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提出

一系列学校体育改革措施消解了“学生体质连续15年下降”“学生上了12年体育课没有很好掌握一项运动技能”等问题，“精英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以及“一专多能”人才涌现等皆是其成果内容。随着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高校对体育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高，然而深入分析高校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及学生就业形势，还存在着3大“诡异”现象：（1）“精英化”的高校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并未产出“精英”；（2）具备“一专多能”的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在择业中已不具优势，相比之下，外在形象成为首要录用因素；（3）高资历（如本硕双“211”学历）高校体育人才顺利进中、小学任教，反倒是“学院”类或“专升本”类出身学生读博进入大学工作。高校是体育强国建设的主阵地，在体育强国建设不断迈向新阶段之际，创新高校体育人才的培养体系及供应链条将成为行业的关注点。然而如何盘活现行高校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并寻找到新的改革点、如何提高存量时代的高校体育人才行业增值空间、如何开辟高校体育人才培养优质出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在他的《Exit,Voice,andLoyalty》一书中指出，“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中，从总体上看，个人、企业和组织都具有从富有效率的、理性的、守法的、高尚的或是合意的行为模式滑向衰落的倾向”。对高校体育人才培养而言，尽管高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制定与规划的人才培养模式及实施方式等较为完善，但各种各样的现实因素还是会导致学生自身的发展需求与高校的培养计划出现偏颇，存在多样“个性”。从就业形势来看，恰恰是高校对这类“失范”或“不良行为”普遍存在的宽容，导致高校体育人才培养出现数量较多而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基于“退出-呼吁-忠诚”理论视角分析高校体育人才培养中的“能力”，即类型、困境并给出建议，期待理论研究助推高校体育人才培养顶层设计。

2、高校体育人才培养类型

2.1 退出型-提高学生应用能力

赫希曼的“退出”属于经济领域，当市场中存在着充分竞争，消费者有较多的选择余地，当对某一企业产品不满意可以选择另一企业商品，这是“退出”的一种表现[1]。从高校体育人才培养来看，当“精英化教育泛大众化”，当体育学研究生质量下滑、学术水平差、思想素质低等问题饱受争议，当“订单式”培养的预期与结果不一引发种种矛盾……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结构和体系的不完善、培养计划与社会需求的不协调、课程资源与师资力量的不充分等皆体现着高校体育人才培养的“绩效”问题。

对高校而言，随着体育产业迅速崛起，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加之知本时代的到来，对体育人才的需求量呈现出井喷之势，而高校又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当体育人才供应“绩效”“衰退”，而高校又不得不拿出能力“承接”，其选择“退出”的方式便是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包括教学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以学分制为例，学分制仅仅是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存在，并没有真正触及学分制的本质，即学习自由：包括选课自由、选专业自由以及选择学习进程自由。随着对人才精细化培养的追求，高校体育专业的设置壁垒却未被打破-专业设置越来越细、课程开设越来越专、课程结构越来越僵化。还存在着校企合作等“应用型”的提高学生应用能力方式，但在就业简历上，除具备运动员等级、国家级荣誉等条件外，参加国际级、国家级以及省级社会实践活动已然不是优势。

2.2 呼吁型-挖掘学生个人潜能

赫希曼的“呼吁”属于政治领域，当市场中某一产品被垄断，而消费者又没有更多选择余地，便会选择呼吁，如向有关部门投诉。高校所具有的特性决定着其较少运用“政治化身”的“呼吁”，高校有探索和培育人才的“组织承诺”，而人才具有流动性，从人才流动角度看，高校“培育退出与呼吁共栖的条件”这一结论显得较为合适。从高校体育人才培养来看，其呼吁的对象是学生，如许多运动员其某项竞技能力发展并非突出，但是他们仍可获得世界冠军；如跨专业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专业体育训练，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注重挖掘他们的运动潜能。

