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有别于文化事业的公共服务、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效益、保护传承等的特点，文化产业承载更多的是经济效益，但其健康协调发展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文化事业所负有的使命。文化产业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推动力，除却政府的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多依仗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摒弃千篇一律，在文化事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迎合广大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因地制宜，结合要素禀赋优势，推进文化创新，打造有效供给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新时代山西旨在打造“文化强省”的导向下，寻求具有地域特色和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至关重要。

从马克思经济理论视角分析，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文化产业生产过程中对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调整，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总是在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的矛盾中不断发展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者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它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生产；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作用和反作用生产；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媒介生产和消费[1]。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以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辨证关系的阐述分析，为探寻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提供了基本遵循。在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真正把这四个环节作为相互制约的辨证统一体来把握，抓住统一体中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必定能够客观科学地认识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问题，进而使其得到妥善处理，最终促进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并为经济中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理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大量相关的文献及科研成果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在对各专家学者对此探讨学习的基础上，本文结合马克思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交换理论分析总结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理路。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马克思所讲的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的四个环节，也即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间发生的关系。在对《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学习研究基础上，宋涛明确将四环节的关系区分为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生产的消费、生产的分配、生产的交换）和社会生产总过程发生的关系（消费资料即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2]。

就社会生产总过程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从产品的生产、分配到交换流通环节直接对应了供给侧，而最终的消费环节与四环节的不可割裂性对应了需求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不可或缺性；在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环节中，生产又是实际的起点，是居支配地位的要素，因此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环节即直接生产过程是其中的关键。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处理好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及其之间的关系，更应把处理好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具体如图1所示。

图1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具体来讲，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统一体。首先，生产和消费是统一运动过程的两个方面，生产性消费与生产具有同一性，生产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统一协调生产者的生产活动，生产劳动者分工合作，在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消费的同时完成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劳动者通过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和对教育培训等的消费生产出可持续的劳动力和更高效率的生产能力，生产中对先前生产的先进技术的消费更进一步提升着再生产的效率；其次，作为生产前提条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比例决定生产[1]，科学的生产管理为生产要素合理的分配比例提供了保障，资本的逐利性和企业对技术的青睐往往会提升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力水平；第三，生产的交换是生产的一个要素，生产要素的交换表现为生产过程中人们的劳动能力的交换和各种生产资料的交换[3]以及劳动能力和生产资料的交换等，生产的交换为企业带来了内部各部门更细的专业化分工和更高效率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促进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直接生产过程的顺利高效进行决定着企业最终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将是企业打造品牌的根基和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直接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关键环节，其决定着接下来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并受这三大环节反作用的影响。

首先，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各个环节具有其独立的意义。生产环节，企业是生产的主体，现阶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国有、集体、民营、合资等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组成了活跃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分配环节，在现代企业中，按照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劳动者以货币形式获取着其所应得的消费资料；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社会福利和救济等社会托底政策通过再分配保障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可支配收入。交换环节，交换是连接生产、分配与消费的桥梁，它是使社会化、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打造了愈加发达的流通体系，促进了产业的纵向发展和产业链的延伸，对企业来说，缩短了生产与生产目的实现的距离，对消费者来说，提升了满足自我需求的便利性和实现消费的快捷性。消费环节，“生产活动的劳动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生产得以完成”[1]。消费使生产最终完成，使生产目的最终得以实现，同时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并引导下一阶段的生产方向、为生产积蓄力量。其次，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分配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生产的方式决定着分配的方式；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创新发展之路，然而，脑力与智力的成果难以量化，导致不合理的分配结果，这会降低劳动者的创新意愿进而阻碍企业的生产发展，所以在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影响下，应完善专利和知识产权的认证平台和体系，保证智力成果可合理参与分配，促进生产的创新发展。再次，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反作用于生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基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生产催生了愈来愈发达的商品流通市场，反过来，新时代背景下，多种形式的商品流通渠道在扩大了商品交换范围的同时，缩短了商品交换的时间，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效率。最后，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决定了消费的对象、生产的水平决定了消费的方法、生产决定了消费品的结构和需要[2]，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以及创新意识的加强，产品从有形到无形、消费方式从线下到线上、消费品从简单到繁杂，生产不断引导着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消费使产品最终完成，使其成为现实的消费品，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得到满足，进而会激发其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生产的主体，他们会推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有学者将“供给侧”“结构性”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维度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中，“‘供给侧’指着眼于供给端和生产端的管理和制度建设，即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的投入方式、投入结构，企业生产成本、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管理，以及对促进资源要素有效供给、质量提升、高效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制度的建设”，从生产的组织管理、资源要素的配置到生产性消费目的的实现，正是对直接生产过程各要素及其之间关系的阐释；“‘结构性’指结构的优化调整，即立足于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和供需有效匹配，促进产品、产业、区域等系列结构性问题化解，进一步释放错配资源的内在价值，有效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又是从社会生产总过程生产环节产品结构的优化，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问题的化解，对促进业态融合、产业链延伸、扩大供需匹配空间等要求的分述。

