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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2020-03-07    1007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并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为采取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有价值的依据。方法: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自编新冠肺炎知识认知行为表、广泛性焦虑量表和抑郁症状群量表,对3881名广东大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69.47%的大学生对NCP的认知程度高;焦虑情绪发生率是26.60%,其中轻度、中度和重度焦虑发生率分别是23.19%、2.71%、0.70%;抑郁情绪发生率是21.16%,其中轻度、中度、中重及重度16.98%、3.17%、1.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越大、对NPC的认知越高、日后将改变卫生行为越多是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越少,现所在地农村、非医学专业、疫情信息中负面信息接收量占一半以上的易产生焦虑情绪,女性、现所在地近郊、有饮酒史、疫情信息中负面信息接收量占一半以上的易产生抑郁情绪(P<0.05)。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及抑郁心理问题,抑郁与焦虑呈高度相关,且不同程度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高校及有关部门应对大学生进行精准心理健康教育。

  • 关键词:
  • 健康教育
  • 大学生
  • 心理健康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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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国的SARS疫情[1]、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2]、2014年爆发的西非埃博拉病疫情[3],给世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严重的创伤。有研究指出,这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人们造成的生理损害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但对心理的影响却会持续很长时间[4]。2003年我国SARS疫情后便出现了大量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疾病的患者,因此,尽早对公众实施心理危机干预十分必要[5-7]。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首次在湖北省武汉市出现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及全球24个国家[8-9]。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NCP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0]。NCP感染突然,具有广泛的弥散性、缺乏特效药物,治疗不及时有生命危险。此外,疫情信息过载,对公众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使其感到恐慌、焦虑、担忧、抑郁。为了阻断NCP疫情向校园蔓延,教育部要求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对大学生而言,假期延长,长期居家,必须减少外出,无法正常到校学习和参与社交活动,可能影响其学业并加剧焦虑和抑郁感。目前对于NPC的研究集中在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没有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探讨各种因素对大学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激状态下心理健康的影响,为政府有关部门及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精准决策参考。


1、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年1月31日~2020年2月3日,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和方便抽样法,调查我国18岁以上广东在校大学生。所有调查对象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

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婚姻情况、专业背景、健康状况等社会人口学资料。

1.2.2 NCP相关知识认知行为表自编问卷中对认知

(主要症状、传播途径等)题目进行赋分,NCP相关知识10题,答对1题计1分,答错计0分,各类题目的分数相加为该类总得分。行为(佩戴口罩、洗手、减少人际接触等)4题:已采取避免感染的措施个数(NMT);日后将改变卫生行为个数(FMT);疫情信息中负面信息接收量占比(PNI);疫情信息中不实信息接收量占比(PFI)。

1.2.3 广泛性焦虑量表

该量表是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推荐的量化评估标准,是鉴别广泛性焦虑症可能病例的有效工具[11],在以往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2-15]。按照评分标准,GAD-7评分分为四组:0~5、6~9、10~14、15~21,分别对应无、轻度、中度和重度焦虑[16]。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系数为0.89。

1.2.4 抑郁症状群量表

基于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关于抑郁的九个标准,对抑郁症状的变化非常敏感[17]。按照评分标准,PHQ-9评分分为五组:0~4、5~9、10~14、15~19、20~27,分别对应无、轻度、中度、中重度和重度抑郁[18]。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系数为0.89。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R3.6.2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正态性检验后;使用Spearman相关系数评价焦虑得分和抑郁得分的相关程度,多因素分析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19,20]。


2、结果


2.1 一般资料情况

4112名受访者完成了调查问卷,剔除231份不符合要求的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3881份(有效率91.38%)。大学生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见表1。

表1  大学生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2.2 NCP相关知识认知行为情况

广东省大学生获取NCP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排前三位的依次为:社交平台(微博等)(1773,45.68%)、社交软件(微信公众号等)(1035,26.67%)、电视(402,10.36%)。认知水平包括对NCP的传播途径、发病症状、防治病毒有效措施等。大学生NCP的认知中位得分为9.00(8.00,9.00),其中9分及以上2696人(占69.47%)。

行为水平(佩戴口罩、洗手、减少人际接触等)4题:自疫情发生以来所采取避免感染的措施个数(NMT)中位数为5.00(5.00,6.00),其中≥6个1911人(占49.24%);今后将改变卫生行为个数(FMT)中位数为6.00(5.00,6.00),其中≥6个2793人(占71.97%)。个人认为每日获取的疫情信息中负面信息占比(PNI)情况:选择全部(20,0.52%)、大部分(1130,29.12%)、一半(1645,42.39%)、少部分(1051,27.08%)、无(35,0.90%)。个人认为在所有疫情信息中不实信息占比(PFI)情况:选择全部(12,0.31%)、大部分(440,11.34%)、一半(1509,38.88%)、少部分(1893,48.78%)、无(27,0.70%)。

2.3 大学生心理健康情况

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中位得分分别为2.00(1.00,5.00)和1.00(0.00,4.00)。按照评分标准,2849人(占73.41%)没有焦虑情绪,存在轻度、中度、重度焦虑的大学生人数为900人(占23.19%)、105人(占2.71%)、27人(占0.70%)。3060人(占78.85%)没有抑郁情绪,存在轻度、中度、中重及重度抑郁的大学生人数分别为659人(占16.98%)、123人(占3.17%)、39人(占1.01%)。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得出:GAD-7焦虑得分和PHQ-9抑郁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56(P<0.00),说明NPC疫情应激状态下大学生抑郁和焦虑呈高度正相关。

