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世界文论共同体”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在十八大报告中最早提出来的。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他首次阐释了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后来，他先后在各种场合讲话和文章中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使之不断丰富完善，进而成为包含对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问题进行全面思考的一种新的世界发展的整体性概念。之后，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教育共同体等各种亚概念纷纷提出，人们从不同方面和角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路径和方法，共同为实现这一美好愿景出谋划策、贡献智慧和力量。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特别是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感召，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对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时代风气。文学理论批评界也是如此。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建构新时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在西方文论一统天下的困境下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进而为建构世界文论共同体献计出力，也就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而又任重道远的神圣责任和使命。

建构世界文论共同体既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伴随行，又是解决中国文论“失语症”,打破西方文论话语霸权的必由之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论史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作出过巨大贡献。曾经产生过像刘勰《文心雕龙》那样“体大虑周”“笼罩群言”,完全能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古印度摩诃婆罗多《舞论》鼎足而三的文论巨著；创造了诸如“道”“和”“气”“神”“情(志)”“象”“虚”“味”“兴”“禅”“法”等丰富多彩的范畴术语；建构了文艺理论中“无中生有”“依经立意”等意义生成方式、“立象尽意”“以少总多”等言说传达方式和“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等解读阐释方式，并且在长达数千年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形成了自成系统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能圆满应对所有文学理论与实践现象及问题。特别是《文心雕龙》这部矗立于世界文论巅峰的伟大宝典，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推移，其丰富意蕴、独特价值、民族特色日益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可和赞誉。在美国从教多年、深谙西方文论的台湾地区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纪秋郎教授指出：“在我个人所阅读的范围中，愈发觉得《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在西方的文论中，能够拿来和《文心雕龙》做比较的几乎没有，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也没有这样周全的考虑。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可以放在世界文论的金字塔顶。”1他认为《文心雕龙》的价值成就超过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可见评价之高。不知西方文论家对此做何感想!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五四”以降，“西化”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故而使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在内的优秀文化传统发生了断裂，丰富深厚的古代文论资源逐渐成为仅能在博物馆里供人们瞻仰而不能介入当下的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批评实践的“秦砖汉瓦”。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模式”,还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大宗进口、纷至沓来的各种目迷五色的“主义”“理论”,都没有一种是中国人创造的，失去了传统根脉的中国文论患上了“失语症”“败血症”“卑怯症”,完全失去了创生力，而成了西方文论亦步亦趋的“影子”和鹦鹉学舌的“简单传声筒”。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努力争取国际话语权，增强文化传播亲和力。”2“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3这虽然说的是对外文化传播和宣传工作，但文学批评与理论界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如何重新接续中国古代文论传统，重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再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新文论，在众声合奏的世界文论交响乐中发出中国声音，在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综合性的世界文论共同体中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也就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世界文论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及丰富内涵

“世界文论共同体”概念虽然是近几年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发才提出来的，但其内涵意蕴却产生较早，一般论者都把它追溯到德国大诗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概念的内核指的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钟书语)的世界各国共同的诗旨文心——文学理论，因此，“世界文学”概念中也就包含了“世界文论”的内涵。据《歌德谈话录》记载：歌德从中国文学和法国诗歌的对比中获得了两种不同风格文学创作的体验和发现，并由此发出了深切的感慨!他在1827年与秘书艾克曼谈话时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4他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非常倾慕，在其《西东合集》(1819)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说：“东方和西方已不能再分开了。”5他所憧憬的“是一个各民族之间文学差别不复存在的统一的世界文学”6。从此，“世界文学”的概念正式提了出来。甚而，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按：指世界文学)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据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可见，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是在以民族文化和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借鉴和了解。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歌德在这里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此外，德国学者弗·施莱格尔也在1798年提出了“世界诗论”的概念，他曾说：“浪漫派的诗是一种进步的有世界性的诗。”7“世界性的诗”亦即世界文学之意，至此，“世界文论(共同体)”已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名著——《共产党宣言》中，也论证了“世界文学”产生的必然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8

