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藏经》的“藏”是容纳、收藏之意，它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具影响力的佛教典籍丛书，其内容除佛教的教规、教律、疏论外，还包括哲学、历史、语言、艺术、天文、历算、医学等内容。佛教虽发源于印度，佛教典籍也最先从印度传播出来，但时至今日，印度的佛教典籍已基本消亡，现存《大藏经》主要有汉文、藏文和巴利文三大语种，除此外还有蒙文、满文等语种，但存世量都甚少。我国的汉、藏文《大藏经》无论在典籍数量，还是覆盖面、完整度方面都是独树一帜。汉、藏文《大藏经》的发展史、版本、编目方法、主要内容都有所不同，各具特色，但它们之间又存在关联的地方，我们通过对比可以找出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以便在未来发展中取长补短。

1、汉、藏文《大藏经》发展史比较

1.1佛经目录基本成型时间对比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了佛教，在他圆寂后的几百年间，佛教开始从印度向周边地区传播，通过南北两个方向传入我国内地，南路传至广州、云南、四川，后往来于长江下游地区，北路则是经由西域丝绸之路传入内地[1]。关于佛教传入内地的时间历来争论不休，较为统一的说法认为是在两汉之交的公元元年前后[2]。在藏区，学术界普遍认为，佛教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松赞干布时期才正式传入西藏，也有学者认为佛教最早传入西藏始于公元5世纪左右。事实上，一种宗教思想或信仰必定经过漫长的传播过程，并不会是突如其来、一蹴而就的，可以明确的是，佛教传入汉区要比藏区早。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同时，佛经也一并传入中国内地，此时的佛经处于写本时期。在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几百年间，它并没有大规模地被社会认同，它经历了一段中国化的过程。佛教最初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神秘道术，并没有受到上层的认可和推崇，它只在少数人中传播。到了东晋时期，释道安倡导般若思想，巧妙地把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道、儒文化融合在一起，使佛教思想适应了国情，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释道安约于公元374年间，编写了《综理众经目录》一书，简称《经录》，该书虽早已佚失，但从另一以此为蓝本再加以增补的《出三藏记集》书可以略窥其主要内容。该书内容分类为:撰出经律论录、异出经录、古异经录、失译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疑经录、注经及杂经志录等八部分，共收佛典639部886卷[3]。《经录》被认为是我国最早之佛经目录，它为后来佛经目录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而在藏区，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松赞干布才派遣弟子赴印度留学，并参照印度古巴达文创制了藏文，随后编制语言学著作，并译出《宝箧庄严经》等佛经。之后历代赞普继续扶持佛教，大力翻译整理佛经，翻译了《宝箧经》《百拜忏悔经》《般若经十万颂》等20多种重要佛经。由于翻译的典籍积累到一定程度且未经整理，对其进行编目、整理就成为一件重要事情。于是，在此期间编纂了《翻译名义集》《声明要领》《旁唐目录》《丹噶目录》和《青浦目录》。藏史把《旁唐目录》《丹噶目录》和《青浦目录》合称为“三大目录”，按照布顿大师之说，三大目录编纂于赤松德赞时期(742—797)[4]。目前，三大目录中只有《旁唐目录》和《丹噶目录》存世，从现存的两目录看，其内容基本囊括了当时所译佛经和部分吐蕃学者的佛学论著，三大目录可以说是藏文《大藏经》目录的雏形，为后人编纂《大藏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通过对比得知，佛教传入汉区的时间要比传入藏区早500～700年左右，汉区的佛典目录基本成型时间也要比藏区早400年左右。

1.2《大藏经》成书时间对比

从东晋晚期开始，多种形式的汉文《大藏经》开始逐渐涌现，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本和印刷品看，其汉文文献中大部分为佛教经典，内容包括经、律、论、疏释、经藏目录等[5]，里面很多典籍为《大藏经》没有收录的。从东晋晚期到隋朝(581—619)初期，这被认为是汉文《大藏经》的形成时期。隋朝费长房于公元597年编撰了《历代三宝纪》，作者处在南北统一的隋代，又参加了国立译场，接触到更多的经籍，他认为过去的佛经目录有的散佚，有的记录不完备，于是他总结前人的成果，把目录编纂得更全面、更系统。《历代三宝纪》首次创立了“入藏录”的形式，标志着汉文《大藏经》初步成型[6]。自此之后，汉文《大藏经》逐渐进入结构体系阶段，尤其是唐代的《开元释教录》更是体现了汉文《大藏经》在目录结构、佛教文献学方面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它对佛经目录的编纂起着深远影响。到宋朝开宝四年，《开宝藏》正式诞生，它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刻本《大藏经》，它由13万块雕版组成，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版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7]。《开宝藏》对我国北宋以后历代刻本《大藏经》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对《金藏》《高丽藏》的影响尤为深远，而在汉文《大藏经》的影响下，后来又有藏文、蒙文、满文版的《大藏经》刊印。

