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徽州古建筑雕饰艺术于徽州传统社会文化中孕育发展,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大量反映徽人业儒入仕、亦贾亦儒、忠孝节义、宽恕忍让等题材的人物雕饰纹样,从多角度表现了徽人尊礼崇儒、爱儒好儒的生活旨趣、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展现出儒家文化精神的审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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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而好儒”是徽商特色之一,徽州古建筑人物雕刻纹样受其影响,集文化性、装饰性于一体,诠释着徽人尊礼崇儒、爱儒好儒的生活旨趣、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充分展现了儒家文化精神的审美内涵。
一、业儒入仕、博取功名的生活写照和精神追求
徽州文风昌盛、名人辈出,元代学者赵汸赞曰:“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徽人虽从商者众多,但十分重视教育,一般父兄在外,子弟在家读书,学完塾庠阶段课程后,即上父兄谋生所在地府学求学。徽州儒学兴旺,府学、县学、书院及私学均相当发达。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徽属六县,共创建54所书院。以祁门六都村为例,自宋至清,一村中共建4所书院,5所私塾,3所义学。[1](P153-156)在此背景下,徽人普通具有“惟有读书高”的意识和“以读书训子弟”,业儒入仕、博取功名的观念。很多徽商先贾后儒,或是先儒后贾,或是亦贾亦儒,基本都有读书、赶考等儒家教育、科举生活经历。这些在徽州古建筑人物雕刻装饰中均有所体现,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徽人读书、课业、赶考等真实生活的描绘写照,几乎涵盖了儒家科举道路的全过程。雕刻纹样主要包括:私塾、蒙馆、日课、习武、寒窗苦读、渔樵耕读、园中阅书、园中对诗、儒生、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有教无类、不耻下问、问道、诗教、诗书传家、长亭送考、送郎赶考、进京赶考、十年寒窗、考场、高中皇榜、文科殿试、武科殿试、状元游街、打马游街、状元及第、衣锦还乡、赶考归来跪见母亲、问政、致仕、告老还乡、白首穷经。
这一类人物雕刻多是描绘日常生活场景,常采用写实手法,很多雕刻富有趣味性和感染力。如清代《私塾》(图1),雕刻于木床花板上,描绘的是学生挑着见面礼求师的故事。采取深浅浮雕、透雕等手法,将私塾的层层门户、门前苍松峻石、塾师、学生、挑着见面礼的老汉等场景人物栩栩如生的描刻出来,人物有回首、询问、低头问学等多种姿态,表情神态细致入微。衣物上的褶皱、老汉所挑礼物的包袱均采用长短、粗细不一的线刻,极富立体感和层次感。又如清代民居窗格心雕刻《日课》(图2),描绘的是童生日课的画面。在苍松映衬下,私塾中一位塾师头戴巾冠、留长须,一手执书卷,一手执戒尺,貌甚威严。门外有童子二人,一人弯腰,手执书卷,头正对着塾师的方向,似正在背书;另一人直立,略低头看向背书的童子。人物仅寥寥三人,却气韵生动,如一幅风俗画卷。
图1
图2
在这一类雕刻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黟县塔川的清代积余堂雕刻。积余堂为盐商吴某为其六个儿子所建,为达到教育子弟的目的,在厢房门四块大腰板上雕出了府学、社学、乡学、私塾四种教学机构,并从《千家诗》中精选出十六首唐宋七绝(《枫桥夜泊》《滁州西涧》《社日》《村晚》《七夕》《春日偶成》《村居即事》《初夏睡起》《春宵》《湖上》《僧志安绝句》《杜甫绝句》《清明》《田家》《漫兴》《答钟弱翁》),将诗句内容配以精致的画面刻在十六块小腰板上,形成令人叹为观止的十六幅《诗教》组雕。
