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市场化程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于当前市场化进程还在推进之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非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修宗峰等，2016)[1]，比如地区人民获得感水平。当前，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的发展思想已经渗透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获得感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经济形势的预期，人们的预期越乐观、信心越充分，经济行为就会越积极，孕育的经济动能就会越充足（午言，2019)[2]。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攻坚期，区域发展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政府进行政策干预，政府补助是政府扮演“扶持之手”的最为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那么，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不断提升人民获得感的过程中，市场化程度和人民获得感水平对于政府补助效果，也就是政府补助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怎样的影响？市场化程度与人民获得感水平对政府补助效果的影响是相互替代、补充互助，还是各不相关呢？尤其政府补助兼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影响的争论始终存在，所以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和进一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政府补助和企业绩效

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政府补贴信息，政府可能会基于多种原因，在附有一定的政策性使用条件的情况下对企业进行补助。由于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制于诸多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因而其效果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Dimos和Pugh,2016)[3]。理论上讲，“政府为达成政治目标在给予企业补助时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扮演着‘扶持之手’的角色”的观点认为，政府补助等积极干预措施能够给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提供资金，降低企业研发和创新成本以及相应的风险，带动企业层面的创新投入、竞争力或绩效提升（PettiClaudio等，2017；李晓钟等，2019)[4,5]。政府补助能使承担着社会目标的企业更好地履行责任，提高就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而实现各种社会目标（曾建光等，2017;Lee等，2017)[6,7]。因此，各级政府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各种补助刺激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预期政绩。企业受到政策引导后，将更加积极地开展技术创新和扩大投资，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政府补助和经营绩效之间起到纽带作用。当然，也有少数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没有对政府补助的理由、性质等进行明确说明，这使得政府补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受到怀疑。也有的文献提供了将政府补助称之为“掠夺之手”的原因：高额补贴抑制创新（杨国超等，2017)[8]，刺激在职消费（彭红星等，2020)[9]，损失效率、降低社会福利水平（谢里等，2017;Burke等，2018)[10,11]，无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和社会效益的改善等。基于此，提出竞争性假设H1:

H1a：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1b：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有负向促进作用。

（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

在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程度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区域经济水平差异明显，省际间的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造成了同一宏观制度下的企业所处不同区域的市场制度情境差异。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既能间接影响企业行为，也能间接作用于政府补助的效果（吴成颂等，2015)[12]。当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政府配置资源的干预动机更强，更容易通过名目繁多的补助将其政治意图和政绩目标灌注于企业经营活动之中（Wu,2017；范寒冰等，2018)[13,14]，比如政府补助增强了地区信贷资源配置的政治导向性（Chen等，2018；李骏等，2019)[15,16]，从而影响企业融资行为。相比之下，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淡化了这种政治影响（高山行等，2018)[17]，资源配置中的市场作用更突出（侯青川等，2015)[18]，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增加，企业直接从市场中获取宏观调控信息或关键性创新资源的难度降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联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企业更多依靠市场规则实现自身发展（戴浩等，2018)[19]。那么，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之下，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将不断显现，政府则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补助的干预作用将有所减弱。基于此，提出假设H2:

H2：市场化程度能够负向影响政府补助的效果。

（三）人民获得感的影响

“获得感”一词较新，关于其与企业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尚不丰富。十九大报告把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列提出，深刻阐释了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郑风田等，2017)[20]，使本文能够借鉴幸福感的相关成果作为理论基础进行探讨，即获得感作为一种积极的情感与心态，反映了个体对所处地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和满足感等，也是一种内在驱动力，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幸福感一样普遍地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能增强经济发展效果（DeNeve等，2018)[21]。也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角度（Oshio,2017[22]，把人民获得感视为类似幸福感的地区社会资本，是对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交通状况、文明程度、教育医疗水平、治安状况、生活便利、发展水平等状况的综合反映，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该地区的信任、网络、规范等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

现有研究重视政府补助和市场化改革等的重要性，实际上像人民获得感等根植于中国国情且影响深远的非市场机制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为在转型经济中，市场化改革具有不确定性、间断性、模糊性等缺点，其不足之处容易对企业经营的正常秩序产生干扰，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徐勇等，2018)[23]。人民获得感无论作为类似幸福感的积极情感与心态还是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互惠和信任等大大降低社会成员信息沟通中的不确定因素，使人们形成稳定预期，从而缓解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使社会成员变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预期的社会共同体。行为经济研究也表明，人们深受地区环境和当地文化的影响，企业管理者等个体的偏好和决策也往往会参照地区群体行为而具有共通性（Bryan等，2018；戴云，2018)[24,25]，从而影响企业经营和绩效。所以，企业会关注和乐于接受政府补助政策引导，从而产生更加积极的经济行为，给经济增长带来“精神动力”和行动支持。其实这也符合政府实施补助政策的初衷，因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然全面体现当前政策倡导的社会治理意图和价值指向。基于此，提出假设H3:

H3：人民获得感能够正向促进政府补助的效果。

然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民获得感作为一种地区社会资本对政府补助效果的影响将有所弱化，因为对于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而言，市场化程度较高意味着企业可能通过市场方式获得资源，非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取代，类似幸福感的正外部性或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将会递减（王亚楠等，2016)[26]。相比之下，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人民获得感作为一种积极情感与心态或社会资本则成为了补充市场“硬”规则的“软”措施，更能够促进政府补助的效果。于是，人民获得感如同社会经济系统运作的“粘合剂”和“润滑剂”，能够减缓市场机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五位一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与政府补助的政策预期是契合一致的。基于此，提出假设H4:

H4：人民获得感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政府补助效果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和变量