2.4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平行性检验结果分别为χ2=31.35(P=0.01)和χ2=43.64(P=0.01),故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建立两个模型:GAD-7焦虑模型对数似然值为-2588.36,自由度为11643,残差偏差为5176.72,AIC为5230.72;PHQ-9抑郁模型对数似然值为-2409.67,自由度为11643,残差偏差为4819.34,AIC为4897.34。

以没有焦虑情绪为参照组,现所在地农村、疫情信息中负面信息接收量(PNI)占一半、大部分和全部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轻度焦虑情绪,OR(95%CI)值分别为1.44(1.16,1.77)、5.65(1.35,23.69)、8.02(1.91,33.67)、13.64(2.36,78.76)。大学生年龄每增加1岁,出现中度焦虑的风险会降低15.00%,OR(95%CI)值为0.85(0.75,0.97);非医学专业的学生、现所在地农村更容易出现中度焦虑情绪,OR(95%CI)值分别为1.68(1.03,2.74)、1.74(1.04,2.91)。结果见表2。

表2  对大学生焦虑严重程度的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没有抑郁情绪为参照组,女性、现所在地近郊、有饮酒史(已戒酒及饮酒)、疫情信息中负面信息接收量(PNI)占一半和大部分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轻度抑郁,OR(95%CI)值分别为1.25(1.04,1.51)、1.60(1.22,2.09)、2.61(1.53,4.45)、1.44(1.18,1.77)、8.09(1.09,59.87)、9.51(1.28,70.48)。大学生年龄每增加1岁,出现轻度抑郁情绪的风险会降低9.00%,OR(95%CI)值为0.91(0.87,0.96);对NPC的认知得分每提高1分,大学生出现轻度焦虑的风险会降低15.00%,OR(95%CI)值为0.85(0.77,0.93);大学生日后每改变1个卫生行为(FMT),出现中重度抑郁的风险会降低18.00%,OR(95%CI)值为0.82(0.72,0.94);现所在地近郊、有饮酒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重度抑郁,OR(95%CI)值分别为2.61(1.09,6.21)、2.28(1.14,4.56)。结果见表3。

表3  对大学生抑郁严重程度的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属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21],NCP疫情爆发正值农历春节期间,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往突发事件相关研究发现,有相当多大学生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情绪不够稳定,缺乏分析和决策能力,容易受暗示,行为较冲动[22-24]。为防止此次疫情升级,各高校延期开学,大学生必须减少外出,导致其无法正常到校学习和参与社交活动,可能影响其学习进度、加剧其焦虑和抑郁感,所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在本研究调查的3881名大学生中,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发生率分别为26.60%与21.16%,高于一般情况下针对大学生的调查[25-26]。由此可见,NCP疫情应激状态下,大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发生率明显上升,急需对其采取精准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措施。

首先,应更多关注年龄较小、女性、现所在地农村及近郊、非医学背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加,大学生出现中度焦虑和轻度抑郁的风险越小,可能因为年龄越大阅历越多,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有所提升,因此,高校应及时关注低龄大学生的心理动态,通过网络保持双向沟通,重点对低年级大学生提供危机心理支持[27];女性较男性更容易出现轻度抑郁,可能因为女性更感性,相对情绪化,容易受到紧张情绪的传染,所以高校心理辅导中心要更多关注女学生的心理动态,尽早实施心理干预措施;现所在地农村及近郊的大学生较城市的大学生更易出现轻度、中度焦虑和轻度、重度抑郁,可能因为农村及近郊的基础医疗资源不足,基层公共卫生预防能力相对较弱,又面临生活物资短缺,大学生容易产生恐慌,缺少信任感,对此,当地政府应加强正面宣传,保障生活和医疗的基本物资,医疗机构应主动参与健康宣传教育,赢取大学生们的信任,高校心理辅导中心应对有需求的大学生提供远程心理救援;非医学背景大学生较医学背景相关的大学生更易出现中度焦虑,有医学背景的大学生具有完整的生物医学知识储备,对于NCP相关知识了解地更全面,而非医学背景大学生辨别能力相对较弱,容易听信谣言,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重点针对非医学背景的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提升其对NCP的认知度。

其次,提高大学生对NCP的认知程度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本研究发现,对NPC的认知度越高,大学生出现轻度焦虑的风险越小,说明大学生对NCP的认知越全面,预防措施了解得越到位,其心理状态越好,越积极应对疫情[28]。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及高校应借助社交平台、社交软件等新媒体[29],吸引大学生自觉接受针对疫情防治措施及NCP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

最后,大学生健康行为会影响其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日后将改变卫生行为(FMT)越多,出现中重度抑郁的风险越小,愿意改变自己的健康行为表明大学生健康意识有所提升,积极行动有利于心理健康,反之,应多关注日后将改变卫生行为少的大学生,通过健康教育,促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健康行为,从而积极应对疫情;有饮酒史的大学生较从不饮酒的大学生更易出现轻度、重度抑郁,因此应向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饮酒量和饮酒频率;疫情信息中负面信息接收量(PNI)一半以上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轻度焦虑和抑郁,因为大量接收负面信息会影响大学生产生消极情绪,此时需要借助家人、朋友、老师的力量,通过更多的社会支持来帮助大学生走出消极情绪,用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疫情带来的困难。同时,政府应及时、公开、权威的信息发布,来提高大学生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减少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并能够提高其心理应对能力。

综上所述,政府相关部门和高校都应加强监测和信息管理,及时针对大学生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健康教育措施,开展广泛深入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30],使大学生正确了解NCP有关知识,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引导大学生采取积极健康的行为方式,并通过互帮互助来防止其受应激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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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敬惠,袁愈新,王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OL].南方医科大学学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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