就高校体育人才培养而言，“呼吁”的最佳选择是挖掘学生个人潜能，努力培养一批批“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提高学生“一专”的基本功底。这主要体现在高校生源质量上，生源质量是人才培养的先决条件。另外，对高水平学生采取奖学等一系列奖励措施，吸引他们进入体育专业继续学习；（2）加强学生“多能”的培养。首先是加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强化学生专业基础。其次是加强对文化知识的领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再次是加强学生的实习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后是鼓励学生考取相关专项技能证书，提高技能水平；（3）拓展学生综合能力。以社团建设为例，高校多元文化的引入大大刺激着学校社团队伍的建设和壮大，多样化的社团涉及领域较广，也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

2.3 忠诚型-尊重学生选择意愿

赫希曼的“忠诚”介于“退出”与“呼吁”之间，表示在“绩效”衰减过程中民众出于理性考量做出的选择结果，内含“忠诚”的信任机制，是基于“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后的心理契约。高校有着人才培养的“承诺”，尽管体育专业人才“合格”的“绩效”存在衰退现象，存在人才“均值”不低，但“方差”较小的普遍性，但具较高“承诺”的高校及其组织成员基于忠诚度和信任感，付出更多努力来提高“绩效”，保持“忠诚”。从高校体育人才培养看，在传统教育下，大多高校学生属于弱势群体，高校以尊重学生为原则，关注学生个性发展，培养为社会服务的高素质人才，又以理性的措施为人才塑造、人才发展、人才培养的过程服务。

就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而言，具体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首先，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整合课程，将全面素质的培养与学生人格的完善结合起来，深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法的改革创新；（2）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一个年轻人决定选择某一学业导向，是根据花费/获利的原则，并整合一定的参数作出的”[2]，高校学生有自主选择专业或转专业的意愿，为了学生的发展前景理性支持；（3）尊重学生的就业选择。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大多为体育教师、教练、裁判员等，部分学生还有专升本、创业或者出国留学等意愿，高校教师在对他们做好就业指导的同时，还要注意加强对学生的专业素养教育以及创新思维教育等，以适应体育强国战略背景下社会对体育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3、高校体育人才培养困境

3.1 需求对接不成体系影响领导者决策

随着我国进入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期，体育专业院校或综合类院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了问题：学校扩招、规模扩大、专业趋同，出现了体育专业领域中的同质化现象，进而导致毕业生专业能力不精、就业能力不强等问题[3]。尽管大学的组织架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但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以及高度专业化的教学体系依旧凸显，其中还存在着4大问题：（1）人才培养目标问题。在社会转型、产业升级、提倡创新的大背景下，各大高校面临着大学生所学专业与就业职业的匹配度不断下降的现实，从终身教育视角审视人才培养目标问题不够；（2）专业体系问题。专业体系可以说是由不断变动的学科知识体系中截取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组成的专业，具有稳定和保障的作用，当受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当新兴学科专业、交叉学科的强劲需求已经对传统专业模式提出挑战，却固守传统；

（3）教学过程问题。集约化的班级授课形式暴露出缺陷，学生被禁锢于这种模式，产生历史惯性，包括课堂教学惯性、专业教育惯性和学科教育惯性[4];(4）组织体系问题。在强化科研的过程中，大量新型的科研组织不断涌现，以人才培养为根基的，以“学校—系—专业—教研室”为基本框架的教学组织体系将不断被弱化，甚至边缘化。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遵循的是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尽管实用型体育人才的培养步伐还在继续，但人才培养供给侧尚未与未来战场需求侧实现精准对接。

3.2 人才危机意识不足影响管理者布局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总体规划提出，舆论目光转向对高校“双一流”标签的关注，无论是学生报考还是就业资质。需要注意的是，“双一流”不搞终身制，还存在竞争机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体育招生的改革，人力资源危机成为高校发展道路上的“瓶颈”[5]。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然在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与输出的管理中，危机管理存在不足，表现在3个方面。

