两者关系发展的历史看，一个国家（地区）越是处于经济发展的低层次，其对人口数量和规模的依赖程度就越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层次的提高和结构升级，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多源自于结构改善和质量强化。

国内外研究学者采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合各类数学分析模型，国内学者测算了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口红利的作用[3,4,5]，尽管具体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可以认定的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当然，这种贡献是我国牢牢把握人口机会之窗，并辅之以与之匹配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结果[6,7,8]。在指标选取方面，学者们较多倾向以人口抚养比包括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等[9,10,11,12,13]表示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世界人口现状》，提到“一个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而形成DemographicBonus，即‘两头小中间大’橄榄型的人口结构条件，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会产生积极作用”，这里说明的就是当前学术界谓之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李瑞和梅森（Lee&Mason)[14]提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强调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个人或家庭未雨绸缪可能产生新的储蓄动机，进而形成新的储蓄来源。但蔡昉[15]等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仅从储蓄动机视角进行观察，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很难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只有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双重角度来分析才具有显著意义。进一步地，如果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的同时能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16]。在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挖掘过程中，有学者认为人口寿命延长收获的是数量型人口红利[17,18]，而素质型人口红利必须同时具备人口结构转变和人力资本强化两大关键要素[19,20,21]，且素质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超越数量型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导力量[22,23]。

图1“人口与经济增长”文献研究思路与脉络

目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基于经济新常态中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弱化的事实[24]，人口红利嬗变要充分考虑素质型人口红利的释放。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拓展：一是认为老龄社会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结束，随着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人口转变有了新特征，同时，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我国人力资本正向强化，我国正面临着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素质型人口红利转变的历史机会（且存在机会叠加期）。本文指出的“嬗变”正是这一人口机会转型。二是以往研究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论证其存在性、影响机制、实现机制、持续性等方面的问题，尚未有人口红利预测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缺少基于素质型人口红利的预测研究。三是在认识人口红利与经济的关系时，要立足于新时代的国情，建设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战略目标，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没有经济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面的现代化，所以人口红利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落实到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充分对接。

二、中国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存续性问题以及素质型人口红利的挖掘

（一）中国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存续性问题

在找到合适且被广泛接受的数量型人口红利代理变量之前，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依然是数量型人口红利存续与否的重要依据。为准确回答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存续问题，本研究设定以下三个衡量标准：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且生产型人口总量持续增加；第二，人口总抚养比持续下降，且根据国际社会标准，以低于50%为界；第三，劳动年龄人口中，青年人口（15～<45岁）占主要比例。上述三条标准同时施加约束，具体分析参见表1。

如表1所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预测（1950—2100)》(2019）的最新数据，以国内2008年以来通行的15～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划分标准来测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1975年左右开始持续上升，生产性人口总量不断提高，2010年左右达到峰值，随后转入下降，2045年下降到约60%；从人口总抚养比指标进行分析，该指标于1965年左右开始转入下降阶段，1975年后迅速下降，1995年至2030年左右持续维持在低于50%的水平，2010年左右达到最低值。在劳动年龄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2020年左右首次低于60%，随后稳定在55%上下；中年人口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上升，2020年突破40%。将以上三项衡量标准取交集，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数量型人口红利窗口期开启于1990年初，于2010年左右达到峰值。该结论与蔡昉[15]等专家学者的观点一致。在数量型人口红利存续期方面，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人口红利并没有马上收窄，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劳动力供给相对充分，其中青年人口占主要比例，非生产型人口则以少年儿童为主，蕴藏着丰富的潜在劳动力资源，社会总体负担较轻，在此背景下，人均收入增长、劳动力流动加快、社会储蓄率上升等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持续推动作用，使数量型人口红利在2010—2020年间有一个小幅波峰，此后人口机会窗口逐渐缩小。

