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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与MRI对肝癌介入治疗后肿瘤活性评估的价值比较

2024-02-05 1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观察比较CT与MRI在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肿瘤活性评估价值。方法:将在我院(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收治以原发性肝癌为诊断的患者总计44例，均接受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并在术后的3-5周接受CT、MRI及DSA检查，并以DSA检查结果作为诊断金标准。比较在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接受CT与MRI检查对于术后肿瘤活性的评估价值。结果:本研究纳入44例，DSA检出51个病灶，18个经介入治疗后完全灭活，以DSA为“金标准”,CT诊断阳性病灶31个，29个真阳性，16真阴性，2假阴性，4假阳性，与DSA相比较，Kappa系数0.768,吻合度较低(P<0.05)。MRI检查33个阳性病灶中，32真阳性，17真阴性，1假阴性，1假阳性，Kappa系数0.861,吻合度较高(P<0.05)。MRI在诊断评估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均较CT检查更高，但两者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肿瘤活性评估中，以CT与MRI诊断均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其中MRI诊断结果与DSA结果相比较，吻合度更高，可以用于替代DSA检查，作为介入术后肿瘤活性评估的一种检测方式。

关键词：
CT与MRI
介入综合治疗
术后
肝癌
肿瘤活性
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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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肝癌在癌症发病率中排第六，通常预后较差[1]。但是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我国发病率较高[2]。好发于40-50岁人群，普遍认为与肝硬化、病毒性肝炎及黄曲霉素等有关[3]。发病早期，缺乏典型症状，一旦出现症状，多为中晚期[4]。此时介入综合治疗可以获得较好的疗效，而对于疗效的评价，往往以影像学作为术后肿瘤活性评估的手段。考虑到目前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DSA)为诊断的金标准，但是由于DSA为有创检查，故不便于临床开展[5]。而影像学中无创检查中的CT与MRI是否可以作为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对于肿瘤活性的评估，目前各家学者讨论结果不同。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我院近期收治的此类患者，开展不同检查，以明确对于介入治疗术后肿瘤活性评估的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对象为就诊于我院的原发性肝癌患者44例(时间段：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58.43±5.11)岁为年龄均值，年龄范围(37.0-76.0岁),29/15(例)为男/女患者数量，(2.33±0.42)cm为病灶大小均值，大小范围(1.1-4.0cm)。

(1)纳入标准[6]:①通过术后的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为原发性肝癌；②病灶直径<5cm; ③接受肝癌介入综合治疗；④患者对本研究意义了解，并自愿接受术后相关检查，参与其中。(2)排除标准[7]:①近期对抗血小板药物应用史者；②存在过敏史和高血压史者；③远处转移者；④循环衰竭者；⑤慢性和急性感染者；⑥弥漫型肝癌者；⑦基础性疾病严重者。所有患者依从性良好，在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监督下，并在检查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检查方法

检查前准备：嘱患者在检查前禁食6-8h, 并接受呼吸指导，减少由于腹部呼吸带来的影响。

1.2.1 CT检查

在检查前需要饮用纯净水600-800mL,以美国GE公司生产64排128层CT扫描仪，层厚和层距5mm, 电压120KV,电流200mAs。静脉压力推注碘佛醇80mL,2.5-3.0mL/s, 注入造影剂30s后扫描范围自膈顶至肝脏下缘并保存影像。

1.2.2 MRI检查

MRI GE Signa HD1.5T磁共振成像系统，仰卧位，脚先进，扫描自膈顶至肝脏下缘，视野35cm, 层厚5mm, 矩阵125×256,弥散加权成像序列。经肘前静脉高压注射对比剂钆贝葡胺0.2mL/kg增强扫描。

1.3 评价标准

比较在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接受CT与MRI检查对于术后肿瘤活性的评估价值。其中每一例患者的CT与MRI影像学图片，均由两名经验丰富的诊断医师共同判定，主要是针对于患者肿瘤活性的评估[8]。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均数±标准差表示，t检验，计数资料以n, %表示，卡方检验，Kappa系数检验分析与DSA一致性，k≥0.7 表示吻合度强，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CT检查结果与“金标准”对照

本研究纳入44例，DSA检出51个病灶，其中18个完全灭活。以DSA诊断“金标准”下，CT中31个阳性病灶，以Kappa系数分析，CT与DSA结果相比较，Kappa系数0.768,(P<0.05)。详见表1。

2.2 MRI检查结果与“金标准”对照

MRI结果33个阳性病灶，32个真阳性，17个真阴性，1个假阴性，1个假阳性，Kappa系数分析，MRI诊断Kappa系数0.861,吻合度较高，(P<0.05)。见表2。

2.3 CT与MRI在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肿瘤活性评估诊断价值

MRI在诊断评估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均较CT检查更高，但两者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