此后，仍有不少学者探讨构建世界文学的问题。如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提出了“总体文学”(the general literary theory)的概念，并且深入辨析了“比较文学”“总体文学”“民族文学”这几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认为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合而为一”9,并进一步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一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而每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唱中演奏自己的声部”10。“全球文学和民族文学互相关联，互相阐发”11,应当“把民族性融合于普遍的世界主义”之中，比较文学的宏伟目标是写“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12。所谓“伟大的综合体”“全球性的大合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体”。由此可见，像韦勒克等一批秉持文学整体观念且具有全球意识的视野开阔的西方文论家，一直没有停止过构建世界文论共同体的努力。劳迪奥·纪廉也指出：“我认为，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包括英国)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时，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13著名旅美学者刘若愚(1926-1986)在其《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也指出：“(他写此书)第一个也是最终的目的，在于提出溯源于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14而著名学者曹顺庆也一再强调：中国文学理论的根本出路，是走向一般文学理论(the general literary theory,又译“总体文学理论”),即吸收融合了各民族理论精华的，一种更科学、更系统的文学理论。15所谓“一般文学理论”,不是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文学理论，而是对全人类文学理论精华的全面总结与科学概括。它不但不排斥民族的文学理论，恰恰相反，它的基础正是各民族的文学理论。它不仅不局限于某一民族的理论框架，而是对所有民族文学理论的一视同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各民族文学理论的互释互鉴、互融互摄中熔铸属于世界各国家民族的“文学理论共同体”,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世界文学理论共同体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是包容性。它兼收并蓄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精华，对不同文化类型的文学理论不分轩轾。不论国家民族的大小强弱，而主要论其对文学的创新创造和理论贡献。它既有西方擅胜的文学理论精华，又有中国独树一帜的文论贡献，同时也有印度、波斯，乃至非洲及东南亚的文学理论元素。总之，它是一个博采世界文学理论精华而构成的系统。

二是多元性。如上所言，世界文学理论共同体是全人类优秀文学理论精华的荟萃，因此其构成是多元的，绝不是某种强势文化中文学理论的一家或数家独大，当然亦不可能是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化(论)份额均分”,而主要根据其对世界文学及其理论的创造与贡献而享有话语权。

三是综合性。世界文学理论共同体又是荟萃了人类古往今来所有文学经验与理论的综合体，各种文学现象与问题都能从中找到解决的“武器”与方法，并且能通过不同文化文论的烛照和互鉴互释发掘出最大价值。

四是开放性。世界文学理论共同体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及时吸纳世界各国家民族文学理论创新成分，不断扬弃和更新，持续为人类文学创作和理论架构提供指导与借鉴。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观点至今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但世界文学最初提出时扎根本土，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在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完善的原则却一直未变。我们要不忘根本，坚守民族文化本位，博采他山之石，为构建世界文论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三、如何建构世界文论共同体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论不但在文化精神层面上，而且在具体文学理论批评层面上都能与当代文论接续精神、打通血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有效性和可通约性，一句话，具有巨大的当代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传承光大，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而在当前中国文论严重失语，世界文论界没有中国人的声音，中国文论完全丧失了创生能力的情况下，要实现建构世界文学理论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当务之急就是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激活中国传统文论的丰富资源，使之介入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从而建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体系。不仅要用中国古今相续的文论来进行理论建构、指导创作实践、评论作家作品，而且要彰显文化自信，为世界文学理论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因此，建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就成了中国参与构建世界文学理论共同体的前提与基础。道理很简单，在当前中国文论普遍失语的情况下，连用自己的本土理论来阐释说明本国的文学创作与批评都做不到，遑论其他!而要完成此项任重道远、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只能群策群力、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成就辉煌、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对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贡献巨大、居功至伟。虽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受到严重摧残和损伤，但仍有千千万万仁人志士胸怀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希望，不屈不挠，接续奋斗，实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了全面小康的中国人民正在向着强起来的宏伟目标迈进。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心也在不断增强。传统文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载体。因此，坚定文化自信，也就是要求我们坚定对传统文论的自信，坚定对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自信，坚定对中国文论能有效阐释和处理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中产生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的自信，坚定西方文论一统天下的困境终将被打破、中国文论终将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自信。通过构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中实现中国传统文论的复兴。具体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清理文学理论的话语资源

一是我国传统的古代文论话语；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三是已经中国化了的马恩、列宁的文论话语；四是苏联文学理论的话语；五是西方文论以及西方现代文论的话语。毋庸置疑，对于这些话语资源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应简单地加以偏废和排斥，而应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使之成为新时期中国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其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进行传统文论的当代活化

