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民族自信的根本。中华文化在浩瀚无垠的时间长河中不断沉淀升华，历经世代的更迭，最终孕育出了一部绚丽史诗。据考证，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去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刘家义，2019:48)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延绵五千多年而未中断，更未被其他文化形态所征服、取代或消灭，中华文化是唯一存续的文明，究其根本，发现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文化基因支撑其间。(陈江涛，2018:56;吕嘉戈，1998:48)

二、文化自信

众所周知，思维的物质基础是脑，语言的物质基础是发声器官与接收声音的器官。人是一种生物，而且是一种有脑又有发声器官和接收声音器官的动物。思维的形成有赖于触觉视觉听觉这些接收信息的器官先期发育，这些接收信息器官的发育促进脑的发育，而发声器官又晚于脑器官的发育，因此思维先于语言而存在，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1921:56)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洪堡特(Humboldt,1999:81)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是民族思维的历史积淀，折射出一个民族观察、感知和理解世界所独具的思维范式”。在信息化时代，人们并非直接对外在世界作出反应，而往往需要通过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这类媒介。(傅敬民，2020:3)毫无疑问，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更是文化的符号。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又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对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至为重要，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是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信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提高文化自信的前提就是要做到高度认同自身文化，也就必须厘清自身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承下来。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夯实、壮大，中华文化“走出去”势不可挡，已经开始迈出坚实的步伐，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也逐渐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其中，典籍翻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周新凯，许钧，2015)。典籍翻译中不仅要谨防各类“假朋友”(钟书能，2016)，更要杜绝百科知识纰缪(钟书能，2017)，而做好这两者的前提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自洽，也即译者必须积累丰富的百科知识，用准确的历史事实全面、准确地解释、传播各种中华典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中华文化的滋养播撒到世界各地，积极与世界各类文明互鉴互惠。

三、文化自洽

多年的典籍文化翻译经验告诉我们，要将中华典籍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准确地诠释出来，达到文化自信，前提是必须做到“文化自洽”(culturalself-consistency)，也就是对自身文化有恰当的理解、充分的认识。2016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了主题为“自信、自觉、自洽: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论坛”提出的“寻求文化自洽”实际上就是指文化求真这一概念内涵。

费孝通(2003:20)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文化自洽的体现。中华文化由古至今，历经世代更迭、沧桑巨变，依然能够协调一致、自我发展，不需要借助外界力量，本身就是一个自上而下、完备自洽的体系。典籍翻译中必须遵循的“自洽”表现为文本与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主要体现在文本阐释、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等层面。Langacker(1987)、Croft&Cruse(2004)认为，一个可以加以重构的问题首先并不涉及作者思想上的体验，而完全只涉及文本自身的意义。翻译过程实际上就是意义阐释的过程，译者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和阐释，是通过不断持续深入到文本意义中进行修正的。(伽达默尔，2010;林继红，2016)因此，译文理应符合某一典籍所在时代与地域的历史背景、时代礼节习俗、风格意境等。译者应对源文不断进行勘校、释义，做到锱铢必较，才能正确诠释该典籍所蕴含的文化历史信息或价值，并达成最大程度的文化自洽。

四、中华典籍翻译

根据杨渭生(1992)的统计，现存文献典籍约15万种，大致可分为文、史、哲、科四大类，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宝库。王岳川(2004)的研究显示，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中国古代典籍的正式外译始于16世纪末，最初并不是作为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典籍”而引起西方的关注，而是因其所承载的哲学、宗教、伦理等观念获得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因译者身份各异，各类译文的翻译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译本的面貌呈现多样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某种文化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扭曲变形，甚至失语(林继红，2016:55-56)，也即译者没有做到文化自洽，这种译文可谓“犹译不译也”(严复，1981:2)，其危害性不可低估。

不少学者都认识到，典籍翻译过程是“一个二度翻译过程，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方梦之，2011:122)，这个“翻译过程增加了一个语内翻译阶段，原文为古代或近代汉语，译文为现代英语，中间为现代汉语”(杨自俭，2005:62;黄国文，2012:64)。在这个语内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通达典籍原意，还原真实历史，力求做到文化自洽。

