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经过40多年的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不健全，传统金融体系在服务实体经济时存在不足，导致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实体经济低迷和金融资产市场上扬态势[1,2]。在此发展环境下，实体企业出于满足后续资金需求或者套利投机获取超额回报的考虑进行金融资产投资，使得实体企业大量资金留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和企业“弃实投虚”的现象[3,4]。一方面，经济金融化会对社会整体财富收入产生抑制作用和增长停滞效应，同时过度的金融化严重拉低劳动者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份额而加剧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5]。另一方面，对实体企业来说，金融资产挤占了企业对实物资产的投资，导致企业的抵押物更少，信贷违约风险加大，进而会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降低企业主业经营效率，使企业面临更高的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来”。为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发展实体经济的效力，“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由此，综合探究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对缓解实体经济的低迷现状以及矫正金融职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金融科技作为新兴产业，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推动了传统金融业变革，从而提高传统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效[6,7]。主要表现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扩大总体信贷规模、拓宽融资渠道和提高信贷配置效率弥补传统金融供需不平衡问题，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金融投资行为，促进实业化投资，以缓解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8,9]。但是，部分学者基于实体企业套利投机角度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缓解了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隔阂，实体企业能够获取更全面有效的信息，金融投资回报得到提高，进而提升实体企业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实体企业“脱实向虚”问题进一步加深[10,11]。基于此，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以及金融科技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为国家制定数字信息技术与金融领域良性融合发展政策提供一定依据，助力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本文在两个方面丰富了有关金融科技经济效应的研究：第一，对金融科技和实体经济双向降维，通过结构化分析探究两者之间具体的“发力方”和“受力方”。第二，目前有关金融科技相关研究较少关注传统金融对金融科技发挥普惠价值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本文将传统金融供给纳入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对平衡区域间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差异性和协调传统金融与金融科技共同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金融业的结合，金融科技这一新兴业态应运而生。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是由信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技术应用和产品服务，能够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服务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新兴信息技术为传统金融业带来了新的业务模式和金融创新，也为推动金融业实现整体变革提供了重要动力[7]。

金融科技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改善传统金融业、助力微观企业发展以及相关风险监管与防控这三方面。首先，就改善传统金融业方面，金融科技对部分商业银行具有“风险管理效应”和“转型效应”[12]。银行采用金融科技能够提升盈利能力、降低信用风险以及驱动商业银行进行战略转型[13,14,15]。其次，就助力微观企业发展方面，金融科技一方面通过优化直接与间接融资体系和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等宏观路径[16,17]，另一方面通过降低财务费用、驱动企业去杠杆和加大研发投入等微观路径，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创新产出、提升投资效率、促进企业成长[18,19,20]。最后，就风险监管与防控方面，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为金融市场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滋生了未知的技术风险、操作风险、信息安全风险等[21]，金融监管原则可以向适应性、包容性、实验性及协同性等方面转型[22]。金融科技本质是以技术和数据驱动的金融创新[23]，同金融发展的本质一致，是为了促使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已有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既能够通过改善传统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一个更高效和更精准的金融环境，也能够通过提高微观企业能力为推动区域实体经济整体发展提供动力。

关于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4,25,26]，但是两者之间的结构化分析较少且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徐伟呈等（2022）认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促进了实体经济增长[27]，但是李志军等（202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会加剧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程度[28]。通过对两者子维度之间的实现方式和影响差异研究，能够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依据。此外，虽然目前关于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对宏观经济层面的研究更多是对金融科技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路径探索以及政策解读等理论分析。基于此，本文将从科技创新与传统金融供给角度，进一步对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

随着金融资源与科技资源的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应运而生。其能够通过打破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隔阂、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等[29,30]，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经营效率和创新能力等，实现实体经济业绩增长[18,25]。

1.金融科技通过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造成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传统金融服务难以满足经济扩张需求，再加之在传统金融抑制体制下存在的信贷所有制歧视问题，使得民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提高了其预防储蓄动机，刺激其进行金融投资，进而加深了企业金融化程度。一方面，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扩大金融市场总体信贷规模缓解传统金融供需不平衡问题。随着金融与科技融合，科技与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市场扮演金融供给方的角色，银行借助金融科技信息平台为投资者与融资者搭建服务平台，提高了总体信贷规模，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31]。另一方面，金融科技能够通过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金融错配，以解决信贷所有制歧视问题。银行通过借助大数据技术提高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筛选更具发展前景的优质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缓解企业存在的融资难题，助推实体经济增长[32]。

