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对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在此期间军人的心理健康对于维护军队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基于前人研究分别对现阶段部队“一线”官兵、隔离人员和驻守官兵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及其成因分析进行了阐述,并从问题解决和情绪解决等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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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大范围内暴发,极大的影响了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的稳定性。军队作为国家的保障力量,其稳定对于整个国家的稳定有着压舱石的重要作用。在此次疫情中,军队卫勤力量义不容辞的参与新冠肺炎“一线”的防治工作,部队驻守人员和隔离人员也严格落实上级指示要求,做好防护工作。本文针对部队“一线”官兵、隔离人员和驻守人员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产生原因及应对方法进行了阐述。
1、军人主要心理问题及产生原因
1.1在“一线”的军人
由于疫情发展复杂,很多官兵参与处置突发疫情。有研究调查了突发疫情对“一线”工作者的心理影响,结果显示高传染性的疫情暴发会导致医护人员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1],且“一线”工作者处于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状态,心理健康普遍偏低[2,3]。孙晓嘉[4]通过总结自身在SARS时期小汤山医院的经历,指出“一线”医务人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心理压力。同时很多学者通过对高风险医务人群进行调研指出,该人群普遍存在焦虑、恐怖等消极情绪反应[5,6,7]。导致“一线”官兵产生不良情绪的原因可能与防治工作的危险性、任务的艰巨性、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变及工作需要与家庭需要的冲突等有关。
1.1.1防治工作的危险性
“一线”的官兵承载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几乎承担着最重的防治任务。闫永平等[8]基于SARS时期北京市临床诊断病例指出,“一线”医务人员的发病率高达27.8%,且疫情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医院内传播。这充分提示了“一线”工作的危险性。“一线”的医护人员每天与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或者疑似感染者接触,增加了被感染的可能性,导致了压力、焦虑等负性情绪的产生。
1.1.2任务的艰巨性
新冠肺炎病毒作为新出现的病毒,其传染性比SARS更强,目前为止也没有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特效药,“一线”医护工作者在面临危重患者,病情不断加重而没有有效治疗挽救措施时,会产生强烈挫败感,自我效能受到很大伤害。加上抢救工作的紧张、繁重,使“一线”医护工作者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
1.1.3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变
由于新冠肺炎暴发,武汉市临时新建了火神山医院交由军队管理。医护人员是全军范围内紧急抽调组成,人员与人员之间存在着彼此不是十分熟悉且工作环境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为了加强自身防护,医护人员每天长时间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等增加了躯体上的不适。控制传染的程序增大了人际距离,疾病污名化和人际交往的回避减少了社会和社区内的互动[9,10]。这些均可能导致心理压力等消极情绪的产生。
1.1.4工作需要与家庭需要的冲突
由于工作需要,很多军队医护人员连夜赶赴疫情严重的地区,有的即使未离开驻地仍留在当地医院参与救治,也要与家人隔离,平时只能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在这段时期,当家庭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抛下在孕期的妻子、刚出生的孩子、身体抱恙的父母,赶赴救治“一线”。李亚杰等[6]的研究表明,医护人员与家人对于自己在“一线”工作的担忧与其焦虑呈正相关。因此,家庭需要与工作需要的冲突会加剧“一线”官兵焦虑、压力水平。
1.2被隔离的官兵
在本次疫情防治过程中,除一直在营区内的官兵外,其余离开过营区的官兵均需要隔离。田向阳等[11]通过对突发性疫情期间的被隔离者进行心理调查,结果显示被隔离者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紧张、焦虑和孤独。SARS时期的被隔离者的症状自评量表结果显示,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紧张、抑郁等因子分均有显著升高[12]。刘福星等[13]对156名隔离者“非典”前后的心理状态进行对比,发现“非典”后隔离者的躯体化、强迫、焦虑、抑郁等因子显著低于“非典”隔离期间。Jeong等[14]通过对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期间韩国1656名被隔离人员的心理状况调查发现,7.6%出现焦虑症状,有16.6%的被隔离者有愤怒感,并且这种愤怒感在隔离期结束后的4~6个月依然存在。因此疫情期间被隔离的官兵可能存在紧张、焦虑、孤独和愤怒等消极情绪。导致被隔离官兵不良情绪的原因可能与对身体健康的担忧、隔离时的环境、医学知识的缺乏及对人际关系的担忧有关。