在藏区，三大目录成书后的几百年间，佛教经典被不断地搜集、整理、修订、补缺，直到14世纪初，翻译文献的数量已变得非常巨大，学者们从语言和概念上掌握了艰深的印度语法学、诗学、认识论以及逻辑学，藏族学者迥丹热赤、罗赛绛秋意等人对前藏、后藏及阿里地区的手抄本《甘珠尔》《丹珠尔》进行了收集、校对和汇编，最后编写出了《甘珠尔、丹珠尔目录详指》和《甘珠尔、丹珠尔简目》[8]。到帕竹初期，在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主持下，布顿大师亲自担任校订，先后写成著名的蔡巴《甘珠尔》、夏鲁《甘珠尔》和《丹珠尔》，至此形成了公认的第一部藏文《大藏经》，后存放于那塘寺(亦作“纳塘寺”)。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汉文《大藏经》于公元597年成书，而藏文《大藏经》于14世纪前半期才真正成书，它比汉文《大藏经》的成书晚了约800年。

2、汉、藏文《大藏经》的版本及保存情况对比

宋开宝四年，我国第一部刻本汉文《大藏经》产生，此后历宋、辽、金、元、明、清，一千年间先后有20余次刻本。我们把它分为宋刻本、辽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印本，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汉文《大藏经》的版本情况

在众多版本中，《开宝藏》是中国第一部汉文《大藏经》，该藏虽早已佚失，但它影响却最深，因为它是很多版本的蓝本。而金刻本的《赵城金藏》文献学意义重大，它在众多汉文版本中最为珍贵，该藏是以《开宝藏》为蓝本覆刻的，共有6980卷，6000多万字，今存4000余卷，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善本中的孤本，被佛教界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清刻本的《乾隆版大藏经》，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一部汉文《大藏经》经版，世界上只有两部汉文《大藏经》经版保存至今，一部是《高丽藏》，目前珍藏在韩国伽耶山海印寺，另一部就是我国的《乾隆版大藏经》，其经版现存于北京房山云居寺，该藏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在国外，汉文《大藏经》也有好几个版本，如朝鲜的《高丽藏》，日本的《黄蘖藏》《天海藏》《弘安藏》。除纸刻本外，石刻本的汉文《大藏经》也有一定存量，其中最为出名的属《房山石经》，该石经从隋朝开始，历经几个朝代，到明代结束，它是研究我国古代宗教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也是世界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

藏文《大藏经》也有很多版本，旧纳塘版《大藏经》是最初的版本，以后的各种版本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此后有《蔡巴版甘珠尔》《夏鲁丹珠儿》《万历版甘珠儿》《丽江版甘珠尔》《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德格版藏文大藏经》《新纳塘版藏文大藏经》《卓尼版藏文大藏经》《拉嘉甘珠尔》《库仑甘珠尔》《拉萨版藏文大藏经》《昌都甘珠尔》《拉萨雪新版甘珠尔》《拉卜楞版甘珠尔》《塔尔寺版藏文大藏经》[9]。在众多版本中，一般认为永乐版是最初的雕版藏文《大藏经》。而如今，只有拉萨版、理塘版的《甘珠尔》印版和德格版的《甘珠尔》《丹珠尔》印版保存完整，其他版本的印版都已经毁坏或丢失。

从印版的保存情况看，保存完整的印版有汉文的《乾隆版大藏经》，藏文版有拉萨版的《甘珠尔》和德格版的《甘珠尔》和《丹珠尔》，汉、藏文的印版存世量差别不大。从纸本的存世量看，汉文《大藏经》的数量要比藏文《大藏经》多一些。

3、汉、藏文《大藏经》的编目方法及内容对比

3.1汉文《大藏经》的内容及编目方法

早期汉文《大藏经》并没有统一的结构，就佛典目录而言，《历代三宝纪》《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阅藏知津》都是较为重要的目录，它们组织构成不同类型的《大藏经》。