第二类主要采用象征、谐音等方式,将徽商对科举成名的向往雕刻成吉祥图案。纹样主要有:五子登科、五子夺魁、同胞进士、同胞状元(同为文状元)、同胞状元(文、武状元)、三元及第、连中三元、三进士、五经魁、春风得意、魁星点斗、折桂、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官运亨通、如意高中、连升、冠礼、跳加官、冠带传流、荣赐冠带、弹冠相庆、加官进爵、指日高升、对大廷、高官进爵、文经武纬、光宗耀祖、马上封侯、带子上朝、一帆风顺、福禄寿喜、福寿如意、禄福、望子成龙、儿成龙女成凤、大富贵亦寿考。
徽州文风盛行,至清代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之说,即从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年,连续三科状元都是徽州人;同治十年,歙县西乡丰乐河沿岸相距十里的四个村镇中出了四个同科进士并获封翰林院庶吉士,可谓一时之盛。[2](P33)其中,徽州休宁县更有“中国第一状元县”的美誉,从宋嘉定十年至清光绪六年的六百余年间,休宁本籍与寄籍状元共计19名,居全国各县之首。[1](P32)在这些进士、状元中,出于同一家的也屡见不鲜。有父子进士、兄弟进士、祖孙进士、叔侄进士等,如清代唐模许氏一门就出了许承宣、许承家、许承尧三个翰林,且许承宣、许承家为同胞兄弟。为此,康熙皇帝特恩准二人修建了“同胞翰林坊”。在此历史背景下,很多徽州古建筑雕刻作品对于“五子登科”这一常见的吉祥图案进行了变形和加工,衍生出大量的如同胞状元、三元及第、连中三元、三进士、五经魁等纹样。这类雕刻纹样不仅是对徽人科举成名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也深刻表现了徽人对于自己和子孙后代功名有成的渴望。
与此同时,因徽人尊崇程灵洗、汪华等人保境安民的军功武略,将其作为地方神祇庙祀供奉,徽人也素有崇武的风尚。据新修《歙县志》记载,唐至清代,歙县(包括寄籍)进士中有武科90人,并于宋代出过程鸣凤(祁门)、程若川(休宁)等武状元;清乾隆年间出过鲍友智等武榜眼。[2](P164)在徽州古建筑雕刻中,也同样出现了宣扬武功、崇武的图案。卢村木雕楼志诚堂中雕刻了描绘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场景,有水战、山地战、阵地战、步兵骑兵混合作战等。绩溪龙川胡氏宗祠大门五凤楼外额枋上雕刻着三军听令、跃马横刀、旌旗蔽日、鏖战沙场等保家卫国的战争场景。另如《同胞文武状元》《折桂》《文经武纬》等作品,表现出徽人文武并重,渴望做文经武纬之才、安邦定国之士的儒家理想。其中,《折桂》(图3)是一幅精致的清代木床花板雕刻,图中楼台、庭院、树木、人物等均雕刻精致,有一童子背扛长戟,意为高中武状元。
此类雕刻中很多作品立意不流凡俗,利用写实与寓意相结合的方式,雕刻出的画面虚实兼备、情景生动、颇有趣味。如清代民居窗栏板上雕刻《一帆风顺》(图4),整个画面有远景、有近景,层次分明。送行的人在左上角楼阁中眺望,中段大幅雕刻被江水铺满,正中江上有一艘大船,船帆高悬,船内有艄公,有坐船的人,动作、神态均生动细致。为了保持构图的平衡性,在右下角还雕刻了一支小船,船上坐着一位抽着烟斗的老汉。这幅雕刻乍一看像是单纯的送别图案,可是再仔细就看会发现,图中扯满了帆的船上插了四块大学士的牌子,意为仕途一帆风顺。
图3
图4
又如清代木床花板一幅雕刻《如意高中》(图5),运用深浅浮雕、镂空透雕等手法,雕刻出妻子送丈夫赶考的画面。但在对真实生活的刻画中,又进行了艺术加工。雕刻画面中妻子送给丈夫的,不是日常生活用品,而是寿桃和如意,寓意着“祝君保重、如意高中”。
图5
第三类主要是将各类文人雅士、名人轶事等历史典故雕刻成画面,或表现寒窗苦读,或表现诗酒风流,或表现富贵寿考,体现出徽人对文人生活和君子之风的向往。主要纹样有:伯乐相马、高山流水觅知音、孟浩然踏雪寻梅、王羲之写《兰亭序》、四爱图、唐肃宗宴官图、李白脱靴、三君图、三酸图、唐太宗十八学士、文官上朝、百官宴饮、迎送图、太公垂钓、陶公醉酒、苏轼赏菊、梅妻鹤子、王羲之戏鹅、羲之笼鹅、买臣负薪、车胤囊萤、温公警枕、闻鸡起舞、白衣送酒、赏景赋诗、琴棋书画、携琴访友等。
在这一类雕刻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以《四爱图》为母题的组雕,在徽州多处古建筑中都曾出现,内容还稍有不同。如绩溪龙川胡宗宪尚书第从善堂中雕刻的“四爱图”纹样为孟浩然爱梅、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而亳州花戏楼正门牌坊西边楼额枋上雕刻的“四爱图”为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鲁隐公观鱼、陶渊明爱菊。这些“四爱图”组雕人景布局得宜,造型古拙,气韵生动,富有情趣。尤其是卢村木雕楼《孟浩然踏雪寻梅》(图6)等作品,具有浓郁的绘画风格,线条敦厚流畅,意趣盎然,表现出极高的雕刻水平。