1.2.1对身体健康的担忧
被隔离的官兵与营区外环境有过接触,甚至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史,会出现经常自我感觉身体不适,需要反复确认身体是否健康,反复洗手等强迫症状,同时可能会产生对身体状况的过度焦虑担心,和莫名的恐惧心理。
1.2.2隔离时的环境
隔离时官兵往往是单人单间,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隔离时间通常至少要15d。长时间的独处,自觉倾诉渠道减少,官兵易产生孤独感,甚至是抑郁的情绪。同时隔离室通常较小,活动空间有限,易造成烦躁、焦虑,甚至抑郁等不良情绪。
1.2.3医学知识的缺乏
大多数被隔离的官兵没有医学背景,对新冠病毒相关知识缺乏足够的了解,无法理性看待与确诊病例接触过这个事实,过分担忧被感染和万一感染后无药可治。由此也会造成焦虑、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加上隔离期间,可能会受到网络上的夸大、失真不实的消息影响,进一步加剧紧张心理[15]。
1.2.4对人际关系的担忧
由于接触过营区外环境,尤其是有过疫情严重地区旅行史者,被隔离官兵可能会被“贴标签”污名化。在隔离期间,远离集体,对人际关系十分敏感,担忧隔离后无法融入集体,甚至被歧视。
1.3营区官兵
相比于“一线”官兵和被隔离的官兵,大部分官兵留在营区驻守。营区通常采取封闭式管理。突发的应激事件和突然的环境改变会引起驻守官兵的心理应激状态[16],导致心理敏感、恐慌等情绪[17],同时会出现紧张、害怕、不安等心理反应[18]。张岩等[19]对武警官兵在SARS防治时期的不良心理反应进行调研,结果表明疫情期间官兵出现了明显的焦虑、抑郁和烦躁等消极情绪。因此留在营区内的官兵可能主要存在以焦虑恐慌为主的不良情绪。引起这些不良情绪的原因可能与过量的疫情信息及群体压力有关。
1.3.1过量的疫情信息
来自电视和网络的铺天盖地的新闻报导,每天循环播放的院内广播在时刻提醒营区内广大官兵本次疫情严峻,提醒官兵注意防护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官兵的心理紧张和焦虑程度。尤其是一些容易关注负面信息的官兵,无法理性看待现状,容易往坏处想[20]。此外,除了官方报导,网上还存在许多会造成误导的未证实消息,甚至是谣言,这进一步加剧官兵焦虑,甚至导致恐慌。
1.3.2群体压力
当个人在集体中时,常常会感受到群体的压力,而出现从众行为,在对事情的感知判断上往往表现出与集体中的大多数个体相同的倾向[21]。部队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每个官兵身处其中,从众现象是很常见的。其产生的原因是人们觉得大多数人都赞成的观点更为可靠,这种观点在部队中尤为常见[21]。新冠肺炎对人类而言是全新的病毒,其病因、传播过程和治疗方法等的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群体间互相传递着紧张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对疫情不是十分在意的官兵,也会基于群体压力产生恐慌心理。
除了以上原因,与被隔离官兵一样,对医学知识的缺乏,隔离时期营区院内环境的改变同样也会导致营区官兵产生不良情绪。
2、应对不良心理反应的对策
以往的研究显示,医务人员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常常会出现逃避和自责等不良应对方式,且使用逃避和自责等应对方式的医务人员会产生相对更严重的长期压力[22]。隔离人员和普通民众也会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11,12,13,14]。因此,在疫情期间,“一线”官兵、被隔离的官兵和在营区驻守的官兵都需要有效的应对策略来改善情绪,保持良好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Folkman和Greer[23]提出的严重疾病期间维持心理健康的理论框架描述了一系列评估和应对过程,旨在恢复积极情绪,提高适应能力。该理论提出的提高心理弹性可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问题解决策略和情绪调节策略等。
2.1基于问题解决策略
首先对于在评估后属于个人能力范围内的事件,推荐采用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的方法。
2.1.1解决人力资源不足问题
在疫情暴发后,国家第一时间成立专家小组奔赴防疫一线,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甚至其他国家都捐出防疫物资。在疫情升级后,国家立即建立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各省市派出自愿前往疫情严重地的医疗队伍。这些举措极大地缓解了疫情严重地的物资和人力不足的问题。使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得以减轻,降低了疲劳和焦虑感。
2.1.2控制“信息疫情”