《历代三宝纪》作者为隋朝费长房，该书不仅集录了自东汉至隋朝的译经，还将译经人的小传附于译经之后。长房在其自序中记载着:“故此录体率举号称为汉、魏、吴及大隋录也。失译疑伪，依旧注之人，以年为先，经随人而次，有重列者，犹约世分。总其华戎黑白道俗，合一百九十七人;都所出经、律、戒、论、传，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位而分之，为十五轴，一卷入藏，三卷帝年，九卷代录。”又云:“今此藏目惟取有译、失译、单名，自余重翻，同本别出，举一多卷，编以为头。其外二三，具注于下。”由此，我们看出了入藏录只收经、律、论三藏，不收杂著，而此三者又各分大乘、小乘，再分有译、失译。唐代道宣编写《大唐内典录》则注重考证綦审，每经注明“初出”“第二出”“第三出”等字样，这样一些旧录虽佚但依然能见著述渊源。道宣编写目录时还找出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一本作为代表。《开元释教录》分为总录和别录两部分，总录记载了东汉至唐代19个朝代176位译师，及其所译经籍目录和译者传记，别录把经分为7类:(1)有译本录，包括大小乘经、律、论入藏目录，把经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分，并注明重译、单译和译者时代;(2)有译无本录;(3)支派别行录;(4)删略繁重录;(5)拾遗补阙目录;(6)疑惑再详目录;(7)伪妄乱真目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则收录了东汉明帝至唐贞元十六年187位译者，大小乘佛典及撰述共2447部，7399卷，其体例编排几乎全部沿袭了《开元释教录》。明朝著名佛教目录《阅藏知津》记录了清代以来汉文《大藏经》的结构目录，它把藏经分为四大类:经藏、律藏、论藏、杂藏，并各以大、小乘区分，先大后小，如经藏分为大乘经和小乘经，律藏分为大乘藏和小乘律，论藏也分为大乘论和小乘论，杂藏分为西土撰述和此方撰述。此书对于《大藏经》很多版本产生了影响，如《缩刷大藏经》《大藏辑要目录》《频伽藏》等都参考了它的组织形式和分类方法。

《大藏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上述几部重要佛典目录皆是构建汉文《大藏经》的框架和雏形，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汉文《大藏经》其分类方法和内容都会略有不同，但在收录佛经的标准方面却始终坚持了“重印度轻中国，重经论轻注疏”的主线不变。在收录佛典时是以汉译佛典为核心的取舍标准[10]，这是汉文《大藏经》收经的传统，是必须遵循的规律，凡不是汉译佛典为核心的汉文佛教丛书，可以称为“续藏经”“某某集成”“某某全书”、而不能称为“大藏经”。

各时期所编的藏经，基本是在其他版本基础上加入了新入藏的部分，经过层层叠积而成。但是经过上千年的演变，汉文《大藏经》的形态变化并不大，它的编撰方法鲜有创新，基本形成了以经、律、论为中心的三藏分类方法。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刊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才突破了中国历代汉文《大藏经》固有格式，它分为正编、续编、图像、总目录四部分，正编部分包括汉译的经、律、论和中国本土的佛教论著，下分阿含部等二十四大类;续编部主要收录日本的佛教论著，下分七大类;图像部主要收录日本各寺庙所收录的佛教图像。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也有一定的创新，它共由三编组成，第一编为历代《大藏经》编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以《赵城藏》为底本，以8种代表性《大藏经》作校本，以《高丽藏》补足;第二编收录了历代汉文《大藏经》中没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包括一些续藏或正编未收部分;第三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中未收的藏外佛书和近代新出版的佛教译著。

汉文《大藏经》千年来编纂理念发展缓慢，与中国古代社会人们见识不广、典籍收集困难、宗派立场局限、物质条件限制等因素有关。到了近代，汉文《大藏经》的编纂有了一定的发展，《大正藏》的编纂理路体现了其从宗教性向学术性演变，《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纂则体现了大文化理念的引入，突出了时代特点。