图6
二、贾与儒的各行其道与紧密融合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盐业、茶业、典当、棉织业,从事粮食、木材等贸易,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与此同时,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注重广结人缘,参与政治生活,并大力振兴文教,向往子弟擢高第,登仕籍,改换门庭。部分徽商后代以“业儒”而成名,如汪道昆、金声等;部分徽商先贾后儒,最终科举入仕,如汪廷榜、江登云、程晋芳等;而另有大批徽商入仕无望,虽从事贾道,却时刻不忘儒风,“蔼然有儒者气象”。
为了在“治生”和“进取”之道中取得较好的平衡,徽人以贾业为谋生之道,取厚利为自己和子弟业儒创造经济条件,在业儒入仕,功成名就后又反哺贾业,为家中贾业提供坚强的政治后盾。在教导子弟时,他们要求子孙各执一事,各尽其力,共同为大家族贡献力量。如姚姓徽商在其分家书中写道:“自今分析之后,产分虽微,亦可以为谋生根底。尔等须各立志,士农工贾,各执一艺以成名,务期扩□先绪,有光宗祖,垂裕后昆。”[3](P230-231)休宁商人陈士策在分家书中教导儿孙:“读书者,兄弟情谅周旋买办,亦谅其有无,使无嫉妒之心,庶免室人之责,安心肄业,或可为门户之光。倘遇门户是非,产业争论,读书者公然承认,勿推彼此,方见足手之谊,外人不敢仰视矣。”[4](P310-311)贾道与儒道,在明清时代的徽州各行其道却密不可分,形成“左提右挈”、相互依赖的格局。
在此背景下,徽州古建筑中也出现了相应的表现内容,有意识地将读书人与商人塑造在一起,描刻出商贾各行其道,又亲密融合的场景。如清代民居梁驼上雕刻两个人物(图7),左为蟾宫折桂的书生,头戴儒生帽,右为经营四方的商贾,两人携手站立,姿态亲密,言笑晏晏,似为兄弟。又如清雀替雕刻两人站立像(图8),一人身着儒生服饰,手持桂花,另一人为商贾,两人脸上均充满微笑。这些雕刻均生动地表现了徽商对于贾儒之道的人生态度。
图7
图8
同时,在徽州古建筑中,还出现了较多幅描绘不同阶层的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人物雕刻。如清代一幅窗栏板雕刻《小康之世》(图9),画面上既有捕鱼的老翁、泛舟江上的儒士,也有骑驴行迹匆匆的商贾、埋首读书的学子。又如大量以“渔樵耕读”为母题的人物雕刻,其中较为出名的就有黟县西递六覆堂砖雕、黟县卢村木雕楼绦环板木雕、承志堂木雕、馆藏于安徽博物院的游春图门罩雕刻、黟县南屏民居厅堂梁托雕刻、秀阳乡凤腾楼檐口雕刻等。这些雕刻或是单幅成图,四幅一组;或是四种中任意两种成图,两幅一组;或是连续画面构图。画面上渔樵耕读四种职业的人各行其道、悠闲自得,表现出徽商对于“士农工贾,各执一艺,同气连枝,相睦相恤”“虽产业分,而人心如一”的美好期望。
图9
三、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反映
作为敬奉朱熹、崇尚儒家思想、宗族观念强烈的徽州人,从受教育开始,便接受了严格的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歙县志》云:“歙人素崇礼教,又坚守程朱学说,孝友庸行,割肝伐臂者不可胜计”。[5](P12)歙县城内至今还保存着一座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的“孝贞节烈坊”,于其上集中表彰了徽州府属孝贞节烈者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因此,儒家伦理道德这一内容在徽州古建筑雕刻中得到了较多的体现。
(一)报国尽忠
忠是儒家的重要范畴,既是伦理范畴,也是政治范畴。徽州雕刻中表现“忠”这一伦理范畴的作品可以说多得不可胜数。徽州人在古民居雕刻中反复刻画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故事,传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起到了以史为镜、教育后代前仆后继的激励作用。