表11950—205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情况

（二）素质型人口红利的挖掘

当前，城市间掀起的新一轮“抢才大战”，其对象主要以青年大学生为主，包括港澳以及海外高端人才和有荣誉称号的优质人才。优惠政策不断加码升级，涵盖了零门槛落户、家属随迁、人才公寓、租房购房补贴、创业补贴和优惠贷款等。这一轮城市之间的揽才竞争，其背后正是对素质型人口红利的争夺，以期在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拥有核心竞争优势。但引才仅仅是第一步，尽其用、释放人才效能、将潜在人口机会转化为增长动能并收获人口红利才是关键，“抢人（才）大战”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人才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才是决定未来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同时，与数量型人口红利相比，素质型人口红利的时期可以延长，且更加优质和稳定。但素质型人口红利不会自然获得，必须有相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与之匹配。

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82年以来，中国成人识字率呈现上升态势（参见表2），基础教育取得重要进步。具体来说，高等教育在循序渐进的发展之中（参见表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就业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才数量不断增加，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人数也随之增加，大大提升了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配置效率。但对比分析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四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计受教育年限状况（参见表4）可以发现，中国距离欧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人力资本水平仅高于印度。2012年以来，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升速度放缓，而印度、日本上升势头较快，中日之间差距进一步拉大，与此同时中印之间差距不断缩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人才是第一资源，我国应更多关注人口的素质红利，从教育制度、创新机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提高教育质量，培育我国人口素质红利新优势，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

表21982年以来我国成人识字率变迁

表31978年以来中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状况

2020年左右，中国数量型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开始关小，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想要从中攫取动力将难上加难。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预测（1950—2100))》(2019）的最新数据，以15～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划分标准，2020年后，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将不断上升，且速率明显加快，2030年左右达到50%,2040年突破60%，从此转入人口负债期，2050年将达到67%。其中，少儿抚养比在2010年后维持在20%～25%之间，老年人抚养比则一路上升，2025年左右突破20%,2035年突破30%,2045年超过40%,2050年将达到44%左右，届时老年抚养比是少儿抚养比的两倍左右（参见表5），这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如表6所示，2020—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继续下降，2025年的水平（69%）相当于2000年左右，2050年将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约59.8%的水平。同时，在劳动年龄人口中，青年人口占比从58%下降至55%左右并逐渐趋于稳定，中年人口比例则由40%上升到45%左右并保持稳定。至此，橄榄型的人口年龄结构最终转变为倒金字塔型，劳动力不足问题更加凸显，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优势不复存在，素质型人口红利亟待开发和利用，但其效果根本上取决于与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相关的生育、社保、养老、住房、医疗等配套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成效。

三、经济现代化评价标准演进与本文评价体系确立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广义层面的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系列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并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社会革命[25]。中国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综合现代化，根本目标在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发展的未来。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26,27]。历史经验和实践都已证明，没有经济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面的现代化。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工业化和知识化，还包括与世界经济前沿差距的变化，因此它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

表41990年以来中美日印四国平均及预计受教育年限对比

表52020—2050年中国人口抚养比预计变动情况

表62020—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化预测

经济现代化评价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评价，是现代化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评价体系和逻辑框架主要从三个视角（参见表7）进行。一是经典经济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侧重工业化水平测度），二是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侧重知识化水平测度），三是综合经济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侧重相对水平测度）。上述三种类别的经济现代化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存在差异，经典经济现代化指数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第二次经济现代化指标更适合发达国家，而综合经济现代化评价指标最适合中国等坚持走工业化和信息化互促道路的发展中国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布局，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的重大判断，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学术界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框架、内涵、特征、路径以及重大意义论述已经十分充分和成熟[28,29,30]，本文将“经济现代化”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相结合，认为二者存在紧密联系，经济现代化包括经济总量、经济质量、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转型等多方面内容，是一个综合系统变量；而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前提下作出的战略部署，是经济现代化的高级阶段，体现的是经济现代化的精和尖。尽管现代化经济体系也包含产业结构、创新能力、收入分配、驱动模式、绿色发展、合作开放、体制机制等内在约束，但它显然具有更高的投入产出要求和更强的环境资源能耗约束。因此，本研究在已有的综合经济现代化理论基础上，充分借鉴中央关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建设目标，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包括工业化、知识化、绿色化和全球化在内4个维度、共16个指标的经济现代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参见表8）。