（1）人才流失。这主要是指学校体育中人才的过早流失。专业队以重金、获取大赛资格等为诱饵，鼓动就读于普通中学、有一定运动天赋的青少年提早涉足专业体育领域。在大学阶段，一些职业俱乐部则用重金从大学高水平篮球队中挖人，如CBA从大学挖人的现象屡见不鲜。但相比专业队、职业俱乐部，普通学校是不可能拿出重金去挽留人才的[6]。人才的过早流失，导致高校体育领域很难培养出更多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生业余运动员；（2）士气低落。存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可能。这也更大程度的表现在学生层面，由于需要面对就业、升学等的学生与社会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等的压力，高校学生产生倦怠行为，即教师与学生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状态；（3）忧患意识不足。表现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优势和机遇，忽略与之同行的劣势和威胁。如停止训练后的发福、盲目就业和等待就业以及对智能体育裁判取代人工裁判的讨论等。

3.3 教体融合存在壁垒影响求学者进出

“看似是职业球员，但却是把项目看成名誉、金钱和生存方式”（郎平，2011），这种情况下，运动员以成绩换职后保障，现实却“生活凄惨”。“教体融合”让部分优秀运动员收获了体育成绩和学业，同时也有一批批因伤退役或因无出色成绩而被淘汰的运动员，遭遇了由于教育缺失、没有学历而找不到工作的困境[7]。一方面，学生运动员在运动场上夺金揽银很是风光，但也存在忧虑：技能好理论差而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即升学这一“出口”对接不畅是制约中小学课余训练发展的最大瓶颈。“出口”不畅又直接导致了“进口”不畅，由于学生毕业后没有高校接收，家长越来越不愿意送孩子参与体育培训。

尽管从1987年开始，我国开展高水平运动队试点的高校不断增加，已从最初的59所发展到现在的268所，但真正能开展高水平训练和具有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资格的高校数量，还是远不能满足中学输送的需求[8]。另一方面，“校企合作”“家校合作”等的“产学研”育人模式未解决问题不断呈现。（1）体系不完善，“产学研”主体中缺乏政府及中介机构作用；（2）角色及功能定位模糊，如大学开始建立公司与企业、企业则开始设立内部教育机构和研发机构，政府由制定者和引导着转变为信息、资金提供者；（3）合作模式单一，多为“产-学（研）”合作的点对点线性模式，忽略政府作用；（4）创新机制简单，从市场机制看，高校将新兴技术或设备提供给企业，或者企业联系大学获得所需信息等易导致行业垄断，而从利益相关角度看，这种模式还容易导致风险，如企业承受创新风险、高校资源浪费等。

4、高校体育人才培养出路

4.1 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分类培养体系，培育特色人才

一个学校的价值表现在它培养的毕业生质量和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以需求为导向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现在3个方面：（1）是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为导向；（2）是以体育事业核心业务发展需求为导向；（3）是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全国体育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计划中，将体育人才队伍分为党政人才队伍、全民健身服务和管理人才队伍、竞技体育人才队伍、体育经济人才队伍、体育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和体育外事人才队伍六类[9]。

国办发[2019]40号《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了体育产业发展的五大战略任务：包括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强对外和对港澳台体育交往，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一国两制”事业。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有必要为实现体育产业的战略发展需求实现精准对接，即改革现行培养模式，构建人才分类培养体系。

高校根据学生学习能力和个性特点的差异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依据“地方性+应用型”培养目标，设置就业/创业类以及继续深造类标准，实施分类培养模式（见图1）。该模式强调对高校大学时期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即用优秀的本科教育培育人才。还要结合地方特色，如山东体育学院“建在高原上才能见高峰”理念及团队的创建。另外，强调培育特色学科专业品牌、特色毕业生品牌、体育科技贡献品牌和体育文化品牌，以实现从“同质化”到“特色化”转变。

4.2 找准以引领为核心的人才培养角色定位，培育高端人才

“精英化”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基于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在高等教育“量”的扩张基础上而进行的“质”的提升的优质教育理念，当“本科生遍地走，硕士多如狗，博士可以稍微抖一抖”的言论成为高校就业市场的形象表述[10]，“精英化教育泛普通化”启示我们要树立“人才引领发展”理念，让人才成为行业的服务者之外，更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人才引领”理念包含3层含义：（1）人才支撑发展，即社会需要什么人才，高校培养及输送什么样的人才；（2）发展提升人才，人才的成长是有其内部规律的，要通过“市场识英雄”。另外，优秀人才需要引和挖，而不是坐等其上门求职。还要做好人才的二次开发与能力升级，即不是在任用后就急于让他搞业务，而是要对其进行二次人力开发，要他真正去理解产业和项目，提高认知；（3）人才引领发展，通过培育或引进特色人才，开发一个产业、开拓一片市场，成为领军型人才。在英国，有2.4%的人在体育产业内工作；在美国，这个数字为近400万，占总从业人口的2.5%，而在亟待发展体育产业的中国，这个数字还不到0.4%[11]。

