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1909—2000)是众所周知的著名历史学家,以中国通史、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领域的高深造诣而驰名。不仅如此,早年间白先生还曾从事过一段时期的哲学研究。1929年9月,年方二十的白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导师黄子通先生(1887—1979)的指导下“着重研究两宋哲学”1。随后几年间,白先生发表了多篇关于朱熹的文章2,其中朱熹的易学是他关注较多的一个领域。1936年白先生发表了三篇研究朱熹易学的文章,分别是《〈周易本义〉考》3、《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4和《朱易散记》5。这些文章从文献考证到思想阐释,对朱熹易学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周易本义》的成书、版本及卷首九图等问题的考察,至今仍受到学者的重视。相比之下,白先生关于《易序》作者问题的重要考辨却为后来研究者所忽略。实际上,白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考辨不仅结论有价值,而且其眼光与方法更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必要加以回顾与重视。

一、《易序》作者问题的产生与白先生的考辨

《易序》作者问题的缘起是这样的。通行本《周易程氏传》卷首有两篇序,前一篇题作《易传序》,末云“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颐正叔序”;后一篇题作《易序》,从“《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到“此学者所当知也”,共约五百字,并无年月姓名。同时,通行本《周易本义》卷首有一篇题作《周易序》的文字,与《程传》卷首无署名的《易序》一字不差。此外,这篇序文又见于通行本《二程集》中的《遗文》部分。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这篇序文的作者究竟是谁,是程子、朱子,还是其他人?第二,这篇序何以能同时出现在程集、《程传》和《本义》中?白寿彝先生《朱易散记》一文的第一节“坊刻本《本义》前的序”就针对这篇序文进行了考辨。

首先,白先生从思想和文义方面指出,这篇序“论《易》不言卜筮,论太极、阴阳不言理气,其文浮薄无余味,知其决非朱子所作”;其次,他赞同友人徐旭升先生的意见,认为此序也不是程颐所作,“因为小程子对于太极、阴阳这一套可以说是不讲的”;最后白先生认定,“这篇序不惟不是程子和朱子的作品,而且也不象是出于一个有学问人的手笔。在这篇序里,完全是采拾成语,缀连而成,对于《易》恭维一顿完事,是没有什么真正见解的”6。

白先生的考辨没有就此止步,紧接着他通过文献流传重点考察了此文何以会出现在《本义》和《程传》卷首的问题:

这篇序不见于咸淳乙丑本《周易本义》,也不见于咸淳丙寅(西元一二六六)成书的董楷《周易传义附录》。元天历元年(西元一三二八),董真卿编《周易会通》,收入这篇序,以所谓《朱子上下篇义》7附注其下,并加案语说:“愚案:《易序》及《上下篇义》,或以不载伊川文集为疑。然世俗相传已久,玩其辞义,非程夫子亦不能及此也。”照这个说法,是在天历元年时,这篇序之冠于《易传》已很有时日。并且,若玩味董真卿的口气,好像这种办法在当时已经很普遍,没有不冠这篇序的《易传》了。但积善书堂刊的《易传》,是在至正己丑(西元一三四九)刊刻的,在《会通》成书后二十一年了,却竟然没有这篇序。这恐怕不是积善书堂给董先生过不去,而是董先生编他的书时,没有参考别的本子,遂糊糊涂涂地提笔写了“相传已久”四个大字吧?这个积善堂刊本,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很重要。因为从这个本子,我们可以推定,《易传》前的这篇序是刻书者加上去的。至于《本义》前之有这篇序,则不能不推重董先生的功劳。因为他这样替“易序”一捧场,明代奉敕编辑的《周易大全》(这就是根据董真卿的《会通》和董楷的《传义附录》编成的书)便也把这篇序收进去。敕定的帽子压在这篇序的头上,这篇序就大大地走了红运。后来人们嫌《大全》中的《易传》部头过于繁重,遂有《本义》的单刻本出世。这种单刻本不是《本义》原书的单行,而是《大全》中《本义》部分的单行。于是《本义》的本书既已颠倒破裂得不成样子,而这篇“易序”也大概因为《大全》在标题上没有标明“程子”字样,遂被移植到《本义》的前面。最妙的是序末之无作者姓名及写作年月,在《本义》里既可以冒充朱子的牌号,在《易传》又可以冒充程子的牌号。6