三、对文化产业供给侧的再认识

文化产业，首先以“文化”作为生产内容，决定着其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人民为向导，选取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作为生产内容，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并当好传承“中介”；其次文化产业本身不生产文化，它只是“文化”的加工者（创意文化的生产者）和文化物质形态的制造者，是连接固有精神文化、文化传承人与精神文化产品消费者的“中介”。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决定其必须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其发掘主流精神文化，以不断创新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最新形式的文化产品引领市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唯物辩证法，从生产的社会关系出发，把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不仅看到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四环节间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更看到了这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科学地再现了经济运动的过程。遵循科学的理论，将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原理与实践相结合，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顺文化产业发展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对探寻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路径意义重大。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生产在各个环节中起着决定的支配的作用。在文化产业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同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如下：

（一）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与对立

首先，文化产业生产中生产与消费是同一的。文化产业生产的内容是固有的精神文化，文化产业的生产需要文化传承人和对相关精神文化载体进行挖掘，对文化产业新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时是对劳动力体力、脑力和对旧有生产资料的消费；人们对最终文化产品的消费同时也使消费者的精神文化得到满足，并成长为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就生产性消费而言，生产就是消费，对最终的消费者而言，消费就是生产。其次，文化产业生产中生产和消费是互为前提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是以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为前提和动力的，“消费使产品得到证实”[5]，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敦促文化产业不断创新以生产更高层次的迎合广大消费者新需求的产品；先进的文化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又积极引领精神消费，填补了人们相比优越物质生活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空白，为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创造了现实的产品。最后，文化产业生产中生产和消费在相互制约中相互转化。在生产的全过程，文化产品生产的最后完成是消费的实现，而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或许可以为新的文化产品提供文化创意作为文化产品新的生产资料投入到生产中，不断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作用和反作用生产

在文化产业生产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直接决定了生产，它们之间的分配比例合理与否促进或减缓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业整体的发展。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打造结构合理的文化产业生产者梯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在劳动成果分配和薪酬绩效的发放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公正公平，激发文化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是优化文化产业生产结构的关键，也影响着社会生产全过程中生产者作为消费者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的实现。

（三）交换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

交换，“既包括流通中的交换，也包括生产中的交换；既指物化劳动的交换，也指活劳动的交换”[5]。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有熟练掌握精神文化精髓的文化传承人等掌握文化资源和相关生产资料的企业和个人，也有对精神文化内容进行整理加工和创新，使之以新的物质形态展现的企业和个人，在文化产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环节，为生产新的精神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之间进行的分工与协作，便是生产中生产资料与能力的交换，是精神文化产品生产资料进入下一生产阶段的生产性消费的纽带；流通中的文化产品的交换，是精神文化产品“从商品到货币的一次惊险的跳跃”，是精神文化产品作为最终产品进入消费者生活消费的桥梁。而无论是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存在要素闲置和产品“过剩”与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

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的一个中观主体，作为一个整体其产品和服务生产的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环节构成。它以精神文化为生产内容，以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为生产者，以不断创新的生产手段和内容的“文化+”解放和发展着精神文化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我国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孕育了大量的承载传统文化技能的传承人，它们是文化产业生产梯队里不可或缺的潜在生产者，在文化产业生产过程中，其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特殊生产者群体使生产要素的分配更体现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文化产业除物质形态外的特殊产品形态要求精神文化产品的流通与交换与数字化融合，走“互联网+”的即时消费路线，正确处理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文化产业生产中和文化产品流通中“供需匹配”、交换顺利实现的保障；文化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迎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力量，“生产性消费就是投资”，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特殊属性，使对其在生产性和生活性的消费中都产生了正向的回报，使文化产业和消费主体进入了生产—消费—更高水平的生产—更高水平的消费的螺旋上升过程。

