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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患者应对方式、恐惧疾病进展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

  2020-08-10    33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 探讨卵巢癌患者应对方式、恐惧疾病进展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及癌症治疗功能评价量表对279例卵巢癌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卵巢癌患者面对、回避、恐惧疾病进展、生活质量总分分别为(18.27±4.47)分、(16.32±3.97)分、(35.07±5.72)分、(70.82±11.25)分,且4个变量之间均显著相关(r=-0.555~0.483, P<0.05)。面对和回避应对方式既可以直接预测恐惧疾病进展(β=-0.207,β=0.396, P<0.05),又可以直接和通过恐惧疾病进展间接预测生活质量(β=0.184,β=-0.339,β=0.074,β=-0.142, P<0.05),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28.68%和29.52%。结论 恐惧疾病进展是卵巢癌患者应对方式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中间环节。

  • 关键词:
  • 中介作用
  • 卵巢癌
  • 应对方式
  • 恐惧疾病进展
  •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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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癌症协会联合法国里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对世界185个国家的癌症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估计2018年世界卵巢癌新确诊患者近30万,死亡患者超过18万[1]。恐惧疾病进展(fear of progression,Fo P)是指恐惧疾病进展所带来的各种生物、社会、心理后果或者恐惧疾病的再次复发[2]。Herschbach P等[3]调查认为,Fo P是癌症患者最主要的心理痛苦。卵巢癌恶性程度高且易转移和复发的特点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压力,极易导致患者产生Fo P心理。研究证明[4,5,6],卵巢癌患者Fo P水平高于其他癌症患者,且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应对方式是癌症患者Fo P和生活质量的关键预测因素。本研究旨在调查卵巢癌患者Fo P、应对方式及生活质量现状,并通过建立以Fo P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医疗保健人员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供有力支持。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8年10月-2019年6月在郑州市两所三甲医院住院治疗的卵巢癌患者。纳入标准:确诊为卵巢癌;年龄≥18周岁;具有一定书写能力;认知沟通正常。排除标准:存在其他部位原发性癌症或严重疾病者。

1.2研究方法

1.2.1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接受的治疗方式等。(2)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由Feifel等[7]编制,共20个条目,3个分量表,即面对、回避、屈服,各条目分别给予1~4级评分。本研究采用沈晓红汉化的问卷中面对应对和回避应对2个分量表[8],其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66和0.71。(3)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 P-Q-SF):由吴奇云等[2]汉化,共12个条目,2个维度,即生理健康和社会家庭,各条目分别给予1~5级评分。量表总分越高说明调查对象Fo P水平越高,总分≥34表示患者心理机能失调[5]。本研究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4)癌症治疗功能评价量表(FACT-G):由Cella等[9]编制,共包括27个条目,4个维度,即生理维度、社会/家庭维度、情感维度,功能维度。中文版FACT-G各领域总Cronbach′sα系数均在0.80以上[10],本研究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为0.73~0.84。

1.2.2调查方法

便利抽样法,发放问卷前,调查员向患者说明填写注意事项,并承诺对调查结果严格保密。剔除标准:答案有空白或明显为任意勾选。共发放问卷300份,279份有效,有效率93%。

1.2.3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1.0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性分析应对方式、Fo P及生活质量的相关性;采用Amos 20.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卵巢癌患者一般资料

患者年龄为(48.27±9.21)岁,其中45岁及以上占总调查人数的70.9%,45~54岁占37.6%,55岁及以上占33.3%,与胡云鹤[11],梁淑英[12]等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结果见表1。

表1患者一般资料

2.2各变量得分情况及相关分析

患者面对、回避、Fo P和生活质量总分分别为(18.27±4.47)、(16.32±3.97)、(35.07±5.72)、(70.82±11.25)分,且4个变量间均显著相关。结果见表2。

表2卵巢癌患者应对方式、Fo P及生活质量的相关分析

2.3恐惧疾病进展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修正指数及临床实际意义对预设模型进行修正,最终拟合结果为:χ2/df=1.90<3,GFI=0.976>0.9,AGFI=0.943>0.9,NFI=0.968>0.9,RFI=0.940>0.9,IFI=0.984>0.9,CFI=0.984>0.9,TLI=0.970>0.9,RMSEA=0.057<0.06,由结果可见,预设模型成立,如图1。各变量之间的效应分解见表3。

表3拟合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效应分解


3、讨论


3.1卵巢癌患者应对方式、恐惧疾病进展及生活质量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279名卵巢癌患者的面对应对得分为(18.27±4.47)分,回避应对得分为(16.32±3.97)分,与边彦慧[13]对卵巢恶性肿瘤患者的研究结果相近。卵巢癌的确诊使患者必须面对各种癌症相关问题,面对应对方式是一种健康的应对策略,表示患者在面对癌症应激时,可以正视自己患病的事实,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回避应对是患者在癌症应激下,对患病事实的有意淡化和忽视[14],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患者对自身病情的了解,降低了患者参与决策的能力。这提示医务工作者应密切关注卵巢癌患者对于癌症诊断和治疗的应对策略,引导患者正确看待患病的事实,提高患者面对疾病的信心。

患者Fo P得分为(35.07±5.72)分,171名(占61.29%)患者出现心理功能失调(Fo P≥34)。高于郭婷婷等[15]对妇科癌症患者的调查结果。原因可能在于,郭婷婷的调查中,大部分研究对象是治疗效果普遍较好,生存周期相对较长的宫颈癌患者,且近一半患者病程分期为I期,治疗方案比较简单。与宫颈癌相比,卵巢癌恶性程度高、容易产生耐药且生存周期短,并且本研究以病程达到Ⅲ期的卵巢癌患者居多,普遍治疗方案复杂且化疗周期长。德国Hinz A等[5]对2019名癌症患者的调查中发现,卵巢癌患者的Fo P平均得分最高。因此,卵巢癌患者对疾病进展的恐惧不容忽视,应受到临床医护人员的高度重视。