由于中华典籍作品众多，每一部都有自己的时代属性，限于篇幅，本文选取李天辰的《论语》和吴国珍的《?论语?最新英文全译全注本》作为两个研究对照文本，仅从《论语》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文化求真，探讨典籍翻译中的文化自洽问题。《论语》以其在中国文化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较早被译为西方语言的中国经典。(姜哲，2019:161)这部典籍凝聚了古代中国治国为人的精华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涵盖了多个方面(王东波，2008:4)。本文将从《论语》中的“礼”“史实”“人物形象”“社会背景”等四个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中华典籍翻译及文化传播的进一步重视，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

4.1. “礼”的认知

众所周知，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崇尚礼仪的大国，“礼”也是《论语》中儒家思想的核心主题之一。古时的礼是指挥整个社会运行的法则，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政治、法律，小到人们的饮食起居，无一不受礼的支配。华夏民族正是在礼的调控下，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某种价值取向。(杜君璞，2017:25)而正确理解《论语》所处时代语境中的“礼”是译者需要妥善处理的文化自洽问题。例如:

(1)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11.1)

李译:TheMastersaid，“Thecommonpeoplecantakeofficeonlyaftertheyhavelearnedritesandmusic,whilethesonsofofficialscantakeofficefirstandthenlearnthem.IfIweretoappointsomeone,Ishouldfavortheonewhotakesstudiesfirst．”

吴译:TheMastersaid，“Thosewhofirstlearntherulesofproprietyandmusicbeforetakingofficearemenofpopulaceorigin;thosewholearntherulesofproprietyandmusicaftertakingofficearemenofaristocraticorigin.IfIweretousethem,I'dchoosetheformer．”

先秦时期，当官的应该熟习礼乐。“礼”是国家典章制度，是人的行为规范;“乐”不但有教化社会、敦淳民风的功能，而且在各种祭祀庆典活动中必须严格操作而不出差错。熟习礼乐是当官必须具有的素质。但因为“君子”，也就是贵族出身的、有爵禄的人，可以通过世袭来当官，一些年轻贵族未经学习礼乐便可继位当官;而“野人”，也就是在野的、没有爵禄的普通人，却只有极少数人通过刻苦学习，能熟练掌握并运用礼乐知识，才有可能做官。所以孔子说如果由他来挑选当官的，他宁可选择那些先学好了礼乐的普通人。

李译把“礼”译成rites。古代的“礼”包含礼制、礼义、礼仪三个方面。礼制指国家的典章制度和各种规定，礼义指规范人际关系的理论和原则。礼制会随时代变化，礼义却是不变的。比如“尊敬老师”，它的礼制规定和礼仪程式各朝代都会有所不同，但它的礼义，却是任何时代都适用的。礼仪指人际交往和典礼方面的各种程式，被认为是“礼之末也”。

李译将“礼”译成rites显然有失偏颇，因为rites对应的是“礼仪”。若是翻译典礼、祭祀，那倒是对的，但在本文，这个礼关系到礼乐制度的根本，属于礼制范围，李将其译成“礼之末”的rites很显然是错的。吴译借鉴、继承了理雅各的译法，把这类“礼”译成therulesofpropriety，即“关于礼的各种规定”，很好地体现了礼制的这一意蕴。

(2)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6.25)

李译:TheMastersaid，“Agentlemanwhohaswidelystudiedlettersandatthesametimeknowshowtobehavecourteously,isnotlikelytogofarwrong．”

吴译:TheMastersaid，“Asuperiormanwhokeepsbroadeninghislearningandregulatinghimselfwiththerulesofproprietymaynotoverstepwhatisright．”