四、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

山西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对“五大发展理念”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应，是山西省转型发展、建设“文化强省”的要求。在政策的支持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山西省文化产业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面临发展的掣肘，从生产、供给侧入手，从马克思经济学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视角，尝试提出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

（一）生产领域：全面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精神生产力

生产领域与文化产业的要素市场密切相连，在生产的过程中需聚焦对生产要素供给的高效利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必须以需求为导向，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文化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通过各种意识、符号和精神的刺激与再生产，从而为主体提供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激情、智慧和创造力等[6]，作为内容产业，文化产业必须重视内容的创新和质量，不断解放和发展精神生产力。

首先，要形成生产前的需求反馈机制，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在充分分析调查的基础上超前生产迎合广大消费者喜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其次，在生产过程中要重视对文化产品内容和载体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阐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与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主张在把握时代特征与文化多样性的条件下实现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容的创新[7]。通过对山西传统文化资源的梳理，挖掘山西优秀的文化内涵及历史价值，进而以影视作品、文化主题公园、小而精的物质载体等受人们青睐的形式呈现，这种与现代科技、理念结合的方式，同时可以达到保护并传承传统文化的目的；文化内容的生产是精神生产力的体现，要通过引进创新人才、进行专业培训教育、营造宽松氛围等激发生产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重“文化+”的内容融合，在文化创意的设计和开发上进行创新与突破。第三，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为生产性中的交换提供依据与规范，是文化产业生产过程中各生产要素合理分工与团结协作的保障。要补齐文化产业生产过程中要素错配的短板，制定科学的生产管理与分配制度，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分工的协调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充分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与生产要素，通过完善的管理机制保障生产中交换的顺利进行，顺利完成各生产要素的价值转化，保证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的高效进行；最终通过产品的数量与品质赢得市场，进而吸引资本、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的再流入，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为打造文化精品奠定基础。

（二）分配领域：科学合理，打破产品市场的供需错配和失衡

除却直接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分配领域还包括对生产成果的货币化分配和最终产品和服务在不同市场的分配。

首先，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样，在山西省文化产业生产过程中，对生产成果的分配也必然遵循该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强调“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给劳动者的财富应足以补偿其体力与脑力付出[8]，除却物质资料的投入，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承载了更多的智力劳动和精神生产，对此应该有明确量化的绩效指标，对精神文化生产资料等有所有权、著作权等的生产者，要依法合规严格分配等值物质财富，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文化传承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激发其参与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另外，要适度进行股份制改革或进行其他创新性的激励制度改革，以工作年限、贡献程度等作为量化指标进行货币性分配，以缩小山西省文化产业内部不同分工劳动者间收入的差距，还可促使产业生产者以更高的责任心投入到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来。

其次，文化产品价值的最终实现是要走向市场，在城乡和地域间发展差距较大的背景下，山西省文化产业生产产品和服务面临着有不同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的消费者群体，文化产业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地域差距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要求文化产业在生产中能将同样的精神文化内容以不同的物质或非物质形式迎合各细分市场，在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最终实现的分配上，做到科学合理的规划。不仅要注重普惠性和均等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求，开发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还要针对越来越庞大的追求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群体，对文化产品和服务从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深度创新，打造充分体现地域性、特色性的高端文化精品力作。

（三）交换领域：融合“互联网+”，积极开拓产品流通新渠道

交换是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在流通中，文化产业需要顺应时代潮流，融合“互联网+”，积极开拓新的流通渠道迎合日新月异的消费形式，顺利实现产品的价值。

