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比重达到39.8%，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我国各地区围绕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挖掘数字经济引领经济增长新潜能方面纷纷进行创新性探索。《中国区域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0）》指出，北京、上海、陕西、河南、贵州等省市根据自身发展禀赋已形成了综合实力经济驱动型、产业集群驱动型、政策环境驱动型等数字经济发展道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依然明显，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将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相比于传统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技术进步型经济，但其网络效应、高渗透性以及多元融合的特征能够同时引起包含多种投入要素质量的同时提升。然而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定义为资本服务和劳动服务时，以服务量进行测算，产出和投入同时变化，在此基础上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估了生产率增长水平[1]。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任何形式的生产过程的“投入品”都可以被还原为劳动，对商品中完全劳动消耗的计算可以用于衡量生产率[2]。因此，通过构建全劳动生产率能够更全面地衡量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经济中还包含了虚拟经济成分，难以用现实劳动产出去界定，这也是数字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的本质区别。数字经济中包含的非生产性劳动产出部分影响着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部分非生产性劳动的产出构成了数字经济中难以测量但又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的重要内容。以全劳动生产率作为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机制，能够更好地判别数字经济中非生产性劳动产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作用，进而为新经济形态下助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二、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在我国一直是一个长久未决的问题，围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学术讨论和文献研究也多不胜数。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重大战略的提出，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日渐丰富。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从宏观因素来看包括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变化、新经济地理因素、全球化与经济自由化等[3]。从理论视角出发包括累积性因果循环、要素市场流动等[4,5]。更具体的影响因素还包括人力资本和教育的不平等、产业结构的差异、财税政策、地方政府竞争、区域技术创新、高铁的开通、数字普惠金融等[6,7,8,9,10,11,12,13]。

进入新时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作出了研判，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提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想内容、基本原则和重大意义等[14,15]。一些学者以数字经济为背景，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16,17,18]，但并未达成一致结论，且相关文献研究数量仍不充足，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集中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制造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区域创新效率、城乡差距等方面的影响，并且限于数据可得性，所选取的研究样本范围也有所不同[19,20,21,22,23,24,25]。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试图利用2013—2019年全国284个地级市数据更系统地考察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并在全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下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结果的异质性。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更具体地从数字经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三个环节分析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效应，并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角切入，研究了全劳动生产率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以期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解读。（2）基于地级市层面的大样本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方法构建了数字经济指标评价体系，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已有研究。（3）不仅探讨了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的异质性，还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的异质性，更全面地对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异质性作出横向和纵向剖析。

三、理论机制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本质原因是数字经济能够创造比以往经济形态更大的价值，同时数字经济在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创新性发展。从马克思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来看，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环节通过地区间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区域经济交往，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首先，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环节可以形成地域间的分工协作效应。不同地域的劳动分工起先是由社会分工的出现引起的，“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26]。这种社会分工的演化是与生产力发展相伴生的，从氏族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分工日渐发达。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得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成为生产的起点。“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27]于是，劳动的地域分工就在劳动协作和生产空间范围的改变中产生了。各地区间由于地理因素、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的不同发展出不同的分工协作方式，形成不同的生产部门，因而也具有不同的资本积累速度，反映在不同的资本技术构成水平上，而资本技术构成水平反映在价值构成上则表现为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将推动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在空间上的集聚，进一步强化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数字经济从两个方面对劳动分工与协作产生影响。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以智能技术驱动生产的数字化革命和数字化转型，基于数据智能的“数智”在机器上的广泛应用形成对部分人力资本的替代。智能化机器的协作分工会使得生产变得更加集约化和精细化。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多元融合、开放共享以及组织的去中心化能够与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深度融合，使得资本、劳动、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实现跨界生产[28]，将技术成果更有效运用于各个生产部门和行业，无限地扩大劳动作用范围。总之，数字经济的技术发展将进一步推高资本有机构成，通过生产空间的高度压缩和劳动范围的无限扩大，强化区域产业优势的同时促进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的梯度推移，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机遇，有利于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