除了描绘部分徽州人的真实功绩,如胡宗宪抗倭之外,其他以“报国尽忠”为题材的雕刻内容基本取自各类民族英雄的故事,主要包括:岳飞及岳家军故事,韩世忠、梁红玉故事,杨家将及穆桂英故事,戚家军故事,三国故事,花木兰故事,狄青故事,周遇吉故事。
其中,徽州木雕中对三国故事特别偏爱,关于三国题材的故事为最多,有的刻在梁坊上,有的刻在窗栏板上或者隔扇裙板上,数百年间盛传不衰。
(二)孝道
孝道观念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历来帝王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孝道作为立身教民之本、建国治邦之基。徽州人在朱熹“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下,非常重视孝道,表现在古建筑中即出现了大量的以二十四孝为主题的雕刻。这类作品有成组的也有单幅的,如:清代民居东西回廊隔扇门窗格心就刻有《二十四孝图》。
(三)节义
节义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节指的是人的气节、节操,如《论语》中提到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指的是人为了坚定的信念百折不挠,置生死于度外。义是儒家所认为的理想人格和重要品质,是人所具有的内心的道德品质和美好的精神境界。表现节义的雕刻纹样主要有:苏武牧羊、关公送嫂、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龙女牧羊柳毅传书、赵氏孤儿、燕山教子、一诺千金、周仁献嫂、青霜剑、平贵别窑等。其中,“一诺千金”典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意指季布一诺信实可靠,重于黄金。“周仁献嫂”出于昆曲《忠义烈》,描述严嵩当权陷害朝臣杜宪,周仁妻子冯素蕙乔充杜妻而死的故事。“青霜剑”出自京剧《青霜剑》,又名《烈妇报仇》,故事内容为宋代豪绅方世一为霸占申雪贞而害死其夫董昌,申雪贞为夫报仇并自刎而死。
(四)忠恕忍让
《论语》中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目的是推己及人,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和感情上的沟通。儒家思想强调“以和为贵”,赞美忍让、宽容的忠恕之心、宽厚兼容的胸怀和厚德载道的品格。徽州很多村落都是以同姓大族为主聚集而居,一般一组聚居一村,也有按房系分居几村,徽州人以数代同居为荣耀,以家族和睦为时尚,方志中有“四世同居”“九世同居”“十三世同居”等记载。因此,在徽州木雕中经常可以看见以忠恕忍让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最多的就是“公艺百忍”(图10)。
图10
除此之外,表现忠恕忍让题材的雕刻纹样还有五世同堂、九世同堂、全家福、将相和、群僚同乐、忠恕(赠绨袍)等。“将相和”表现廉颇和蔺相如言归于好的故事,“群聊同乐”表现同僚之间胸无芥蒂、开怀畅笑的场景,“忠恕”出自京剧《赠绨袍》,讲的是范睢原谅须贾的故事,均表现出忍让、宽容的儒家美德。
四、结语
儒家文化思想对于徽州人特别是徽商的影响是巨大的。徽州宗族子弟大都接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重视读书科举、倾心于各种文化事业,以儒家忠孝节义、忍让宽容等思想道德观念为基本的道德准则,“虽为贾者,咸近士风”。[6](P257)这一特色在徽州古建筑雕刻中也留下了深刻印记,成为了徽州文化的独特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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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安徽省省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7jyxm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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