2.金融科技通过提高金融服务质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一方面，高资本成本会减少实业投资机会，当权益资本表现出比债务资本更高的逐利性时，企业会通过金融投资获益以减缓融资压力[33]。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降低银行信用风险以及发放贷款后监督成本，降低风险溢价，从而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缓解实体企业存在的“脱实向虚”问题[34]。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具有的“鲶鱼效应”，加剧了银行业竞争程度，能够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进而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35]。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金融科技发展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二）基于科技创新的中介作用分析

虽然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但很多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仍依赖国外，主要原因在于研发投入不足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36]。金融科技的出现能够缓解以上两方面问题。唐松等（2020）通过对2011—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均有促进作用[18]。其中，就促进科技创新投入而言，一方面，金融科技能够精准识别优质创新型企业，通过提高信贷配置效率、缓解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提高信息透明度以及改善流动性限制等对企业创新体系发挥作用[37,38]；另一方面，金融科技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39]。就促进科技创新产出而言，金融科技对创新产出能力提升不仅存在直接驱动效应，还存在通过薪酬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间接影响机制[40]。此外，郑好等（2021）基于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1]。

同时，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实现实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受到技术约束方面的限制，技术水平会直接影响生产效率。一方面，金融科技发展促进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能够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中的难题，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动力，助力实体经济更快更好发展[42]。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能够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产品和服务高质量供给和消费结构升级[43]，进而助力实体经济增长。此外，还存在通过缩小城乡差异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机制[44]。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金融科技发展能够通过增加科技创新投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假设2b：金融科技发展能够通过提高科技创新产出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三）基于传统金融供给的调节作用分析

在2020年、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到，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引导货币供给适配于社会融资需求规模扩张，以实现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但是中国传统金融体系存在信贷资源供需不匹配问题，于是借助金融科技来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45]。同时，区域金融可得性越低越有利于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发挥普惠价值[46]。主要原因是：第一，在传统金融供需不平衡程度较深时，金融科技将与更大规模的长尾消费需求相匹配，发挥更大普惠价值，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也将更显著。第二，传统金融供给与需求差异较小时，区域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度较大，信贷标准相应也会降低。此时，由于实体企业金融可得性较高，相应对金融科技信贷需求降低。再加之，企业对金融科技新生风险的考虑，金融科技信贷活跃度也会降低[47]。第三，在传统金融供给与需求差异较小时，实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低，出于对资本逐利性的考虑，企业可能会通过传统金融机构或金融科技提供的投融资渠道获取资金以进行金融投资，进而加深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随着传统金融供给降低，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更明显。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各省份数据，以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为解释变量，探究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衡量指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金融科技发展指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其余数据来自EPS和WIND数据库。剔除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相关数据，最终得到了31个省份2011—2021年341个样本数据。

（二）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金融科技发展是否能够助力实体经济增长，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地区i在第t年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REC）；解释变量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数（Fintech);Controls是表示城市层面特征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地区通货膨胀（INF）、地区教育水平（EDU）、地区城镇化水平（URB）、地区进出口水平（OPEN）、地区财政支出水平（GOV）、地区产业结构（ISU）、地区失业率（LOSE）。同时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本文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β表示金融科技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1，该系数应显著为正。

（三）变量度量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实体经济增长（REC）。目前在已有文献中关于实体经济增长有多种衡量指标，一部分学者基于黄群慧（2017）的研究采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之和衡量实体经济增长[48]，还有部分学者使用工业增加值度量。但就实体经济涵义方面，实体经济涵盖着第一、二、三产业，并且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较高，所以仅考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或是仅考虑工业的衡量指标均存在不足。因此，本文借鉴美联储的做法，以剔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后的生产总值衡量实体经济增长，另外为排除价格因素影响，以2010年为基期利用GDP指数进行调整，并除以100度量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编制的普惠金融指数测度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该评价体系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发展趋势和空间特征进行了全面清晰的刻画，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地区金融科技的普及范围、使用深度以及先进水平，较多学者将其运用到对金融科技相关的研究上[49,50]。