其次，数字经济的价值实现环节在交换和消费领域形成资本的流动效应。由于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使得生产空间进一步缩小而劳动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与生产的跨区域相适应的是交换和消费领域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所生产出来的数字产品具有不完全虚拟性和完全虚拟性两种特征，因此，数字经济在交换和消费领域的价值实现也具有虚拟性特征，一是用来交换的商品表现为完全虚拟的比特形式构成的非物质形态的无形产品，能够突破实体商品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29]。二是互联网平台组织衍生出了无形市场的交换形式，加速了实体商品在生产、流通和消费中的有效对接[30]，使得实体商品的价值借助虚拟平台得到实现，因而具有了不完全虚拟的特性，实体商品的跨区域销售也得以实现。三是数字支付的快速发展，让纸币逐渐被电子货币所取代，随着数字货币研发的不断推进，支付方式的虚拟化趋势不可避免。支付方式的虚拟化同时带来支付手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性，加速了货币资本的周转和循环，为加快商品价值在不同区域间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数字经济价值实现过程通过增强交换和消费行为的虚拟化，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提供便利，更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比较利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最后，数字经济在价值分配领域形成的资源配置与调节效应。市场机制下，区域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性更大，不同经济单元间常常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生产要素和资本积累往往存在集聚的现象。马克思的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认为生产力在全国的均衡布局将有利于消除地区差距和城乡对立，这就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造自然和生产力布局等旧的社会经济关系[31]。数字经济的要素流动是数字经济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区域经济受市场调节和政策偏向的影响，形成了趋优分布的非均衡发展，随着各地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政府政策的引导将激发数字经济更大的发展潜力，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后发优势。通过对数字经济生产要素的充分引流和资源分配，不同区域资本的集聚和分散将更加合理，不仅能够助力区域经济增长，更能加快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基于对数字经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提出假说1。

假说1:数字经济通过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领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价值创造又是数字经济发挥经济引擎的核心环节。数字劳动这一新劳动形式的出现改变了劳动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劳动的投入，影响了全劳动生产率。置盐信雄（1977）和松田和久（1980）最早提出了全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所有形式的投入都可以转化为劳动为前提，全劳动生产率既衡量了生产过程中活劳动投入占社会总产品产出的比重，也衡量了生产过程中物化劳动投入占社会总产出的比重，因而能够更准确地衡量劳动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本文参考荣兆梓和李亚平（2021)[2]对全劳动生产率内涵的解读，用社会纯产品中包含的活劳动消耗和物化劳动消耗去界定全劳动生产率，以求更贴近现有的经济统计指标。数字经济的高流动性以及虚拟性促进了劳动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数字经济的智能化特性也进一步强化了技术与劳动的替代效应，从而影响到劳动投入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条件和禀赋不同，数字经济可能会通过技术—劳动替代效应降低全劳动生产率进而削弱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数字经济向三次产业的深度渗透，人力资本结构分层将日渐加剧，使得数字经济就业中存在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并存。一方面，中高端技术开发和智能制造领域的人才需求和供给不匹配[32]。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进步将形成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替代[33]。数字经济要求劳动力由操作型员工向技能型和知识型员工转变，一体化制造模式用少量“现代知识型员工”实现对大量“传统简单劳动者”的替代[34]。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机器学习的深度应用，使得汽车制造、冶金制造等行业的流水线工人被大量替代。当这部分劳动者被机器替代后，就会引起以发展制造业为基础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地区的全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同时大量被挤出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受限于劳动技能的单一化，只能大量涌入进入门槛较低、行业容量较大的数字服务业。《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新形态、新模式、新趋势（2021）》中指出，产业数字化呈现出三产大于二产大于一产的特征，第三产业中科研和生活性服务业是就业需求的“主战场”，并且我国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就业岗位占比高达60.2%，远高于第二产业的7.1%和第一产业的0.1%。数字经济的发展引致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大量增加，而第三产业增加的劳动力由于对固定资本的依附性较弱，价值创造主要依靠电子设备载体和网络组织平台，如快递配送、滴滴打车等，因而在实现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方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这类中低技能劳动者往往是从经济发达地区的智能制造业领域被挤出，一方面可能会流入本地的非生产性数字服务业，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实现劳动力回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因为第三产业本身属于低生产率行业，劳动力的增加会使得第三产业全劳动生产率进一步降低。随着技术对劳动替代作用的加强，越来越多被挤出的劳动力向低生产率部门集中，数字服务业全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将抵消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第二产业的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结构的极化效应波及到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区域内和区域间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2。