从《尚书·尧典》“诗言志”开始一直到清末民初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等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自成体系的文论，我们称之为中国“传统文论”。怎样来着手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却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那就是必须在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文论本位的前提下，接续中国古代文论血脉，激活传统文论资源，实现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在具体途径上，曹顺庆先生的主张最为切实可行：“其一是在立足当代现实的基础上，清理并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认识中国文论所独具的话语模式与特色，并从中发现其生命力和理论价值之所在。其二是将中国文论话语试用于古今一切文学，考验其适应性；结合当代文学实践，用中国文论话语阐释当代文学艺术作品，尝试其共通性、普遍适用性……其三，在恢复中国文论话语、激活其生命力的同时，促进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相互对话，在对话和交流中互释互补，最终达到融汇共存与世界文论新的建构，这是我们基本的也是最终的目的。”16曹顺庆、李思屈在其《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中还认为重建起来的中国文论话语应具有五个方面的品格：一是当代性(而非历史性),即“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二是本土性(而非殖民性),即“沉潜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三是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即“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成果，融汇中西”;四是创造性(而非模仿性),即“自铸伟词”;五是现实有效性(而非空洞脱离实际的学问),即“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17其论确为高瞻远瞩而又切理餍心之论。

整个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要自觉承担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中复兴中国传统文论的光荣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在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中传承、转化、深化传统文论，以运用中国传统文论来进行理论与批评工作为职志，由点到面、由少到多，形成风气和习惯。从王囯维、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刘若愚、黄维梁、曹顺庆诸先生的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研究和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在此，我们以朱光潜先生为例，看看前辈学术大师们是如何进行中西诗学的互鉴互释的。朱光潜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他一生著作等身、成果丰硕，但却对一本薄薄的《诗论》情有独钟，曾说：“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验证西方诗论。”18他给自己规定的两大研究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二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19《诗论》全书虽然涉及内容较多，但其主旨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在具体论述中，如认为中国诗学“不甚发达”,其原因有两个：“一般诗人与读书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诗的精微奥妙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无论其结论是否正确，但确实体现了一种中西比较的眼光。再如用英国诗人兼文论家柯尔律治(Coleridge)的诗歌想象理论来诠释中国文学中的谜语，可以看作是以西释中；用斯宾塞(Spencer)的游戏理论来论析《北平歌谣》,用克罗齐(Croce)的“直觉说”来鉴赏唐代诗人崔颢的《长干行》和王维的《鹿柴》,用西方的“移情作用”(empathy)来论析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景融合，用尼采的日神酒神说解释诗歌中的主观(情感)和客观(意象),以及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名言“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来阐释情感(情趣、情绪)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等，都可以看出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进行中西诗学互鉴互释、融通整合的努力。再如黄维梁先生，对中国传统文论有高度的认同和自信，对西方文论一统天下的困境有深切的体认；对用古代文论重构当今已高度学科化、制度化、以西方文论为圭臬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大胆尝试；以新的视野和思维路径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倡导用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文心雕龙》)来进行当代的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批评实践，且率先垂范，用《文心雕龙》有关理论批评论析余光中的诗歌、白先勇的小说，乃至韩剧《大长今》等，不愧为当代深耕细研《文心雕龙》,且在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方面都创获颇丰的大家。此外，还有学者尝试用传统文论中的意象批评来解读品鉴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中的意象美，用“意境说”来研究阐释海子朦胧诗中的意境美，用“美刺”批评来论析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等。总之，只要大家认识统一，步调一致，唯文论复兴为念，都用传统文论的范畴概念、名词术语、表达方式乃至话语体系来谈诗论文、著书立说，就像推广普通话那样强制推行一段时间，久而成习，就会习惯成自然。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西方文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必将被打破，中国文论家必将能熟练自如地用古今一脉的“家常话”来谈诗论道，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必将巍然屹立于世界文论之林，在世界文论百花园争奇斗艳。牢牢掌握了文论话语权的中国文论家及其理论将逐渐从边缘走近世界文论舞台中央。