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卓越计划”助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的意见，对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来讲，应尽快出台《关于实施卓越体育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以“人才引领发展”理念建立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试验区，探索拔尖学生选拔方式，为体育产业及及其他行业发展培育高端人才。

4.3 打通以协同育人为方略的进出口畅通，培育创新人才

包括科教协同、校院协同、校企协同、国际协同等在内的“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协同育人模式对综合型人才的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对于两大课堂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处理还存在着十分严峻的问题，如尚未建立跨部门之间协同培养机制、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等。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需要形成优化的适应社会需求的育人环境和体制机制，三螺旋模型为现代“产学研”理论提供了创新范式，但未来的市场竞争是一种多角色、大规模的社会化协同方式，并由创造出社会价值。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应一改当下协同育人的“自我管控-社会协同”形式，向“共建共管-共享共赢”方式转变，打造“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高校人才培养新机制。

“三角战略模型”是基于“产学研”三螺旋模式和政府战略管理提出的“政府-高校-企业”协同育人方略，强调政府在协同育人过程中起到的战略地位和引导作用，指明合作的核心要素，为合作主体提供人才的培养及应用思路。首先，在社会价值方面，凸显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的追求。“三角战略”的核心要素即为社会价值，体现在政府提供服务的社会性、高校人才输出的社会性以及企业创造效益的社会性，即贡献社会价值；其次，在战略管理方面，供应链体系能够对人才的盘点和规划实现动态管理，不仅靠内部环境支撑，还要靠外部环境支持，实现与资金链、政策连、产业链“无缝对接”；最后，在模式运作方面，能够深入理解以下问题：为了实现价值目标，在制定协同战略时，合作主体能否充分考虑自身战略能力以及在协同培养中开发、整合资源并最终在实践中育本领，还需要哪些变革或创新。

5、结语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要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落实体育强国发展战略，就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个牛鼻子。高校是体育人才培养的关键阵地，突破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瓶颈，并找准人才培养出路能够有力助力体育产业发展及体育文化传承，尤其在2022北京冬奥会背景下，体育人才缺口较大。高校应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引领理念为核心，以协同育人为方略，培养体育专业特色人才、高端人才以及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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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怡.研究型大学本科生专业选择满意度与学习结果的相关性研究——以武汉市两所研究型大学为例[D].湖北:华中科技大学,2013-0101.

[3]杨小永,王健.我国高等体育专业教育同质化及特色化发展[J].体育学刊,2009,16(10):55~58.

[4]邬大光.大学人才培养须走出自己的路[N].光明日报.2018-06-19(13).

[5]刘伟.我国教体结合模式的困境及破解方案[J].体育文化导刊,2018,11(11):117~119.

[6]慈鑫埃尔祖鲁姆.专业队､俱乐部重金挖人--中国学校体育人才流失过早[EB/OL].2018-06-19.

[7]刘伟,潘昆峰.“教体结合”组织发展困境——基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03):54~57.

[8]白楠.建设有地方特色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以内蒙古科技大学为例[J].当代体育科技,2013,3(28):93~94.

[9]廖彦罡.新中国体育人才发展研究[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01-01.

[10]胡解旺.大学生就业报告[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1.

[11]中石.维宁体育携手斯迈夫大会启动中国体育人才峰会,人才培育如何破冰[EB/OL].2017-12-28.

文章来源：王锡营,邢金明.退出､呼吁与忠诚理论视角下高校体育人才培养困境与出路[J].四川体育科学,2021,40(03):12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