白先生通过考察文献流传的情况指出,此序冠于《程传》“是刻书者加上去的”,而冠于《本义》是因为董真卿编《周易会通》收入这篇序,以董书为基础的《周易大全》便也收入此序,《会通》和《大全》都是兼收《程传》和《本义》的,后来有人从《大全》中截取《本义》刊为单行本,而此序“因为《大全》在标题上没有标明‘程子’字样,遂被移植到《本义》的前面”。可见,这篇序进入《程传》是坊刻本的误收,进入《本义》是单行本的误植,均与程、朱原书无关。白先生此前曾作《〈周易本义〉考》,对《本义》版本源流十分熟稔,故能从《程传》、《本义》分合的过程考察此序冠于《程传》和《本义》卷首的缘由。经此考证,此序非程、朱所作堪为定谳,唯一不足的是限于材料而未能从正面考察作者是何人。同时白先生的考辨也从方法上表明,只有廓清了此序何以两属的缘由,才算完整回答了《易序》作者的问题。

二、后来学者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

在白先生之后,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未曾关注到白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后来研究者对此问题最重要的推进是在程门弟子周行己的《浮沚集》中发现了一篇题作《易讲义序》的文章,文字与《易序》仅略有出入8,由此《易序》作者的疑似人选中多了一位周行己。以《浮沚集》的发现为标志可将后来的讨论分为两大阶段。

在第一阶段,较早关注此问题的是蔡咏春先生(1904—1983)。蔡氏于194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程伊川哲学遗著考订选辑译注》,其中即指出“在《易序》所用辞句,似与所有程颐论著不相类。若谓《易序》作于程颐,极可怀疑”9。随后,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1919—1991)于1958年出版了《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10,葛氏在梳理二程著作时也对此序表示怀疑,他说:“那两篇佚名序11不像是伊川的文章。现在存世的最早版本,覆元至正(原注:公元1349)本《易程传》有伊川署名的《易传序》,却没有那两篇佚名序”,“佚名序则由谭善心于公元1323年收入《文集·遗文》中”。其次他指出,程子、朱子都没有提过这篇序,并且“序中使用‘太极’、‘无极’术语本身,正是伊川绝非其作者的力证”12。葛氏不仅从思想上对《易序》加以分析,还指出了该序进入程集的时间。1978年美籍学者陈荣捷先生(1901—1994)在蔡氏与葛氏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易序》存在的矛盾:“《易序》之首句与《易传序》之首句几有惊人之雷同,程颐究何故而两序重复……《易经》并非程颐所编纂或刊行,抑何故为《易经》作序”13,因而认为此序与程颐无关。内地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也关注到此问题。1983年陈来先生发表《关于程朱理气学说两条资料的考证》14,其中的一条资料即“通行本《二程全书》里存《易序》一篇”。陈先生指出,“朱熹时代《易传》本无《易序》,朱熹从未提到过《易序》,朱熹所知道的二程也没有《易序》的思想”,从二程著作的流传看,元至治三年(1323)“谭善心校刻《文集》时才把它作为《遗文》收入《文集》”。并且,陈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了谭补的来源,“《易序》最初进入二程著作当由谭氏据《性理群书》补入的”,这部《性理群书》是南宋熊节所辑,但熊氏书中这篇序下“并未注明为伊川所作”,因此“以《易序》为程颐所作是不足据的”15。陈氏与葛氏的论证大体相近,均从思想上否认了此序为程颐所作的可能,同时注意到该序进入程集的时间。同年,刘仲宇发表《程颐〈易〉学著作辨讹》一文,文章较为简短,也是从《易序》不见于早期程集和序文思想与程颐思想明显相违两个角度指出《二程集》中的此文非程颐所作,并且从思想内容上指出“它很可能出于朱熹后学之手”16,对序文作者是谁作出了一个极宽泛的推测。