李译把“约之以礼”译成knowhowtobehavecourteously，即“知道如何举止有礼貌”。其实，“礼”是当时的最高行为准则。孔子时代法纪制度还不太成熟，社会成员必须以“礼”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言行。君子是人的道德楷模，当然更应以“礼”的规定要求自己。本章被后世概括为“博文约礼”，已成为很多重要教育机构育人育才的口号。过去的礼制现已不复存在，但礼义还是不变的，那就是作为君子人格的人，一切言行要受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制约，这点自不待言。但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人的一切言论行为都有分寸感，凡事知所节制，不走极端，使人人成为遵纪守法的谦谦君子。原文的那个“约”字至关重要，是要用礼来约束人，指导人们修身成德，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的和谐。礼固然也包括日常礼貌，但在这个语境中不是主要的。

由此可见，要理解“礼”的内涵，必须结合《论语》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例(1)与例(2)中的“礼”不是“礼制规定”，也不是“礼仪程式”，而是规范人际关系的理论和原则，也即一种抽象的原则。英语中rite通常的意义就是，因此李译显然搞混了“礼”与“礼制”的内涵，吴译注意到了“礼”与“礼制”的内涵区别，借鉴、继承了理雅各的合理译法，用therulesofpropriety处理“礼”的翻译。

4.2. 遵循史实

解读往世经典时需要建构起相应的历史视域，不能单纯地就经典而阐释经典，还应了解其相应的历史世界。(李健胜，2012:252)遵循历史事实、正确阐释历史是译者的基本原则。

(3)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城邦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论语》16.1)

李译:OurformerkingslookeduponZhuanYuaschiefofDongmeng.Moreover,itlieswithintheborderofourstate,anditspeopleareournatives.

吴译:ThelordofZhuanyuwasappointedbyourformerkingtopresideoverthesacrificialceremoniestoMountDongmeng.Moreover,itisrightwithinourterritory,anditslordisaministerofourstate.

季氏篇第十六的第一章提到的“为东蒙主”，这是“当东蒙山的主祭”的意思。武王灭商建周后，实行分封制，将功臣贵族分封到各地去，建立忠于周王室的国家，称诸侯国，国君拥有行使当地军政大权及祭祀天地山河社稷宗庙之权力。当时山东境内东蒙山下的颛顼国国君被封为“东蒙主”，即祭祀东蒙山的主祭人。颛顼国太小，后来成为鲁国的附庸，它的国君则成了鲁国的臣属，但仍然是东蒙山的主祭人。

对比吴译，发现李译至少有四处误译:“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意思是，颛臾的领主是已故周天子所封的东蒙山主祭。李译中的OurformalkingslookeduponZhuanYuaschiefofDongmeng是严重的错译，按其译文的意思是“我们的先王把颛臾看成东蒙的首领”，一是lookupon不含有“封”的意思;把“颛臾”译成为人名显然是错的;“东蒙”是一座山，不是一个联盟;把“东盟山”的主祭说成是首领(chief)也是错误的。

(4)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论语》14.17)

李译:ZiLusaid，“WhenDukeHuanofQislewhisbrotherJiu,histeacherZhaoHufollowedhimindeath,buthisotherteacherGuanZhongdidnot．”

吴译:Zigongsaid，“WhenPrinceHuanhadChildeJiukilled,GuanwouldnotsacrificehislifeforJiu．”

李译把“桓公杀公子纠”直译成DukeHuanslewhisbrotherJiu，即桓公残杀了他哥哥纠，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把“桓公杀公子纠”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发现桓公是借鲁国人的手来杀公子纠的，也就是“使公子纠被杀”。用slewhisbrotherJiu这个表达法就意味着“桓公亲手杀了公子纠”，这显然有悖历史事实。吴译注意到这一历史事实，使用了英语中havesth.done这一句式将之译成PrinceHuanhadhisbrotherJiukilled(桓公让人把公子纠给杀了)，这样处理，译文就遵循了史实。

4.3. 还原历史人物形象

孔子的弟子子游当武城主管官时，孔子问他有没有得到什么人才。子游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行不由径，没有公事从不到我屋子里来”。

(5)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论语》6.14)