(三)充分吸纳已被“中国化”了的西方文论元素

从“五四”以后的大量引入西方文论来解读论析中国作品至今已逾百年。在这漫长过程中，许多西方文论因反复运用已逐渐“中国化”,成了中国文论的一部分。比如饱受诟病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艺复兴”等理论与范畴，哪怕今天我们所用这些范畴术语的意思确实与它们在西方语境中的“原意”相去甚远，哪怕我们的“断章取义”如何“亵渎”了西方“圣典”的尊严，但既已相沿成习，既然中国人觉得视李白为“浪漫主义”,称杜甫为“现实主义”与其作品实际及其风格特色还大致匹配、差强人意，不至于张冠李戴，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其合理性而继续使用。或者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实际问题。这种情形还所在多有，其中当然也包括苏联文论、马列文论等。从“五四”到目前究竟有多少西方文论的理论、范畴、概念被引入中国?其已“中国化”且至今仍被沿用者又有多少?如果以使用频率来看哪些又是最高与最常见的?这些问题似乎无人进行过深入系统的梳理。我们在考察中国传统文论的“西化”历程时，除了考察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和学者撰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之类的著作外，还有几个方面不可忽视：一是当时实际的文学批评中“西化”的情况，即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运用“舶来”的西方文论来评论鉴赏文学作品(包括古今中外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的论著；二是西方文论著作的翻译传播情况。只有从这样几个维度进行研究考察，中国文论的“西化”历程才能得到剀切详尽的说明。事实上，许多西方文论的概念范畴、名词术语，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已经“中国化”,仅从字面甚至已看不出“舶来品”的痕迹，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内容”“形式”、“主观”“客观”、“阶级性”“人民性”等等，人们已相沿成习，所谓“习焉而不察”“平常日用而不知”。如同在现代汉语中，如果我们剔除了受佛教影响而形成的词汇，就可能既不能写文章又不能说话一样，已经“中国化”了的西方文论理应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新文论的重要部分，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四)要特别注意“化西方”的问题

所谓“化西方”是近几年才在学界出现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世界文明(文化)中(主要是西方)由于借鉴吸收了中国文明(文化)元素而创生新的理论，即西方文化(包括文论)被中国所“化”的现象。比如庞德的诗歌之于汉字的表象特征、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之于道家思想、德里达解构主义之于汉字的“书写”等等，都是其中显著的例子。在这一方面，曹顺庆先生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比如，在《文化自信与中国文论建设》一文中，他就提出了“中国文化某种意义上也是西方现当代文化的渊源之一”的论断，并以歌德、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海德格尔等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学习、汲取等事实，论证了“化西方”的问题。①20事实上，这方面的例证还有不少，需要做系统深入的梳理研究。这种被学者们称为“化西方”的理论，由于经过了东西方文化的双方验证，因此具有世界普适性，应当优先成为世界文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季羡林先生在为曹顺庆先生《东方文论选》所作的《序》中说：中国古语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21世纪必定是东方的世纪。西方世界发展中碰到的诸多难题，只能用东方智慧解决。同样，在西方文化引领下，许多越来越背离文学本质的所谓“文论”与“文学”研究，也只有借助于中国传统文论智慧，才能走出困境而通达光明之前景。可以想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文化实力及感召力、辐射力的提高，中华文化将会惠及更多的国家与人民，中国传统文论将得到更多西方文论家的认同并运用于实践，当年歌德所企盼的“世界文学”时代将真正来临，中华传统文论将为世界文论共同体注入新的内容和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五)确立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共同体中的话语权

如前所述，中国参与构建世界文论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是建立起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文论，在世界文论大家庭中有了自己的身份和声音。随着中国强起来步伐的加快、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也必将日益增强。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化传播影响规律的作用下，以强大国力为后盾，包括中国文论在内的中国文化将逐渐拥有话语权，并且在世界文学的交流互鉴、积极倡导并参与世界文论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在总结世界文学发展规律、探索人类共同的诗情文心、制定促进文学发展的政策建议等方面发挥主导、引领和示范作用。随着世界文论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中国文论也将像中华民族一样，一步步走近世界文论舞台的中央，主动掌握文论话语权，为全世界文学艺术及其理论的繁荣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注入中国力量。

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可以预见，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逐步变成现实，世界文学理论共同体——这个将近200年前源于德国大诗人歌德提出的文学理想一定会实现。

注释:

[1]曹顺庆,王昌宇:《文化自信与中国文论建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文章来源：杨玉华.建构世界文论共同体[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5):7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