以上为第一阶段的研究情况,其特点是重在辨析此序非程颐所作。此后,由于周行己《浮沚集》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易序》作者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者们在辨析之中加入了对此序与周行己关系的考察。

1989年朱伯崑先生完成大著《易学哲学史》,在其中关于程颐的章节里,朱先生特别考察了“今传《程氏易传》前所附有《上下篇义》和《易序》”的作者问题。朱先生已见到《浮沚集》的材料,但他认为此序作者并非周行己。从文献方面看,他认为:“今传《浮沚集》出于《永乐大典》,宋本已不可见。其卷四所载《易讲义序》与《性理群书》所收《易序》文,文字稍有出入,……此说明《易序》一文,曾在宋人中传抄,各有传本,故其文字不尽同。此《序》是否周行己所作?这倒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从思想方面看,朱先生指出,周行己《浮沚集》中有《经解》一篇,其中有一条论太极,从中可见“周行己的易学属于关学系统,关学并不赞成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说”,而《易序》“以无极解释太极,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解说,同《经解》中的太极观,并不一致。如果说,程氏易学不谈无极,故《易序》非程氏遗文,依此论点,周行己作为程门弟子和张载后学,其易学更不应言无极,《易讲义序》亦可以说非周行己所作”。在否定了《易序》为周行己所作之后,朱先生说:“就《易序》一文的内容说,除上述所引解说《太极图说》的一段文字外,其他观点和文辞,皆见于程颐有关易学的论述”,“引起人们争议的是《易序》中解说《太极图说》的一段话。如果承认程氏易学受过周敦颐的影响,后来又扬弃了周的太极说,《易序》作为程氏较早的作品,是可以理解的。从《易序》到《易传序》,说明程氏易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据此,在没有其他可靠史料证实前,关于《易序》一文,本书取谭善心说,作程氏遗文处理。”17由于程颐不讲无极的特点与此序的矛盾十分明显,朱先生只能将此序解释为是程颐学术转变之前受周敦颐影响时所作。

1992年庞万里先生出版了《二程哲学体系》,在附录部分有《〈易序〉考辨》一文,考证今本《程传》前和《二程集》中的《易序》的作者是“某位程门后学人物”,而“周行己是正好情况全符合的人”。该文考辨分四个方面。第一是从思想上论《易序》与周行己思想相近。庞先生认为周行己明显受到张载、吕大临的影响,也间接受到周敦颐的影响,《浮沚集》中《经解》和《易讲义序》的基本观点相符。第二,从文献来源及编排上看,谭补《易序》来自《性理群书》,而今存元刻本《新编音点性理群书句解前集》卷五有五篇序,前两篇注明为程颐作,中间两篇为《易序》、《礼序》,未注明作者,最后一篇为《诗集传序》,注明为朱熹作,“这正可证《易序》和《礼序》系程颐和朱熹之间的程门后学人物所作”。而这两篇未署名的序恰都在周行己《浮沚集》中,对于不署名的原因,庞先生认为,“周行己由于生活作风上一时的缺点,被程门一些弟子所轻视,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上也不载其人”,“周行己个人名声不佳,《性理群书》载其文而不署其名,也可能出自这个原因吧”。第三,从文献方面论《易序》不可能为程颐所作。《程传》本有程颐元符二年序文在,不必再作一篇许多意思重复的序文,并且作为二程文集的收集和编订者,朱子从未提及此序,谭善心可能是以为《性理群书》中未署名的两篇序其作者是承前省略,故误属之程颐而补。第四,从思想方面论证《易序》与程颐思想不合。这里庞先生不仅指出《易序》与程颐成熟时期的思想明显不合(即二程不言无极),更在全文末尾特别从时间上证明《易序》也不可能是程颐早年受周敦颐影响时所作。因为《易序》中同时反映出周敦颐和张载的一些观点,但当二程与张载相交之时,二程已经确立了反对佛道之说的思想立场,故在程颐的文章中是不可能同时显现出周敦颐和张载的观点的18。庞先生的论证兼顾正反两面,涵盖文献与思想两个维度,是较为周全的。