3.2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及编目方法

藏文《大藏经》主要分成两部，一部称为《甘珠尔》，是正藏部分，另一部称为《丹珠尔》，是副藏部分。按照内容分为显宗、密宗两部分，显宗称之为经，它分为经、律、论三类，密宗称之为续，分为无上瑜伽部、瑜伽部、行部和事部四部分[11]。以德格版藏文《大藏经》为例，其《甘珠尔》共108函，其中律经部13函，3944页;般若经部21函，8565页;华严经部4函，1548页;宝积经部6函，1757页;经部32函，9741页;续部24函，5995页;旧续部3函，956页;咒集2函，561页;无垢光经2函，469页;目录1函，171页。《丹珠尔》共214函，3459品，64731叶，分为赞颂集、般若、中观、经、唯识、俱舍、律、本生传、书信、因明、声明、医学、工巧明、杂类、目录、旧密、了义、大悲、长寿仪轨。藏文《大藏经》的大部分内容是从梵文翻译过来，其翻译具有译语统一、译文准确和忠实原文等特点。以德格版《大藏经》为例，它具有校勘精确、增补得当、分类编排及内容详细等特点，它对其他版本中存在编序问题、篇目重复、有疑问或争议的篇目取舍较为合理，因此它是在藏区流传最广的版本。

3.3汉、藏文《大藏经》特点对比

中国著名的佛学家、佛教教育家周叔迦先生这样评价汉、藏文《大藏经》的分类:“以编订音，汉文《大藏经》杂乱无伦次，藏文《大藏经》则分类排比井然有序。”周先生的评价是公允的，汉文《大藏经》的零乱与藏文《大藏经》的整齐划一是由两者的形成历史背景决定的，汉文《大藏经》的译经活动始终在官府或民间进行，互不隶属，经典的辑录者重于收集，疏于分类，佛学贤者则专攻某一经籍的研究而不为《大藏经》整体分类操心，这种习俗形成惯例，终究难改。而藏文的译经始终在寺院或官府控制的机构中进行，有规律、有章法，且译经时间集中，贤达学者见经典宏丰，如按译经时间顺序或按地域译经顺序的话，所集经籍将显得杂乱，因此，藏文《大藏经》按内容分类，再在每类经典上辅以藏文字母排序，这样的编目清晰可辨、井然有序，内容增减调整不影响目录的整体结构，便于检索，这种分类方法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科学的。

在内容对比方面，笔者对汉、藏文《大藏经》数量进行了对比，其中藏文采用了德格版，汉文采用《大正藏》。德格版藏文《大藏经》共4839部，其中密续典籍3695部、礼赞73部、显教及其他明处经论1071部，从内容看，《甘珠尔》中只有目录是藏族学者编辑的，《丹珠尔》中只有《字性组织法》《三十颂》等为藏族学者所著，其余都是从印度、尼泊尔、迦湿弥罗及汉区等文字翻译成藏文。汉文《大藏经》中显密法类共3039个法部，其中性相因乘有2251个法部，金刚经有788个法部。汉文《大藏经》从梵文所译法部有1825部，从藏文所译法部14部，其余法部1200部皆是来自汉区、日本及高丽等地区的高僧所著的各种论疏及传记等。从数量看，藏文《大藏经》的经籍总数要比汉文《大藏经》多，多出的主要是密续部分，汉文《大藏经》的密续部分有788部，藏文《大藏经》的续部有3695部，是汉文版的四倍多。藏文《大藏经》收录的密续部分虽然较多，其后续增补的都是以梵文为主的经和论部分，藏族学者的论著却较少收录。汉文《大藏经》的总部数虽没有藏文版多，但它也有独有的收录部分，如《大毗婆娑论》，此论著共200卷，共10万偈颂。由此看出，藏文《大藏经》相对汉文《大藏经》具有更忠实原文的特点[12]。

4、结语

汉、藏文《大藏经》是汉族地区、藏族地区、印度、迦湿弥罗、尼泊尔等地数万名译师、写经刻经人员，经过千百年来艰苦不懈的努力，给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最为珍贵的佛教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宝珠。两种文字的《大藏经》各具特色，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可以将藏文《大藏经》中所缺的经典从汉文译成藏文，将汉文《大藏经》中所缺部分从藏文译成汉文，如能将巴利文《大藏经》中独有而藏、汉文《大藏经》中没有的部分亦译成汉文和藏文，那么将形成世界上最完善、最权威的佛教显密经论典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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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四川民族学院重点项目“藏文《大藏经》及其藏文化折射研究”(XYZB18007SA)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