控制变量。结合鲁钊阳等（2021)[24]、庄雷等（2019)[51]相关研究，选取以下可能会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通货膨胀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程度真实性；教育水平提高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补充优质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进出口水平能够体现实体企业产品流通程度；财政支出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干预作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实现价值增值；社会就业状况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资本投入相关。具体衡量指标为：地区通货膨胀（INF），选取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教育水平（EDU），以每十万人中高等教育平均在校人数比表示；地区城镇化水平（URB），以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比值表示；地区进出口水平（OPE），以地区进出口额乘以该年度平均汇率与GDP比值表示；地区财政支出水平（GOV），以各地区财政支出与GDP比值表示；地区产业结构（ISU），以第一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乘以2、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乘以3之和表示；地区失业率（LOSE），以失业人口与区域总人口比值表示。

（四）描述性统计

表1展示了各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其中，实体经济发展水平（REC）均值为216.727，中位数为173.662，数据存在轻微右偏特征；金融科技发展指数（Fintech）均值为230.461，中位数为237.53，数据存在轻微右偏特征。其他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表1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展示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仅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列（2）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仅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列（3）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控制了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在三种情况下，金融科技发展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假设1得证。

（二）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为消除可能因为变量被忽略或测算误差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工具变量（IV）的选取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工具变量与因变量相关，且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本文借鉴陈春华等（2021）的做法，采用相邻地区金融科技指数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52]。该工具变量从理论层面分析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约束条件，为有效工具变量。一方面，由于金融科技创新扩散效应的存在，相邻区域金融科技发展程度相近。另一方面，出于对跨区域进行借贷的交易与信息成本考虑，金融服务具有地域分割性的特点，相邻区域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难以对本地实体经济发挥普惠价值。经过检验，验证了工具变量的选取是适当的，回归结果如表3中列（1）和列（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在考虑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金融科技发展的系数依然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这与前文论证结果一致。

表2基准回归结果 

2.替换实体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

本文以剔除金融业、房地产业后各地区经GDP指数平减后的生产总值数值衡量实体经济增长，将原实体经济增长衡量指标换为经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基期2010年的同比增长率，回归结果如表3中列（3）所示，金融科技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更换测量指标后结果依旧稳健。

3.替换金融科技发展的衡量指标

由于金融科技部门发展特征非常丰富，本文参考贾盾等（2023）做法[50]，进一步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之下的三个子指数——覆盖广度（CB）、使用深度（UD）以及数字化程度（DL）替代金融科技发展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基准回归的稳健性。结果如表3中列（4)～(6）所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提高均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假设1结论依旧稳健。

4.剔除直辖市数据

由于相较于其他省份，直辖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普及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了使研究更具普适性，参考刘刚等（2023）做法[53]，将4个直辖市数据剔除，结果如表3中列（7）所示。结果表明，在剔除直辖市数据后结果仍然显著，金融科技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仍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结论依旧稳健。

表3稳健性检验 

（三）结构化分析

实体经济是一个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的广义范畴，其涵盖的范围涉及第一、二、三产业的绝大多数的行业，对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对象以及影响差异化进行深度研究，能够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依据。因此，本文将实体经济所包含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不包括金融业、房地产业）分别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列（1）、列（2）和列（3）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并且第二产业受益程度最高，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

结合以上结构化分析结果，再对金融科技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子维度和实体经济三个子维度进行深入细化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列（1)～(3）是覆盖广度对实体经济三个子维度进行结构化分析的结果，覆盖广度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列（4)～(6）是使用深度对实体经济三个子维度进行结构化分析的结果，使用深度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列（7)～(9）是数字化程度对实体经济三个子维度进行结构化分析的结果，数字化程度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并且覆盖广度作用效果最好，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其中，金融科技的覆盖广度、使用程度、数字化程度对第一产业的作用效果远远低于其他产业。可能原因在于：第一，在国家政策方面，国家对农林牧渔业发展提供税收优惠的同时还提供了一定财政补助，比如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农林牧渔业相较于制造业经营成本低，金融服务需求低。第三，农业企业面临着征信体制不完善、掣肘金融科技业务发展、数字鸿沟妨碍数字金融可获得性等多重困境[54]，导致金融科技对第一产业金融服务效率低下。因此，相较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发展对外部资金需求较低，受益于金融科技的程度较低。