此后又有研究者主张《易序》作者为朱熹。1996年束景南先生在《朱熹佚文补辑(续)》中将此序收为朱熹佚文,并有简要的说明,“观此序所云,同朱熹思想相合,绝非程颐之说,如……无极即太极,此乃朱熹独家之解说,程颐向无此说。仅此即足可断此序为朱熹作而非程颐作”19。束先生是纯从思想方面作的考察,并且文章发表时《浮沚集》已被发见多年,而束文未曾提及。此后主张朱熹为此文作者的还有程林。2004年程林发表《〈易序〉作者略考》一文,文章注意到“《易序》也见于程门弟子周行己的《浮沚集》中”,但对《浮沚集》作者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随后在回顾了朱伯崑、庞万里二先生的说法之后,作者认为“二先生持论虽各有所据,仍不能完全说服对方,但对第三人朱熹,朱、庞二先生均有所疏略……二先生之立论还不能说是绝对成立的……这不能不令我们思考朱熹作为作者的可能性”。文章由此转而讨论序文作者为朱熹的可能性,“朱熹著有《周易本义》,在该书中《易序》又名为《周易序》。考虑到朱熹其它同类的著作均有序,则《本义》亦应有序,因此《易序》是符合为朱熹所作序文的条件的”。当然作者也意识到“《易序》最初并未收入程颐的《程氏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中”,因此“如果要从文献上确定《易序》的作者,恐怕还需要新的文献的发现才能断明。虽然我们说《易序》的作者最有可能是朱熹,但还不是一个完全充分的结论。虽然文献不足征,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思想的意义或者说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易序》的作者归属”。由此作者又一转,举出《易序》中六条材料,指出其与朱熹易学观点相符。因此最后的结论是:“《易序》的思想具有周敦颐、程颐和朱熹思想的特征,而《易序》思想的复杂性,又非周、程二人的思想所能完全覆盖。朱熹作为周、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与《易序》最为切合,因此朱熹应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20文章对朱、庞二先生的论证没有提出有效反驳,只转而论证朱熹为作者的依据,其中文献上的依据甚为薄弱,思想上的依据是举出了序文与朱熹思想相合的六条材料,但即便相合也只能证明有可能性,而结论处作者就将可能性等同于必然性,认为“朱熹应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

至此,关于《易序》作者的问题,众多研究者提出了程颐、周行己、朱熹三说,并各有辨析和论证。此后较少有文章正式探究这一问题。仅有2016年唐纪宇发表《今本〈二程集〉所收〈易序〉考》一文直接相关。唐文引入《礼记集说》来考察《浮沚集》文本的可信程度,作者指出,《浮沚集》中的《礼记讲义序》和《浮沚集·经解》中若干涉及礼的论述,与《礼记集说》中所收的署名周行己的若干文字大体相同,因此“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浮祉集》虽不是宋时的传本,而是从《永乐大典》所载搜罗排比而得,但其可信度依然是非常高的,其中的文字也确为周行己所作。因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既然《浮祉集》是可靠的,那么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以《易序》《礼序》为周行己所作更为可信”21。文章补证了《浮沚集》文本可信度这一环节,对完善周行己为序文作者的观点很有帮助。