新时代背景下，“文化+”从旅游、金融、科技等方面为文化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省文化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大大提升了其对山西省GDP的贡献度。而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流通中顺利实现交换是其实现价值的关键，文化产品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特殊性和其不同的消费形式，决定了其在流通中交换形式不仅要适应传统还要顺应新潮，这对山西省文化产业开拓“互联网+”的新流通渠道提出了要求。首先，要扩大专业人才队伍，利用科技成果。文化产品的非物质形态即服务注重即时消费，这种零距离的文化服务对服务人才从形象、素质和专业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注重引进高质量的文化服务人才，努力将智能服务机器人、VR等自助服务设备和技术运用到零距离、重体验和享受型的文化服务中去。其次，要依托信息基础设施与网络技术，开拓文化产品的线上销售服务平台，利用发达的物流体系，实现文化产品的跨地域消费；运用网络信息、资源等的互联互通、交互共享优势，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顺利交换进行宣传与消费引导。最后，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化产业结构，拓展产业向纵深发展，通过产业融合，延伸产业链，开发自己从产品生产到交换流通最终实现价值的“一条龙”服务渠道，以提高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文化产品供给的有效性，节约成本，更好地与消费者对接。

（四）消费领域：增加投资，增强消费意愿与能力

消费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即投资；而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受供给方消费引导、政策导向及消费者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的影响。

首先，开发挖掘山西省文化资源，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需要财力的支持；政府大力倡导建立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山西省文化产业打造“文化精品”，精神文化产品的提质增效，充足的资金是保障。201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文化、旅游和体育产业”，为山西省文化产业吸引民间投资提供了参考，山西省文化产业要在创新创造上下功夫，在努力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均衡的同时，吸引民间资本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增加文化产业的生产性消费规模。

其次，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使消费者本身成为潜在的精神文化创造者，其不断升级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成为文化产业生产更高层次精神文化产品的动力，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实现。作为生活性消费，其需求主体是有不同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的大众，在观念上需要政府的意识形态引导和文化产业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引人注目的宣传策划；更重要的是要以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吸引需求、创造需求[9]。在消费能力上，提升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在保证其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存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提升其追求精神价值实现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山西省文化产业生产活动过程的最终完成和各环节能够得以顺利循环的条件之一是产业本身与政府的积极作为。

五、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要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原理不仅是社会生产的四个环节，其背后更隐藏着四个环节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机制与体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实现形式，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遇到的困境的根源是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山西省文化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以下方面下功夫。

（一）齐头并进，占领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新高地

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特征要求创新和创意，在文化产业领域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精神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精神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补齐山西省文化产业领域拔尖和领军人才短缺的短板，充实文化产业基层生产者队伍，打造结构合理的文化产业生产者梯队，需要山西省文化产业与政策齐头并进，加快机制体制创新，营造培养和引进人才的宽松氛围。

1.文化产业作为山西省“文化强省”建设的中观主体，要创新产业内部的用人机制。首先，山西省是文化资源大省，被业界认可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合计达71个，而除了历史文化的物质形态，真正能将历史文化精神精髓传承的往往是生活并融入其间的劳动人民，文化产业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整理加工者和弘扬者，这群朴实的劳动人民必然要成为其生产者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省文化产业要积极吸纳散落在村落的文化传承人，这不仅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更能从城乡间人的融合角度促进城乡关系的融合发展；其次，山西省文化产业要积极联合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开拓精神文化产品的“产学研”路径，培育拔尖人才，以人民为导向，不断增加山西省文化资源开发与创新的深度与广度，为打造山西省文化精品积淀力量；第三，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不断刷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尤其在产品终端市场，不断缩短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带给消费者全新的消费方式及理念，而有些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也重在身临其境的体验，其消费的即时性、产销的零距离和一体化要求在流通渠道中能紧密结合互联网顺利完成交换，实现其价值，这就要求文化产业积极引进高科技人才；最后，积极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在完善用人制度的基础上，要注重专业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建立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着力提高文化产业生产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水平，公平合理，为山西省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打造一支结构合理且稳定的人才队伍。

2.宏观调控在合理配置资源方面不可或缺，政府要积极干预生产要素市场，从政策上引导文化产业相关专业人才和科技人才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服务；结合本省实际，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文化产业发达地区有经验的人才加入到山西文化产业人才队伍中去；积极开展省际乃至国际间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交流会，为山西省文化产业生产者队伍学习先进经验搭建交流平台。

（二）多方努力，促进文化产业多面融合

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除劳动力外，生产手段也不可或缺，资本投资是文化产业生产的必要要素，而与科技和新媒体的融合，不仅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节约人力，也可以延长、拓宽终端产品市场，其向偏远乡村的延伸更可以使城市、乡村人们消费相同的精神文化产品，进而潜移默化地促进城乡关系的融合发展，将实现文化产业整体生产的提质增效和产品价值。