表4实体经济结构化分析

（四）基于科技创新的中介作用分析

前文已经验证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为验证金融科技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接下来将对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温忠麟等（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适用于心理学领域的分析[55]，在经济学中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和部分渠道识别不清等问题[56]。本文参考江艇（2022）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机制[57]，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M表示影响机制变量，（2）式中的影响系数σ用于检验金融科技对影响机制的影响，（3）式中的影响系数τ衡量的是影响机制变量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若两个系数均显著，则说明存在影响机制变量表征的传导渠道。本文为进一步探究，将影响机制科技创新拆分为科技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产出进行细化分析。

表5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结构化分析 

1.基于科技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科技研发投入（II）采用研究与实验发展（R&D）人员占地区人口比值衡量，回归结果如表6列（1）、列（2）所示。列（1）中金融科技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中科技研发投入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科技研发投入在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金融科技能够通过增加科技研发投入驱动实体经济增长，假设2a得证。

表6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 

2.基于科技创新产出的中介作用

科技创新产出（IO）以专利申请授权数度量，回归结果如表6列（3）、列（4）所示。列（3）中金融科技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4）中科技创新产出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科技创新产出在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提高科技创新产出助力实体经济增长，假设2b得证。研究结论同时也表明，金融科技具有缓解实体企业融资约束与充分发挥企业利益相关者监督职能，从而约束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为实体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供资金支持，以实现科技强国战略。

（五）基于传统金融供给的调节作用分析

本文借鉴倪进峰等（2022）的做法，传统金融供给用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58]。其中，金融相关率以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度量，用以衡量传统金融服务深度，回归结果如表6列（5）所示。首先，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相关率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金融科技和传统金融供给均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其次，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相关率交互项的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在传统金融服务深度不足区域，即传统金融供给越低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越明显，假设3得证。同时，也说明了金融科技承担了传统金融机构部分职能，对于传统金融供给与融资需求差异较大的地区，金融科技所提供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对解决货币供给与融资规模扩张不适配问题效果更显著。

（六）基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本文选择城镇化水平来衡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其各年城镇化水平中位数划分为高城镇化、低城镇化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列（1）为低城镇化地区回归结果，金融科技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是高城镇化地区回归结果，金融科技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金融科技在高城镇化和低城镇化地区均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从系数可以发现，高城镇化地区子样本中金融科技指数的系数是低城镇化地区的两倍，说明在高城镇化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显著。

表7异质性分析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科技创新和传统金融基础视角探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并使用中国31个省份2011—2021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进一步进行结构化分析发现，覆盖广度作用效果最好，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第二产业受益程度最高，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第二，基于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通过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和提高科技创新产出进而驱动实体经济增长。第三，基于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在传统金融服务深度不足的区域，金融科技更能弥补传统金融普惠方面存在的不足，发挥更大程度的普惠价值，进而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最后，基于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高城镇化地区表现得更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金融机构应与科技公司积极搭建良性合作互助机制。金融机构为科技企业信息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金融科技创新产品推动传统金融业数字化、智能化变革，提高传统金融机构运用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主动与数字信息技术企业构建创新型联盟，提高其对金融科技的应用融合程度和灵活性，以保持金融机构与信息技术创新同步更新与运行，为实体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金融服务，实现金融供给端与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端的有效对接，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能力。

第二，在经济呈现金融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政府应根据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支持性政策。对于传统金融服务深度不足区域，应加快完善金融科技基础建设，提高金融科技运用能力，更大程度发挥金融科技赋能传统金融优势，助力实体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应加强金融监管效力，避免实体企业由于融资可得性提高产生投机逐利的短视行为，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逆向影响。

第三，金融机构应完善对企业创新资金专项审批渠道，借助金融科技的技术红利，筛选优质企业提供创新研发资金，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构建金融服务于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体系。实体企业在通过金融科技普惠价值获得融资后，应减少金融资产投资的投机逐利行为，积极进行研发投入，以提高主业经营效率，建立长期竞争优势，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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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何涌,张影.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金融理论探索,2023(05):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