表1 CT检查结果与“金标准”对照

表2 MRI检查结果与“金标准”对照

表3 CT与MRI在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肿瘤活性评估诊断价值[n, (%)]

3、讨论

肝脏恶性肿瘤由于在疾病的早期，并无明显的临床表现相关症状，随着病变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进展，出现了相关的明显临床症状，则表示本患者的疾病已经发展到中晚期，由此考虑本病在选择治疗的方向上，已经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不能通过根治性的手术治疗[9,10]。在目前，由于临床上肝癌的诊断较为简单，可利用影像学诊断有效确诊，然而，针对小病灶的肝癌患者，诊断难度较大。采用影像学诊断方式实行诊断，由于超声回声并不明显，同时病灶结构成像典型性缺乏，进而呈现较低的准确率。更何况是针对于在术后开展的对于手术治疗肿瘤活性相关的评估价值的分析。目前，伴随着在临床上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常规的药物治疗并非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而考虑到对于此类的患者，开展微创性的手术，目前已经获得了临床的认可，随着技术进步的提升，目前针对于开展介入手术的治疗在针对于肝癌的相关治疗上，所获得的效果逐渐地得到了认可，是目前治疗方案的最佳选择[11,12]。客观评价肝癌治疗后肿瘤的残余情况，对于临床的下一步治疗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绝大多数的患者中，目前的声像图并不具有典型的表现，因此无法有效地获得确诊相关的病灶，进而极易诱导发生误诊的情况。考虑到部分患者不能较为准确的判断病灶性质，主要是因为肝脏局部病灶出现增生结节所致。但是针对微小病灶，为了促进诊断准确率有效提升，可有效检出微小病灶，尽早诊断为肝肿瘤疾病，进而为临床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DSA作为目前诊断的金标准，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但考虑到由于DSA为有创检查，因此，在治疗后随访复查的开展推进中，不易被患者认可[13]。在影像学的检查中，CT、MRI均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因此对于患者，开展局部的增强扫描检查，除了可以获得对于疾病的诊断以外，还帮助达到显示肿瘤供血血管及残余肿瘤的强化情况，是具有潜力针对于肝癌术后肿瘤的活性评估[14,15]。本研究中，纳入44例肝癌介入治疗术后患者，DSA检出51个病灶，18个经治后完全灭活，以DSA为“金标准”,CT诊断阳性病灶31个，29个真阳性，16真阴性，2假阴性，4假阳性，与DSA相比较，Kappa系数0.768,吻合度较低(P<0.05)。MRI检查33个阳性病灶中，32真阳性，17真阴性，1假阴性，1假阳性，Kappa系数0.861,吻合度较高(P<0.05)。MRI在诊断评估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均较CT检查更高，但两者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考虑本研究纳入数量有限，样本量偏少，造成无显著性的差异结果。

图1：肝Ca介入综合治疗后，MRI DWI序列仍可见明显高信号肿块影；

图2:MRI ADC图呈明显低信号，结合DWI残存病灶信号明显受限；

图3:MRI增强扫描动脉期显示肿瘤受限信号区呈不均匀明显强化。

综上所述，在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肿瘤活性评估中，以CT与MRI检查均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其中MRI诊断结果与DSA结果相比较，吻合度更高，可以用于替代DSA检查，作为一种术后肿瘤活性评估的检测方式。

参考文献:

[1]宋杰峰,张亚珍,符孔,等.超声､CT､MRI对肝炎后肝硬化继发肝癌患者介入治疗术后临床预后的评估价值探究[J].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2019,11(4):57-61.

[2]杜廷伟,赵浩锋,王彤.MRI-DWI,CT灌注扫描在评估肝癌介入术后肿瘤活性中的应用比较[J].中国CT和MRI杂志,2019,17(11):70-72.

[3]邓凡,徐庆,潘海松.增强CT扫描及MRI评估肝癌介入治疗效果的应用价值对比[J].中外医学研究,2020,18(3):64-66.

[4]郭永见.CT与MRI在诊断原发性肝癌介入术后病灶残留及复发中的应用价值[J].临床研究,2018,25(5):102.

[5]彭川,罗鹰,夏玉梅.多层螺旋CT与核磁共振在原发性肝癌介入术后病灶残留及复发中的应用价值[J].中国CT和MRI杂志,2018,16(5):84

[6]莫灿均,曾汉强.超声造影和螺旋CT及MRI在肝癌介入治疗后评估价值比较[J].医学影像学杂志,2020,30(3):511-514.

[7]刘洋,寻航,李修奎,等.螺旋CT灌注成像与超声超微细血流成像在评估肝癌介入术后活性病灶血供中的应用比较[J].中国CT和MRI杂志,2019,17(4):90-92,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