信息疫情(infodemic)指过多或正确或错误的信息暴发,导致人们无法判断哪些信息值得信任或应该跟从哪些指导,从而可能导致人们出现健康问题和心理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预防主任SylvieBriand博士指出,过去每个传染病暴发都伴随着信息疫情[24]。信息疫情导致人们被错误信息和谣言误导,导致错过及时救治的时机或其他危害健康的结果。在网络的社交媒体高速发展的现在,信息疫情的传播更加迅速,影响更加广泛。Briand博士认为,控制信息疫情首先要了解人们的担忧,根据已获得的确切信息给出人们最得当的建议,从而从源头控制信息疫情[24]。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谣言层出不穷,所幸国家通过社交媒体和新闻发布会即时纠正谣言,避免信息疫情扩大。
研究发现,人们对未知的疾病会产生更高的焦虑[25]。因此,增加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可有效缓解焦虑。控制信息疫情后,人们可以通过电视、手机等平台,关注新冠肺炎的最新消息,了解新冠肺炎的病因、传播途径以及预后等相关知识,从而缓解由未知带来的焦虑。过度负面信息的接收可能会导致官兵的消极心理和恐惧情绪[20]。可以通过减少负面信息的摄取来减少由此带来的恐惧和焦虑。
2.2基于情绪调节策略
疫情时期导致的问题更多的是超出自身控制的。如生活工作环境的变化。由于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性强,潜伏期长,导致疑似和确诊病例数量庞大,但医务人员数量有限,任务的艰巨无法避免,且身处抗击疫情第一线,危险性不言而喻,这些问题产生的心理问题如焦虑、恐惧等,已经超出了问题解决的范畴,可用基于情绪的调节策略缓解。
2.2.1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研究表明,不同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军人的应激程度显著相关,军人采用非适应性调节策略会导致更高的应激反应水平[26]。所以要减少使用非适应性调节策略以降低军人的应激反应水平,在遇到应激事件如此次疫情暴发事件,可通过教育或其他方法减少军人的自我责难、责难他人、沉思和灾难化发生的事件等非适应性调节策略。
2.2.2放松技术
适当和有条理地选择的放松技术,例如渐进式放松技术、可视化技术、呼吸技术和理疗技术可明显改变焦虑程度,减轻抑郁症状并缓解感觉到的躯体疼痛[27,28,29,30]。在渐进式肌肉放松中,先使手臂、脸部、肩膀、上肢和下肢等各个肌肉群紧张10s,然后放松,再进行几次深呼吸[31]。肌肉紧张从身体的顶部开始,然后慢慢下降。正常步骤是使身体的特定部位的肌肉紧张,在屏住呼吸的同时挤压它们,然后释放。渐进式肌肉放松1次持续20~25min[31]。由于渐进式肌肉放松不需要任何仪器,要求不高,简单易行,可自己单独完成,且时间长度合理,医务人员可在休息时间进行。能即时有效地缓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焦虑。被隔离和在营区待命的官兵也同样会有焦虑紧张或者害怕的情绪,同样可以进行一次渐进式肌肉放松,让自己情绪有所缓和。
2.2.3运动
研究发现,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联系[32]。体育锻炼可以改善情绪状态和减少血液皮质醇的水平[33]。研究发现,对于有心理疾病的人而言,运动可以减少抑郁和焦虑症状,提高睡眠质量和减少酒精依赖[34,35,36]。此外,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普通人群中较高水平的运动与较少的抑郁症状相关[37,38]。另外,运动作为一种非污名化的方法,比起心理治疗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由于疫情影响,大部分人被隔离在家,医务人员也没有很大空间进行体育锻炼。此时可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锻炼。网络上有很多方法如平板支撑、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家中适当的运动不但能改善焦虑和抑郁情绪,也能改善心肺功能[39]。
2.2.4情感支持
研究发现,拥有低社会情感支持的女性更易患抑郁症状[40]。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当面对未知的疾病时,情感支持能有效缓解不确定感引发的焦虑情绪[41]。无论是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是隔离在家的官兵,当自己感知到焦虑或抑郁情绪时,可向家人或朋友倾诉,来获得情感支持。
2.3基于意义策略
除以上两种策略外,我们主张还可采用基于意义的应对策略。可通过对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来增加使命感和荣誉感。如“一线”官兵可赋予自己的工作救死扶伤,英勇无畏的神圣意义。隔离在家和驻守营区的官兵可以赋予待命在家,随时听从党的号召,做好准备冲锋前线,不畏生死的意义。
3、总结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习近平主席指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42]。人民军队闻令而动,时刻准备着。维护广大官兵心理健康在保持军队战斗力上有重要意义,本文分别对部队“一线”官兵,隔离人员和驻守官兵在新冠肺炎期间的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并从基于问题解决、情绪调节和意义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策略进行疫情期间的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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