三、后来研究的不足之处

上节梳理了各家的观点,既为了看清各家论证的思路,也为了说明其不足之处。总的来看,第一阶段的研究重在辨析《易序》与程颐的关系,第二阶段加入了关于周行己的论证。除了新材料的发现外,在该序与程颐易学思想的关系及其进入二程著作的时间等问题上也都有重要推进。如葛瑞汉、陈来等先生均指出元至治三年(1323)谭善心校刻《二程文集》时才把它作为《遗文》收入《文集》,其来源是据南宋熊节所编的《性理群书》而补入,但《性理群书》中此序下并未注明为伊川所作,对此庞万里先生认为谭善心可能是以为《性理群书》中未署名的两篇序其作者是承前省略,故误属之程颐而补。但相比于白先生的考辨,后来诸家在取得推进的同时,也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即都忽略了此序和朱熹《本义》的关系。陈来、刘仲宇等先生讨论的对象是《二程集》中的此序,未涉及《程传》,朱伯崑先生讨论的对象是《程传》前的此序,葛瑞汉和庞万里先生同时关注到《二程集》和《程传》,但亦只论其何时进入程集,未论其何以出现在《程传》中,对于其置于《本义》卷首的原因更无人涉及。

实际上,怀疑《易序》非程颐所作由来已久,元代董真卿编《周易会通》时就曾说“《易序》及《上下篇义》,或以不载伊川文集为疑。然世俗相传已久,玩其辞义,非程夫子亦不能及此也”22。清代著名学者王懋竑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程子《易序》、《上下篇义》不见于程子文集,考其辞意,断断非程子作。”23董、王二家虽意见不合,但都已注意到此序的辞意和其是否见于程集两个方面,可以说后来许多研究者都是继承了这一思路,重在考论此序与程颐及程集的关系,而忽略了其与《本义》的关系。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言,只有廓清了此序何以出现在程集、《程传》和《本义》的缘由,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才是完整的,对其作者的考辨才更有说服力。有的研究者更忽略了对文献流传的考察,仅依据序文思想认定其为朱熹所作,这样的论证是不严密的。白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通过考察此序出现在《程传》和《本义》卷首的过程,有力地排除了程颐和朱熹是序文作者的可能性。

但由于通行本程集、《程传》和《本义》流传广泛而长久,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至今在易学研究中将此序认作程颐或朱熹的手笔并加以引用阐发的不知凡几24,通俗书籍中更可谓触目皆是。同时,中华书局整理本《二程集》、中华书局《易学典籍选刊》中的《周易程氏传》和同系列中的《周易本义》作为程、朱著作整理本的权威代表,其中均保留此序,并且没有考辨说明25,甚至《周行己集》的整理者亦将此序认为是程颐所作26,这些都很有继续助长误会的可能。在白先生著文考辨的80余年之后,此文“一身兼祧”的现象仍在通行本中广为流传。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诸家考辨成果传播不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诸家对通行本《程传》和《本义》有所忽视,这又显示出白先生的眼光和思路在此问题上的重要价值。

四、《易序》从妄署、误收到误植的再考察

《易序》共出现在程集、《程传》和《本义》三处,其中出现在程集是一条线,出现在《程传》和《本义》是另一条线。关于《易序》进入程集的时间,正如前引诸家所指出,元至治三年(1323)谭善心校刻《二程文集》时将原本所无的若干文章辑为《遗文》,谭氏在《遗文》后跋称“右程子遗文遗事一卷,善心所蒐辑”,其中即包括这篇《易序》。且《易序》下注称“见《性理群书》”。《性理群书》是南宋熊节所编,但其所收《易序》下并未注明为程颐所作27。这似乎表明元代的谭善心是最早将此文署为程颐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今考南宋刻本《古文集成前集》甲集卷五中收有此文,题作《易序》,其下明白署作程伊川28,说明在南宋时已出现了将此文作者定为程颐的做法,只不过是在坊刻选集中,尚未进入程氏文集。《古文集成》与《性理群书》有很大不同,前者是书坊所刻,后者是朱熹弟子所编,因此后者于此篇不加署名的做法显然更可信。到元代谭善心校补程集时,却将熊书中未署名的文章定为程颐所作,其原因或者如庞万里先生所言,谭善心可能是以为《性理群书》中未署名的两篇序其作者是承前省略,故误属之程颐而补,或者也有可能受到过坊刻选本的影响。总之,谭善心虽不是最早将此文署为程颐的人,但却是他最早将此文正式收入程集,而且从来源上可见此举是失于详考的误收。