市场化程度采用市场化指数衡量，用以表示我国省级区域间的制度差异。市场化指数来源于王小鲁等（2019)[27]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对于人民获得感的测量，本文采用了李鹏等（2019)[28]和李辉婕等（2019)[29]使用的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的测量维度，分为民生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经济获得感。题项得分按照CGSS量表定序测量，得分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尽量保留相关题项，同时剔除数据缺失较多的题项，得到3777份有效问卷，覆盖全国28个省份（未含海南、新疆、西藏）。

对政府补助、企业绩效变量，分别以企业年报中利润表的政府补助项目的对数和资产报酬率衡量。其数据来源于同花顺网站，剔除数据缺失、金融类企业等，得到符合条件的2015年28个省份A股上市公司样本2701个。

控制变量选取了企业的资产规模、收入规模、企业所在区域的经济水平和区位作为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宏观层面的两个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公开数据。

表1变量定义

（二）模型设计

采用回归模型检验人民获得感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政府补助效果的影响后果。以下的模型中，基准模型（1）用于检验政府补助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化指数构造模型（2），检验市场化程度对于政府补助效果的影响，同理，构造模型（3）检验人民获得感水平对政府补助效果的影响，模型（4）则将人民获得感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共同纳入，考察两者对政府补助效果的共同作用。模型中的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人民获得感是根据文献的量表进行测量计分的，需要对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信度和效度。表2为利用SPSS和AMOS24.0处理数据得到的结果。可靠性检验结果显示，人民获得感的Cronbach'sα为0.760，呈现出较好的一致性。从组合信度来看，四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6，说明内在质量较好。AVE值均达到0.5，表示收敛效度合理。从内容效度来看，该变量是在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CGSS数据进行的测量，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表2人民获得感量表验证性因子结果

以下的数据处理均由Stata15.0完成。表3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资产收益率的最大值为48.57%，最小值为-74.25%，其标准差是变量中最大的，表明企业之间的盈利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政府补助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也有较大差距，表明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并不均衡。市场化指数是同样的情况，说明从地区发展的角度看，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三个指标的平均数和中位数比较接近，反映出数据分布的集中趋势比较稳定。相比之下，人民获得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异不大，说明地区间的差异比较小，反映出提升人民获得感的政策措施一直处于稳步推进态势。

表3描述性统计

表4给出了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资产收益率与政府补助、市场化指数和人民获得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96、-0.091、0.095，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预期假设可能通过验证。由于相关性分析仅仅初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所以研究假设是否成立仍然需要进一步检验。对回归模型涉及的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相应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小于5，说明变量之间的信息重叠程度较低，回归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

（二）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模型的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1）检验了企业绩效与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政府补助的系数为0.313，且通过0.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补助正向促进了企业绩效，验证了假设H1a。模型（2）中市场化指数的系数为-0.0999，且通过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市场化程度对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了负向的显著性影响，验证了假设H2，但政府补助的系数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反映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影响是有限的，还没有完全起到决定性作用。模型（3）中人民获得感的系数为0.0187，且通过0.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人民获得感的地区水平对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了正向的显著性影响，支持了假设H3。模型（4）包括了市场化程度和人民获得感的综合影响。市场化指数的系数为-0.0638，且达不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化程度的负面影响明显地减轻了，而人民获得感的系数为0.0137，且通过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人民获得感仍然具有正向影响，此时政府补助的系数为0.321，仍然通过0.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是与模型（3）相比，政府补助的系数和人民获得感的系数均有所下降，可见人民获得感的作用效果还是受到了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二者呈现出相互抵消的替代关系。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H4。

表4相关性系数和VIF

表5样本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采用了变量替换的方法。选择常见的变量进行替换，用ROE替代ROA作为因变量，用政府补助占营业收入的比值BZ替代政府补助对数LNBZ作为自变量，用员工数量的对数LNYG和无形资产等长期投资的对数LNCZ替代资产总额的对数LNZC和营业收入总额的对数LNYS作为控制变量，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然后重新构建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顺序与表5一一对应，其结果保持一致，与研究假设相符。

表6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语

本文从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着手，以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回归模型，对人民获得感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从基础模型看，政府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验证了“扶持之手”的观点。市场化程度负向影响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人民获得感水平则正向影响政府补助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而且在人民获得感的影响下，市场化程度的负向影响减轻了，二者呈现出相互抵消的替代关系。这表明在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在完善市场机制、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进程中，增进人民获得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改革措施的政策效果。

尽管伴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我国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有加快的趋势，但是由于当前市场化改革并未完成，仍然需要不断深化。而深化改革的初心正是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从人民获得感的立场出发，政府补助政策更加能够获得社会支持、凝聚社会共识，使人民群众对未来形成更加稳定的心理预期，社会行动更加一致，产生经济效能。从长远来看，市场化与人民获得感在促进政府补助效果方面应当是一致的，是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遵循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式变迁演进规律，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人民获得感的社会调节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复合性特征。

由于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市场机制还不完善，非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当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人民获得感的社会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获得感越高，人民群众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越充满自信，有助于营造出更加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助于企业更加坚定地响应国家政策，加强科技创新，扩大长期投资，谋求持续发展。本文把政府补助、企业绩效、市场化程度和人民获得感水平一并纳入到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之下进行综合分析，对于深入理解当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政府补助等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有关部门应当重视政府补助政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支持和引导，以及市场化进程和人民获得感对其政策实施的影响，及时发现、避免市场化改革的问题，积极发挥人民获得感的导向作用，将有利于政府实现其社会管理或政绩考核的目标，从而成为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鉴于市场化指数和人民获得感的维度很多，企业绩效也包括多个维度，本研究仅从整体角度进行探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此外，受到数据可得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仅采用了横截面数据，缺乏时间序列数据，未来可增加此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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