WHO指出生活质量包括一个人身体健康、情感状况、独立性以及与社会环境关系的评价[16]。本研究卵巢癌患者生活质量总分为(70.82±11.25)分,低于万莉等[17]的研究结果,原因可能在于,万莉的研究对象为首次发病并接受治疗的卵巢癌患者,而本研究包括首发和复发的卵巢癌患者。卵巢癌的治疗通常是长期且痛苦的,并且治疗的结果往往是病情缓解而不是完全康复,治疗初期患者的身体功能尚没有受到严重损害,肿瘤组织对药物的敏感性较高,大部分患者治疗效果比较理想,并且患病初期患者普遍获得较高的社会关注和支持,因此生活质量相对较高。卵巢癌的长期治疗给患者身体功能造成损伤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患者的个人及家庭生活,使患者的生活质量低于一般人群[16]。因此,医疗保健人员应采取合理的干预措施,不断改善卵巢癌患者各治疗阶段的生活质量。

3.2卵巢癌患者应对方式与恐惧疾病进展及生活质量的关系

3.2.1应对方式对恐惧疾病进展和生活质量有直接影响

Lee-Jones等[18]的疾病自我调节模型认为,个人应对方式可能与Fo P的程度有关,不恰当的心理或行为应对方式可能导致更高水平的Fo P。本研究,面对和回避应对分别对卵巢癌患者Fo P有直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与张阳[19]对淋巴瘤患者的研究结果相似。这表明面对应对可以帮助患者对患病相关的应激产生正确的认知,减少不恰当的心理或行为反应,从而降低患者对疾病进展的恐惧水平,相反,回避应对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患者对疾病进展的感知(如疾病认知错误导致的症状误解等),进而导致Fo P水平增高。

研究发现,应对压力的方式比压力本身更能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6]。卵巢癌的诊断使患者必须面对各种压力,包括疾病本身、生存时间受到限制、情绪波动、死亡恐惧、睡眠障碍、接受手术、不确定的预后、化疗的副作用及个人、家庭和职业生活的变化。本研究,面对和回避应对分别直接正面和负面影响生活质量,与任志玲[20]对肺癌患者的研究结果相似。这表明面对应对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适应患病应激带来的身心变化,改善患者的生活状态,而回避应对不利于患者整体生活的改善。

3.2.2恐惧疾病进展对生活质量具有直接负面影响

本研究显示,卵巢癌患者Fo P对生活质量有直接负面影响,与Cho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反映了其对由于健康问题和治疗而产生的新的生活状况的适应情况。Tsai等[22]研究发现,妇科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多的受心理而不是生理水平的影响。研究证明,中、高程度的Fo P会对癌症患者的生活状况产生显著不良影响[21,23]。Ozga M等[6]的研究也发现,Fo P是卵巢癌患者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医务人员应重视Fo P对妇科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及时解答患者的困惑,避免出现疾病相关知识的错误认知,降低患者的恐惧水平。

3.2.3恐惧疾病进展在卵巢癌患者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间具有中介作用

本研究显示,Fo P是面对和回避应对方式影响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28.68%和29.52%。这表明面对应对可以直接或通过降低卵巢癌患者对疾病进展的恐惧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同样,回避的应对可以直接或通过增加患者对疾病进展的恐惧水平,进一步导致生活质量降低。因此,医疗保健人员在鼓励患者主动了解自身患病情况及疾病相关知识的同时,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降低患者对疾病进展的恐惧水平,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卵巢癌患者的数据来源仅限于1个城市的2所三级甲等医院,推广性有待考察,进一步研究可扩大样本到多地区不同医疗水平的医院。


参考文献:

[2]吴奇云,叶志霞,李丽,等.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5,50(12):1515-1519.

[8]沈晓红,姜乾金.医学应对方式问卷中文版701例测试报告[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0,(1):18.

[10]万崇华,孟琼,汤学良,等.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FACTG中文版评介[J].实用肿瘤杂志,2006,21(1):77-80.

[11]胡云鹤,樊美娜,韩杨,等.某院2009年-2014年首诊卵巢癌住院患者特征分析[J].中国病案,2015(12):36-39.

[12]梁淑英,阮晓红,何群爱.某三甲医院妇科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研究[J].中国病案,2017,18(12):74-77.

[13]边彦慧.卵巢恶性肿瘤患者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D].太原:山西医科大学,2015.

[14]韩冬芳,凤晓妮,张苏梅,等.放疗期间宫颈癌患者睡眠质量及应对方式相关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30(2):211-215.

[15]郭婷婷,邢伟,张苇,等.郑州市某三甲医院中青年妇科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9,46(14):2607-2611.

[17]万莉,谢莉玲,王富兰,等.卵巢癌患者症状群与生活质量的动态研究[J].护理学杂志,2015,30(10):16-20.

[19]张阳.淋巴瘤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及其影响因素的纵向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8.

[20]任志玲.肺癌患者病耻感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生活质量相关性及路径分析[D].南宁:广西医科大学,2019.


郭婷婷,邢伟,郭璐瑶,贾佳.卵巢癌患者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恐惧疾病进展的中介作用[J].现代预防医学,2020,47(10):1803-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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