但《易序》进入程集与进入《程传》并不相关,因为直到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徐必达刻本《二程全书》才首次将《程传》一并刻入其中29,此前各自别行。《易序》进入《程传》与《本义》是另一条线,其过程与《程传》和《本义》版本的分合密切相关。杨守敬曾指出:“盖自宋董楷有《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坊贾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从《程传》,而以《程传》之卷第从《本义》,又删其所载异同……而二书皆失本真。后来各析为书,而二书又互相攘夺。近世《本义》有重刊吴革本,始复朱子之旧,而《程传》原本终不可见。”30简略勾勒出《程传》和《本义》在流传过程中经历的复杂过程,具体来说,可分为从分到合再到分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程传》、《本义》各自别行。《程传》原为六卷,《本义》原为十二卷,二者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程传》经文采用的是王弼本,而《本义》则采用吕祖谦所定的古文本,特点是经传分离。南宋咸淳二年(1266)朱子的再传弟子董楷将《程传》与《本义》合为一书,并采程、朱相关论说附录其下,编成《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开启了传、义合刻的阶段。董书以《程传》为主,因此不仅经文与《本义》之文本不同,并且还割裂《本义》卷第附于《程传》下,违背了《本义》离析经传的做法。但此书非常流行,元代在此书基础上出现了删去其中附录,仅保留《程传》和《本义》的坊刻本,是为《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十卷。同时,元代还出现了继承董楷集录做法的一系列著作,包括董真卿《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又名《周易会通》)、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等。明初敕撰《五经大全》,其中《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即多取材于董真卿《会通》与张清子《集注》,并增入胡炳文、吴澄、胡方平等元人之说31。

从传、义合刻本中再度析出二者的新单行本是第三阶段,但时间并不同步。早在元代就出现了从《周易传义》中摘取《程传》单刻的版本,即《伊川程先生周易经传》十卷,成为元明时期流行的十卷本《程传》系统。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徐必达校刻《二程全书》中首次收入《程传》,编次为四卷,成为继十卷本之后广为流传的四卷本32。正如杨守敬所言:“(《程传》)《文献通考》及《宋志》均作十卷,《二程遗书》则并为四卷……余谓《遗书》之四卷为明人所并,端临之十卷盖据当时坊刻《程朱传义》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这是《程传》的再度单行。《本义》的再度单行则较晚。永乐中《周易传义大全》颁定后,先是出现了删去其中大全部分而成的明代通行本《周易传义》,卷数亦从《大全》为二十四卷。随后又再度删减,成化年间任奉化县学教谕的成矩从《传义》中削去《程传》,单刻《周易本义》以行,成为明清最常见的四卷本《本义》系统。顾炎武《日知录》云:“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二百年矣。”33这是《本义》的再度单行34。