首先，在文化产业的生产性消费即投资方面，文化产业要按照政策引导，积极主动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与民间资本融合，引导生产主体多元化发展，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保障。政府不仅要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鼓励设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也要细化民间资本向文化产业流动的标准与方式方法，使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有章可循，搭建民间资本与文化产业交流的平台，政府要当好连接民间资本与文化产业的桥梁，给民间资本持有者投资文化产业吃下定心丸。其次，新时代新背景，激烈的竞争环境要求文化产业与科技的融合，在生产过程中，文化产业创意产品的生产往往是与科技的融合，先进的机械化设备高精密度的批量生产在精神文化产品质量提升和精神文化传播弘扬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化产业要紧随时代步伐，在精神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引入及自主研发和创新上下功夫。第三，互联网打通了精神文化产品“上山下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城乡人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共享。文化产业要推进产品流通方式与新媒体的融合，开发手机终端软件、搭乘成熟的网络交流平台或通讯软件等，扩大非物质形态的精神文化产品传送的范围；山西煤陷区退出的宅基地和近年来乡村三产融合的快速发展，对于从产业角度去培育乡村文化景观提供了支撑[10]，政府要在完善偏远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下功夫，为人民群众能共享“互联网+”的成果做好保障服务。

（三）机制创新，打破供需错配瓶颈

供需错配与失衡不仅表现在生产要素市场还体现在产品市场，不仅发生在文化产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还存在于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环节。

1.文化产业需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创新机制体制，首先应完善产业内部的生产管理机制，注重生产要素在产业生产中的供需匹配，提高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科学规划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配比例，避免盲目投资而导致产能过剩；其次要制定科学可行的营销策略，注重根据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细分产品销售市场，扩大有效供给，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产品市场供需的匹配，使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效结合。

2.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的条件下，政府合理的干预是调节我国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首先在生产要素市场，政府对市场信息不对称要积极作为，通过税收等杠杆加以调节，矫正市场盲目性导致的资源要素配置扭曲，从宏观上引导有限的资源流转到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产业中去。其次，在产品消费市场，政府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并完善托底性的社会政策，提升居民除了满足衣食住行收入之外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积极宣传核心价值观与主流精神文化，占领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在消费观念上使消费者对精神文化产品的认识有所改观，通过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义务教育的普及，提升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其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意识。从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和意识形态引导入手，激发消费动力，扩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使文化产业制定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方案有据可依。

（四）管理监督，在诚实信用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山西省支持文化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成绩斐然。我国对文化产业园区、示范基地和星级文旅景点等实施动态管理，不断强化退出机制，促进优胜劣汰。这就要求山西省文化产业能够在生产中以山西特色文化资源为内容，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民为向导，诚实守信，打造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首先，作为市场主体的文化产业，山西省文化产业要按文化产业发展标准，尤其是在文旅方面，严格划定经营业务范围，并敦促各部门贯彻落实；要完善监督机制，将监督管理贯穿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与再生产的全过程；要建立奖惩机制，对违反行业规则，违反文化产业经营原则和违背社会效益及核心价值的产业部门作出罚款、警告乃至取消经营资格的处分。其次，政府要积极运用其监管职能，及时发现掌握文化产业违反诚信原则私自扩大营业范围，唯利是图经营与文化产业经营内容无关的产品的行为，并予以惩处；政府相关部门要鼓励山西省文化产业对精神文化内容和产品的创新行为，给予物质奖励并予以知识产权、著作权的保护，提升文化产业领域各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意识。第三，完善行业协会及组织的监管制度，建立消费者消费评价平台，通过社会舆论压力敦促山西省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使其在合法合规范围内积极创新，以诚信经营打造核心竞争力。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山西省文化产业在生产与再生产的各环节要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坚守“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绿色无污染的本性；注重生产内容、产品和生产手段的创新；借助市场与政府的力量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并协调产品供需使之匹配，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精神生产力；在开放包容中开发、融合山西省不同层面的文化资源，不拘一格吸收乡土文化人才；借助科技与互联网平台拓宽精神文化产品的流通渠道和精神文化的传播，让城乡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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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山西文化产业发展研究”(2018041010-6);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山西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研究”(2018B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