李译:ZiYoosaid，“ThereissomeonecalledDantaiMieming.Heneverwalksonby-paths(implyingthatheisnotevasive)andhenevercomestomyhouseexceptonpublicbusiness．”

吴译:“Yes，”repliedZiyou，“I'vegotonecalledTantaiMieming.Heneverresortstoanycrookedmeans,andnevercomestomyhouseexceptonpublicbusiness．”

“行不由径”原意是“走路不抄近路”，比喻不走歪门邪道。径，小路，与大路相比往往较近，是捷径。办事想走捷径的人大都会走歪门邪道。这里用来比喻澹台灭明的正直无私和光明正大。李译将“行不由径”译成Heneverwalksonby-paths(implyingthatheisnotevasive)，意即“他从来不走小道、私路”，括号中的heisnotevasive暗示澹台灭明并不推诿回避、含糊其辞，反而背离了“澹台灭明的正直无私和光明正大”这一意思。

原文“行不由径”固然是不抄小路、不走捷径，但光明正大不搞歪门邪道(crookedways)的意蕴也很明确，吴译用neverresortstocrookedmeans符合原文的内涵。此外，“澹台灭明”译成DantaiMieming属于错译，“澹”读音为tan，阳平，这在很多注疏本里都特地注明。李译与吴译中的nevercomestomyhouseexceptonpublicbusiness建议改为andhenevervisitsmeathomeexceptonpublicbusiness，毕竟古代去别人家(尤其是官员家里)是一种很正式的大事，visit显然比come更能表达正式、庄重的内涵。

(6)“……《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8.3)

李译:“…TheBookofPoetrysays，‘Becautiousandfearfulasthoughonthebrinkofachasmortreadingonthinice.'Fromnowon,Ishallknowhowtoescapedisasters,mydisciples!”

吴译:“．．．TheBookofPoetrysays，‘Becautiouswithreverenceandawe,asifapproachinganabyss,ortreadingonthinice.'Iknowfromnowonitwillsavemefromanybodyinjury,myboys!”

曾子是春秋时有名的大孝子。孔子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教导，曾子记了一辈子，把不让身体发肤受损作为孝敬父母的重要内容之一，非常诚惶诚恐、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的身体。临终前，他召来自己的弟子，来到床边看他的身体，作“最后验收”，以证明对得起生养自己的父母，好让自己死而无憾。最后他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从今以后，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不再会受到毁伤了”。对比李译与吴译，李译扭曲了原文的内涵，把这句话译成“Fromnowon,Ishallknowhowtoescapedisasters”，意思是“从今以后，我将知道如何避灾了”，暗示人死后也需要想方设法避灾避难，这是无稽之谈。吴译“Iknowfromnowonitwillsavemefromanybodyinjury”基本上符合原文的意思，但savemefromanybodyinjury也似乎不妥，因为曾子一生都在担忧自己的身体受伤害，因此“吾知免夫”要突出“解脱”这一内涵，因此做如下改译:

改译:“．．．TheBookofPoetrysays，‘Becautiouswithreverenceandawe,asifapproachinganabyss,ortreadingonthinice.'IknowfromnowonIwillbefreeofanyworryaboutbodilyinjury,myboys!”

4.4. 忠实于社会历史背景

社会向前发展，时间的年轮永不倒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采。研读《论语》时，我们应掌握其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了解朝代的更迭，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文本英译时忠实于源文语境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从一定程度上做到文化自洽。例如:

(7)“……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1.2)

李译:Andasforsuchmenstartingarevolution,noinstanceofithaseveroccurred.

吴译:Itneveroccursthatamanwhodoesnotoffendhissuperiorwillrebel.