表7经济现代化评价指标和参考指标

以往学者们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测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根据英科尔斯提出的10条现代化评价标准，测算一定时期内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但往往被质疑既有的评价标准不全面，且不能与时俱进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特征，因而结论往往被认为过于乐观。第二种是将研究视角扩展至全球，采用联合国或世界银行的既有数据计算中国历年经济现代化的排名以及位序变化情况，这种研究思路更科学合理，但缺点是指标数量有限，且时间跨度受到制约。本研究充分借鉴后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在已有经济现代化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客观权重法计算得出1983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8年五个年份中国经济现代化2的综合发展水平（如表9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得分值从1983年的0.05提高到了2018年末的9.03，年均增长16.1%。从纵向时间轴来看，几乎每一个十年都比上一个周期发展更快，尤其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程度显著提高，远远高于以往任何时段。但全国平均水平与北京、上海相比较差距还是明显的，1983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8年全国范围内的经济现代化水平综合得分值分别相当于北京的6%、6%、18%、32%、34%，以及上海的10%、7%、19%、24%、48%,2018年全国的经济现代化水平大约相当于北京、上海2010年前后的水平。这说明一线城市目前已经处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重驱动的高级阶段，而全国平均还仅停留于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层面，最终实现全社会的经济现代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表8经济现代化测度指标体系

表9中国经济现代化测度结果

四、素质型人口红利嬗变对未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影响：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尝试从总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劳动参与率和劳均生产率3多个维度预测素质型人口红利嬗变对未来中国经济现代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数据来源是联合国人口司最新的人口估计和预测数据（《世界人口预测（1950—2100)》(2019))4以及Wind数据库中国经济历史数据，得到2020—2050年中国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潜在经济增长率、GDP总量等核心指标的预测值，同时也是预测未来三十年人口红利对经济现代化影响的基础指标（参见表10）。

2.研究方法

对于预测模型选择，本文采用LMDI乘数分解模型（也称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5[33,34,35,36,37,38,39]，可以将分解出来的各个因素看成时间的连续可微函数，有效消除传统回归方程受残差项影响较大的弱点，实现了影响因素的完全分解，使模型更具有说服力，因而多用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多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增长贡献的研究。

借鉴卡亚（Kaya)[40]恒等式，改写并对其进行分解使其适用于本研究，分解后的表达式为：

（公式）

其中，GDP为经济总量，PY为经济活动人口，PRO为劳动年龄人口，P为总人口，PPRYO、PPRO分别表示全员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用LPY、LPRE、和LPRO替代表示。（1）式又可以表达为：

（公式）

其中，GDP为经济总量在2021—2050年的预测值，表示第i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又称劳均生产率，表示第i年的劳动参与率，表示第i年的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LMDI分解模型包括加法和乘法两种形式，分别对应数量和强度研究，虽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本质是一致的，并且可以相互转化。本研究采用LMDI模型的加法形式，进行定量分解研究。

表102016—2050年中国人口等核心指标预测值

经济总量变化为ΔGDP，根据卡亚恒等式因素分解模型，经济总量变化受全员劳动生产率强度、劳动参与率强度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变化的影响。因此，驱动因素的分解如下：

（公式）

其中，ΔGDPlpy、ΔGDPlpre、ΔGDPlpro、ΔGDPp分别表示加法法则分解下全员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总人口变动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下标tot为加总求和之意。