《易序》进入传、义大体同步于以上过程。最初单行的宋本《程传》和《本义》中均无此《易序》。在传、义合刻阶段,最初南宋董楷编成《周易传义附录》时尚无此序。元天历元年(1328)董真卿编《周易会通》则收入此文,置于《自序》、《凡例》、《引用姓氏》、《历代因革》、《易程子传序》之后,题作《易程子序》35,其下小字附以程子《上下篇义》及案语,这是此序进入传、义合刻本之始。白寿彝先生已指出:“董真卿编《周易会通》,收入这篇序,以所谓《朱子上下篇义》36附注其下,并加案语说:‘愚案:《易序》及《上下篇义》,或以不载伊川文集为疑。然世俗相传已久,玩其辞义,非程夫子亦不能及此也。’照这个说法,是在天历元年时,这篇序之冠于《易传》已很有时日。”董氏编此书时已在谭补《遗文》之后,但案语说《易序》不载于文集,可见董氏似还未见谭补的程集,而所谓世俗相传已久,是说此序在其他选集中署为程颐作,未必是说此前已有冠以此序的单行本《程传》,这与坊刻《古文集成》的情况是相符的。董真卿在此序不载程集和《程传》的情况下,据传说将此序定名为《易程子序》,收于《会通》中37,也是失于详考的误收。自此这篇序进入了传、义合刻本,并且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是对坊刻本的影响,如前所述,元代坊间流行的合刻本是《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此书版本众多,目前可见最早的是元延祐元年(1314)翠岩精舍十卷本,其中尚无此序,此后至迟在后至元二年(1336)碧湾书堂十卷本中已增入此序,置于程颐《易传序》之后38。而1314年至1336年之间,正是谭善心补程集(1323)和董真卿作《会通》(1328)的时间。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坊刻才得以改头换面以利销售。第二,《会通》此举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导致以《会通》为基础的明代敕撰的《周易大全》中也收入了此序,但《大全》并未如《会通》一般将其题作《易程子序》,而是仅称为《易序》,置于《程子易传序》之后,《上下篇义》之前39。用白先生的话说,这篇序文从此戴上了“敕定的帽子”,而其源头正是“董先生的功劳”。

在后来《程传》、《本义》再度单行的阶段,此序情况又有不同。新的单行《程传》出自元代的《周易传义》,而《本义》出自明代受《大全》影响的《周易传义》。从元代《传义》析出的十卷本《程传》现存最早有元刻本,题《伊川程先生周易经传》十卷,卷首不仅无此序,连程颐署名的《易传序》也没有40。白先生提到的不冠《易序》的积善书堂本《程传》大约就是这一类坊刻本。后来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徐必达校刻本《二程全书》六十八卷,其中首次收入《程传》,编为第四十二至第四十五卷,正文前即有《易传序》、《易序》和《上下篇义》,同时原在《程氏文集·遗文》部分的《易序》只保留了题目,其下注曰“见《性理群书》。已载《易传》”41。前文已指出,谭善心补《遗文》时《易序》下所注只有“见《性理群书》”字样,可见“已载《易传》”四字是《程传》被收入《二程全书》后编者为避免重复而上加的。这表明其所收的四卷本《程传》原有此序,而非《二程全书》编者将《易序》从《遗文》中移动到《程传》前,因此可以推测,此前的四卷本甚至一些十卷本《程传》中可能已冠有此序了,则其原因应当是受了《大全》的影响,而不是受程集的影响。此后康熙间吕留良刻本及同治间涂宗瀛刻本《二程全书》均收有四卷本《程传》42,成为后来《程传》最通行的版本。

再说《本义》的再度单行。从明代《传义》析出的四卷本《本义》流传很广,这一系统现在可见的最早版本为正德年间仰韩堂刻五卷本(分《系辞》上下为两卷),该本书卷首有《易序》、《易传序》、九图、五赞和抄自《大全》的凡例43,其来源显而易见。后来的四卷本《本义》及各类《本义》衍生本44卷首均有此序。到清修《四库全书》时,虽明知四卷本“其割裂《本义》之失”,但“成矩重刻之本,自明代以来,士子童而习之,历年已久,骤令改易,虑烦扰难行”,尤其“国朝试士,惟除其爻象之合题,而命题次序则仍其旧”45。由于四卷本强大的影响力和现实作用,《四库全书》中乃将十二卷本与四卷本同时兼收,分别题作“《原本周易本义》”和“《周易本义》”46,前者无《易序》而后者有,显示出各自的渊源。四卷本《本义》和四卷本《程传》及涂本《二程全书》都是清末民国流行极广的通行本47,后来还被作为一些程、朱著作整理本的底本,故《易序》至今仍出现在多种程集、《程传》与《本义》之中。