假说2:数字经济通过强化技术—劳动替代效应降低了全劳动生产率进而削弱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数据来源、指标构建和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构建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3—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原始数据分别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本文参考赵涛等人（2020)[19]、刘军等人（2020)[35]以及CSMAR数据库数字经济专题中的指标选择，从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和每平方公里光缆线路长度；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包括电信业务收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数字交易的市场化程度，包括快递业务量、网络零售交易额和电子商务销售额，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三个方面去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并利用熵权-TOPSIS方法合成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

对于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本文借鉴覃成林等人（2013)[36]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将利用Moran’s I指数测度的区际经济联系状态、区域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测度的区域经济增长状态、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变异系数测度的区域经济差异状态合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指标来衡量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越趋近于1，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越高。

对于中介变量全劳动生产率，本文借鉴荣兆梓和李亚平（2021)[2]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所提出的全劳动生产率的定义和测度方法，用公式a=定义社会纯产品的全劳动生产率，也即本文中所定义的社会全劳动生产率，用社会总产品扣除中间品后的余额与纯产品生产中消耗全部劳动量之比来衡量。具体估算方法是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资本折旧，再比上就业人数。其中，资本折旧的估算参考张军等人（2004)[37]设定的经济折旧率。

其他控制变量则包括了市场化水平，采用樊纲等人（2003)[38]构建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即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教育水平，即每万人中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的对数；政府干预程度，即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内支出占GDP比重；经济发展水平，取人均GDP对数；金融发展水平，即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所有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变量统计性描述 

（二）模型设定

参照相关文献并结合本文研究内容，构建双向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来估计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其中，i为不同城市，t为年份；Uit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DIGit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γi为地区固定效应；σt为年份固定效应；ξit为随机扰动项。

为进一步检验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中介效应，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39]的相关研究，构建模型（2）和模型（3）进行检验。

其中，Ait代表全劳动生产率，其他变量含义与模型（1）相同。

五、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基准回归分析

在基准模型回归中，分别选取混合OLS模型（OLS）、随机效应模型（RE）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模型（1）和模型（2）中混合OLS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虽然不显著，但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并不会扩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模型（3）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假说1得到验证。说明数字经济在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环节发挥分工协作、资本流动、资源配置与调节效应加深了区域间经济交流与合作，缩小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在控制变量中，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加快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充分涌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提高反而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其原因在于不同层级政府财权和事权可能存在错位进而导致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偏离原有目标[40]。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负相关关系，根据Willianson(1965）提出的倒“U”字假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快，可能未越过倒“U”型拐点，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仍呈现扩大趋势。

表2基准回归结果 

（二）内生性性检验

由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又可能使得区域间存在数字鸿沟，经济相对落后、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乡村地区由于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善和网络普及率相对较低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这样可能会造成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为解决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拟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SYS-GMM）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进一步的内生性检验。

模型（1）是系统GMM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加入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Arellano-bond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回归结果与上文基本保持一致。模型（2）是以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主要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模型结果基本一致。

表3内生性检验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稳健性，排除异常值和极端值对模型的干扰，本文对样本数据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结果如表4模型（1）显示，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区域创新能力紧密相关，区域创新能力决定了区域竞争力，因此本文添加区域创新创业指数（INO）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主导，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龙信数据研究院联合开发的地市层面创新创业指数来衡量。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数字经济依然显著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表4稳健性检验 