根据LMDI分解模型，各分解因素贡献值表达式如下：

（公式）

在（3）式两边同时除以ΔGDPtot，可以得到：

（公式）

（二）研究结果

表11是根据LMDI分解方法得到的2020—2050年素质型人口红利对潜在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因素的预测结果。结果显示，不同时期全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贡献都超过100%，似乎不符合常理，但劳动生产率超出的部分正是为保持一定的潜在产出所必需的。换言之，数量型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人口总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需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予以弥补。表11的预测结果显示，未来30年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转为负数，2021—2035年这种负向效应不断增强，在2041年后转而为正，但贡献度有限。数量型人口红利（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彻底变为负数，其变动趋势呈U型，预计2036—2040年这种负向作用最为显著。人口总量增长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内需，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因此，未来十年（2021—2030年）人口总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从数值看，其边际效应不断递减，2035年以后彻底消失，庞大的人口基数终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负担。

经过对比模型预测结果，我们发现未来30年数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潜在产出的拉动作用将逐步消失，直至转为负数。面对这一现实，大力挖掘和提升素质型人口红利，提高劳动者素质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全员劳动生产效率，变得十分必要且紧迫。事实上，人口红利、人才红利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密切，有学者甚至认为，人力资本作为知识和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是影响一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决定性因素[41]，从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资本产出的效率。未来30年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必然越来越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唯一的可持续性增长源泉[42]。因此，全面深化教育投融资制度改革，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推动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同时建立健全事关劳动者切身权益的户籍、医疗、养老、住房等配套制度势在必行。

表112021—2050年平均人口红利对潜在经济增长的贡献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一种具有实现前提条件的特殊资源，它以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和变迁为主要特征与标志

数量型人口红利和素质型人口红利代表着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两种形态，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素质型人口红利转变需要充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新特征并正向强化人力资本水平。当前，我国正处于数量型人口红利与素质型人口红利并存的历史机遇期，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数据显示，中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在2010—2020年间有一个小幅波峰，随后人口机会窗口逐渐缩小，同时素质型人口红利不会自然产生，必须有相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与之匹配，且根本上取决于与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相关的生育、社保、养老、住房、医疗等配套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成效。

2.经济现代化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现代化包括经济总量、经济质量、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转型等多个方面，是一个综合系统变量；而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前提下作出的战略部署，是经济现代化的高级阶段，体现的是经济现代化的精和尖。未来30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方面和重点领域。通过测算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取得飞速发展，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目前已经处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重驱动的高级阶段，但全国平均水平还仅停留于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层面，未来实现全社会的经济现代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3.人口红利促进了以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需要大力挖掘和提升素质型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有利于以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作用机制可以区分为以下六种：第一，提供了充分而低廉的劳动力供给；第二，较高水平的劳动参与率；第三，较高的储蓄率水平；第四，城乡劳动力配置效应；第五，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第六，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未来30年内数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潜在产出的拉动作用将逐步减弱，直至转为负数，这势必影响和制约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对这一现实，大力挖掘和提升素质型人口红利，提高劳动者素质，尤其是高层次劳动人才的科技和创造能力，进而提升全员劳动生产效率变得必要且紧迫。

（二）对策建议

1.提升制度供给质量以获得素质型人口红利实现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的经济奇迹是充分利用了人口优势的结果。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人口红利的释放依赖于机会之窗的开启，即制度供给能力的提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配合与之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保障政策，才能将潜在的人口机会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红利，获得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2.着力推进人才培养以获得素质型人口红利的质量保障

挖掘素质型人口红利的根本是强化人力资本。我国人口健康素质的持续改善和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为未来收获素质型人口红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四五”时期要持续发挥人才强国战略的作用，必须重视基础科学与研究类人才的培养，重视人才“从无到有”方法论的培养，鼓励人才在学科“无人区”锻炼，注重孕育原始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提升人才整体创新效能，以适应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

3.积极参与开放合作以获得素质型人口红利的区域再平衡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各行各业人才在各地区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创新优势等，以高效的人才流动和充分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提升欠发达地区素质型人口红利的获取程度。通过人口城镇化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着重加强职业教育，提升产业工人专业化和技术化水平，抓住“一带一路”有利契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多层次全方位实施优秀人才引入计划和留学归国人才创业计划，加快跨国劳务交流与合作，实现国家间共享素质型人口红利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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