李译把“作乱”译成startingarevolution，表示“发动革命”这一内涵，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再者，“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古已有之的名言，也足以证明革命并非作乱。

众所周知，近代有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都是相当正面的历史事件，难道这些“革命”也是“作乱”吗?实际上，文中所提及的“上”(superior)也有层级上的大小，皇帝的确是“上”，但一般乡绅或当地官府人员对于一般百姓来讲也是“上”。因为这句话的前一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讲的是“孝顺父母，顺从兄长，却喜好触犯官府大人，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紧接着就是“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句话，即“不喜好触犯官府大人，却喜好作乱的人是没有的”。这一段话的本意就是孔子劝诫世人要努力成为一个君子，而做一个君子的前提是必须有道德根基。在孔子看来，孝顺父母、顺从兄长是最基本的道德根基，也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从这个历史语境看，孔子眼中的“作乱者”就是不听从父母、兄长、长者或官府人员等告诫做出一些有悖道德之事的不孝之子，绝对不是发动革命的陈胜、吴广等英雄，更不是真正作乱的黄巢莽夫之徒。从上述分析看，吴译用offendhissuperior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表达法，但用rebel表达“作乱”似乎也有“反抗革命”的蕴含，这里“作乱”的本意就是createturmoil(制造混乱)或makeamess(搅局)的意思，因此建议在吴译的基础上改译如下:

改译:Itneveroccursthatamanwhodoesnotoffendhissuperiorswillcreateturmoil.

(8)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论语》14.44)

李译:Ishouldsaythatheisnotonewhowishestoimprovehimself,heisonlytooeagerforquickresults.

吴译:Heisnoteagertoseekprogress.Heisonlytooanxioustogrowup.

有一天，一个少年到孔子那里送信，在等待回复的时候，看到大人有空的座位就坐上去，跟大人走路，肩并肩不懂谦让。他走后，有人问孔子，说你看这孩子是个求上进的人吗?孔子说，我看他不是求上进，是“欲速成”(急着要当成年人)。

长幼有序属孝悌规范，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之一，孔子特别重视对年轻人在这方面遵守礼仪的教育。这一段孔子描述的那个童子坐在大人的位子上，跟大人走路不注意礼让，可谓坐立行走都不合礼仪，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是很适宜的。孔子以长者的身份委婉地批评他无礼，严肃而不失宽厚，幽默中带有警戒作用。

按李译的思路:“应该说，他不是个想完善自己的人，他简直是太想得到快速的结果了。”原文的“欲速成”摇身转变为“急于求成”，也即急着要成功、急着要有结果的意思，明显有悖孔子的本意。吴译大致上没有扭曲孔子的原意，但表达不够完善，建议改译如下:

改译:Iassumethattheboyhastheremotestideaofseekinganyprogress,butheismuchexpectingtobecomeagrown-upovernight.

由此可见，李译自然达不到文化自洽的要求，因为文化自洽的前提是忠实于历史、忠实于时代、忠实于说话的本意。

五、结束语

南怀瑾曾对唐宋以后中国文化主流儒释道三家的作用作出这样的表述:“佛学似百货店，道家似药店，儒家的思想则是粮食店。”(刘燕茹，2017:13)作为儒家思想经典作品的《论语》具有划时代意义。鲁迅先生曾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论语》外译现象的不断升温从另一侧面引证了其“越是世界的”本质特征。

本文对比分析了李天辰《论语》英译本和吴国珍《论语》英译注释本，并从中摘取了多个译例，分别从“礼”“史实”“人物形象”“社会背景”四个方面阐述两个译本在文化自洽内涵上达成的效果。从我们的对比分析以及聚焦点来看，李译与吴译均建立在各自的实践逻辑和理性或非理性诉求上(傅敬民，2019)，但李译多处出现无法达成文化自洽的现象，吴国珍《论语》英译注释本较好地实现了文化自洽的目标，尽管其译本也有需要完善之处。

《论语》时代离我们相去甚远，但其所蕴含与传播的文化内涵，如礼仪制度、治国理政、伦理道德等依然在当今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由此，在解释、传播、翻译《论语》这一中华文化典籍时，要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聚焦的文化自洽也是翻译时必须重视的翻译策略，否则其译本必然无法全面、准确地诠释《论语》的精髓与要旨，尤其是其倡导的人生哲学与道德价值观。达成各种中华文化典籍中的文化自洽无疑是增强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而文化自信正是中华民族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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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创意写作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编号:17JZD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