六、进一步讨论

（一）机制检验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方法，以全劳动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对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进行检验（见表5）。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主效应与间接效应回归系数符号相反，且主效应回归系数0.022小于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0.023，回归系数均显著。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39]关于中介效应论述，说明全劳动生产率在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之间起到部分“遮掩效应”。因此，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全劳动生产率弱化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证实了假说2。对于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发达地区，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技术—劳动替代效应增强，大部分从事程式化工作的中低端劳动力被挤出，由于劳动力的大幅度减少，全劳动生产率提高，但同时也拉大了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技术和资金的相对稀缺，中低端劳动力大量回流对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形成负向拉扯。虽然短期内智能化对制造业就业的消极作用会大于服务业就业的创造效应[41]，但随着劳动力灵活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和劳动力在区域间流动的加快，服务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将超过制造业带来的就业消极作用，全劳动生产率进一步降低，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带来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数字经济的“索洛悖论”现象也十分明显，数字经济以信息和技术投入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函数形式，也对其价值创造的形式和结果的定义与测算带来了挑战。数字经济形成的无形资产的增值和虚拟产品的产出都难以计入GDP，这也可能使得全劳动生产率被低估，进而表现为数字经济对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作用的削弱。

表5中介机制回归结果

（二）区域异质性分析

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都存在异质性，因而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可能产生不同影响。表6将样本中284个城市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为三类，分别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却显著缩小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其中，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东部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未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负向影响。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具有较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和创新能力。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核心产业、数字融合应用、数字消费和投资水平都较高，数字经济所发挥的分工协作、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与调节效应更加明显。但同时东部地区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对第二产业中低端劳动力挤出效应更明显，就业结构的两极分化弱化了数字经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系数为负，说明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本身不均衡，从东部回流到中部的中低端劳动力使得全劳动生产率进一步降低，从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是因为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但是作为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具有较完善的产业体系。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加速建设和数字政策的助推作用，西部地区具有较大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数字经济在产业间的快速渗透对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西部地区由于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正处于上升期，数字经济引致的就业结构的两极分化趋势还不是很明显，有利于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正向作用。

表6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三）时段异质性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受到国家政策和战略的影响，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效果可能具有政策时段异质性。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是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7年“数字经济”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国家重大的数字经济政策导向，本文以2017年十九大为划分标准，将政策时段划分为2013—2017年和2018—2019年两个阶段，分别进行检验。表7估计结果显示2013—2017年间，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还未显现，但回归系数为正。从2018年之后数字经济才显著地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说明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受到数字经济政策推行和实施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和时滞性。

表7政策环境异质性回归结果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2013—2019年地级市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在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过程中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次，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全劳动生产率削弱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说明数字经济导致的就业结构的两极分化和非生产性劳动价值创造的低估不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再次，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最后，数字经济受政策的阶段性影响，具有一定的政策滞后性，党的十九大之后，数字经济才显著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要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为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的自由有序流动创造条件，通过数字经济政策的引导，构建统一开放的商品和要素市场，规范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协作，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效应。还要加强城市群的联动，发挥不同城市群在数字经济各个领域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数字技能的分工协作，提高整体的数字化转型效率。其次，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劳动力由生产性领域向非生产性领域的转移带来就业结构的两极分化，导致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被削弱，因此，在数字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一方面要提高数字服务业全劳动生产率，充分发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协同作用，实现第三产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再就业培训，提高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增强其在就业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再次，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对于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要积极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加快数字高端人才的引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利用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数字化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培育新的发展优势，加快“东数西算”工程推进，及时转变经济发展结构。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由于本身比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好，区域经济差距也比西部地区小，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上要更加注重解决被数字制造业所挤出的中低技能劳动力，提高中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质量，为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本地再就业提供广泛渠道。最后，数字经济政策的阶段性和动态性也影响着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结果。因此，要不断强化数字经济政策的强度和密度，进一步释放数据生产要素价值，完善数据资产和数字信息的确权与统计，加快建立完善的数字经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增强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赋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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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JZD005)

文章来源:何爱平,李清华.数字经济､全劳动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J].经济问题,2022(09):9-17.DOI:10.16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