以上即《易序》被署名为程颐、进入程颐著作、进入传义合刻本、分别析出而被置于《程传》与《本义》卷首的整个过程。从中可见,此序进入程集与进入《程传》是两条线,要回答其出现在《程传》的原因,只注重程集是不够的。考察清楚它从妄署、误收到误植的来龙去脉,全面廓清此序出现在程集、《程传》和《本义》的过程,则其作者既非程颐也非朱熹就毫无疑义了。同时再根据《浮沚集》的材料,通过对其文本可信度和思想符合度的考察,周行己的作者身份就得到了更有力的证实,此文的题目也应当还原为《易讲义序》。这样,对《易序》问题的回答就更加周全了。

五、思想史与文献学联动的启示

白寿彝先生及后来诸家都已认识到,《易序》作者问题的考察包括思想和文献两方面。但针对这个具体问题来说,文献考察要比思想考察更为有效。弄清楚《易序》出现在《程传》与《本义》卷首的全部过程,就能取消程、朱作为候选人的身份,这比考察程、朱思想与《易序》思想之间的关系来证实或证伪有效得多。例如对周行己的哲学思想,朱伯崑先生和庞万里先生都认同《浮沚集·经解》篇显示出他受到张载和吕大临的影响,但是随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庞先生说:“周行己受到张载和吕大临的思想影响,并且与《易序》、《易讲义序》中的基本观点相符。”48而朱先生却说“周行己的易学属于关学系统,关学并不赞成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说”,而《易序》“以无极解释太极,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解说,同《经解》中的太极观,并不一致”49。二位先生对中国哲学史都有极精深的研究,对此理解却大相径庭。

又如程林文章举出六条材料证明《易序》与朱熹思想相合,欲以此说明其作者为朱熹,这也是不甚严密的。首先在逻辑上,他将可能性等同于必然性了;其次,《易序》作为总论周易的文章,许多话皆从经传敷衍而来,白寿彝先生谓“采拾成语,缀连而成,对于《易》恭维一顿完事”,正点出了总论式文章的特点,而另一边朱子论《易》的言论从宏观到微观在所多有,与此序偶有相合是不足为怪的;第三,在具体材料上也可以举出《易序》与周行己《浮沚集·经解》相符合的地方。如该文第4例举《易序》中“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然后说“朱熹认为阴阳之道属于形而上的世界,阴阳之事属于形而下的领域……一切事物都处于变易的过程,其变易归根到底无非是一阴一阳……所以《易序》中的这段话也是符合朱熹的一贯思想的”50。其实相较而言,《易序》此语和《经解》所说“易之为书,阴阳之道也”51、“物者,阴阳之迹也。故乾阳物也,坤阴物也”51的符合是更为明显的。又如《易序》中说“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絪缊交感,变化不穷”,该文未举此条,或因未见其与朱子相合处,而《经解》中则云“万物皆有太极,太极者道之大本;万物皆有两仪,两仪者道之大用”51、“万物负阴而抱阳,谁独具无道乎”51,这其间的思想联系显然也是很紧密的。可见《易序》与朱、周思想皆有相合之处,不能就此得出其作者为朱熹的结论。

这些情况提示我们,对思想方面的考察有时会遇到一些难处,对此,白寿彝先生的考辨思路极具启发意义。他不仅注意到对思想方面的考察,而且抓住了文献流传上的证据。后来诸研究者虽也都认识到文献流传的重要性,但未能抓住整个流传过程的来龙去脉,而是在思想的辨析上愈加深入,其中确实有很多有价值的推进,但有的则偏离了事实。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得失显示出文献学研究有时能有效帮助解决思想史上的问题。例如据四卷本《本义》论朱熹易学思想,必然和《语类》中体现出的经传分离的观念有所不合,这就要对十二卷本和四卷本的不同来源进行分析。虽然未必所有问题都如此,但保持这种学术视角无疑有助于思考的深入和推进。

刘骏勃.《易序》作者问题的回顾与再考察——从白寿彝先生的考辨谈起[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4):10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