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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2024-09-26 25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调查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浙江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治疗的334例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癌症后生育忧虑评估工具、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及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对患者进行调查。采用单因素分析、相关性分析及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的影响因素。结果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总分为(56.70±5.44)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子女数量、家庭人均月收入、疾病类型、生育意愿、恐惧疾病进展、积极心理资本进入回归方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44.6%。结论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处于中等水平，受子女数量、家庭人均月收入、疾病类型、生育意愿、恐惧疾病进展及积极心理资本影响。

关键词：
中枢神经系统
垂体瘤
生育忧虑
生育能力
育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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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瘤(pituitary tumor)作为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是因垂体前叶或后叶细胞异常分化而发生的一种内分泌占位性病变，其发病率约为16.7%,占颅内肿瘤发病率的10%～20%[1]。近年来垂体瘤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中青年育龄期人群逐渐成为高患病率群体[2]。垂体瘤会影响患者正常生长发育及生育能力，相关治疗带来潜在的不孕不育风险，使得未生育后代或仍有再次生育意愿的患者会考虑生育安全性问题，并可能产生强烈的焦虑与担忧。生育忧虑是指患者由于疾病或治疗原因对自身生育能力出现疑虑、担忧或焦虑的情绪状态[3]。生育忧虑的存在可能会影响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和效果，甚至威胁患者远期的心身健康。研究[3]显示，恐惧疾病进展会加剧生育忧虑，而基于积极心理因子的心理干预可以缓解生育问题所引起的负性情绪，从而降低生育忧虑水平。既往对生育忧虑的研究[4-5]多集中在癌症患者中，对垂体瘤术后患者的生育忧虑问题关注较少。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的生育忧虑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满足患者的生育需求、为患者提供更好的生育保障和服务及丰富生育忧虑的干预手段提供参考和指引。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浙江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治疗的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依据临床症状、内分泌和放射学检查[6]诊断为垂体瘤，并接受手术治疗；年龄20～49岁；精神正常，能正常沟通交流；知晓自己病情且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伴有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和心脑血管疾病者；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孕不育者。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根据横断面研究样本量计算方法n=μ

α/22σ2/δ2[7],设定α=0.05,则μα/2=1.96,预调查测得生育忧虑标准差σ=4.05,将容许误差设定为0.5,即δ=0.5,考虑20%的无效样本，估算样本量至少为316例，实际纳入334例。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件号：(2023)伦审研第(0586)号。

1.2调查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小组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子女数量、生育意愿)及疾病相关资料(疾病类型)。

1.2.2癌症后生育忧虑评估工具

采用刘洁等[8]汉化的男性癌后生育忧虑量表、乔婷婷等[9]汉化的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测评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量表包括伴侣知晓/配偶知情、生育准备/备孕、不育/不孕接受度、生育潜能/妊娠能力、个人/自身健康、子女健康6个维度，共18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计1～5分，总分18～90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越高。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27、0.792。本研究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均为0.759。

1.2.3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FoP-Q-SF)

该量表由Mehnert等[10]编制，吴奇云等[11]汉化，主要被用于评价患者的疾病复发恐惧水平。量表包含生理健康和社会家庭2个维度，共1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从不”至“总是”依次计1～5分，总分12～60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对疾病复发的恐惧程度越高。得分≥34分表示患者存在心理功能失调。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6。本研究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27。

1.2.4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PQ)

该问卷由Luthans等[12]研制，张阔等[13]汉化修订，主要被用于评价患者面对疾病或治疗时的积极心理水平。问卷包含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和希望4个维度，共26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依次计1～7分，总分26～182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患者面对疾病或治疗时更加充满自信和韧性。得分<109分表示患者积极心理资本水平差，109～154分表示患者积极心理资本水平一般，>154分表示患者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良好。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0。本研究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中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4。

1.3资料收集和质量控制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研究小组成员发放问卷，发放前向研究对象解释本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获取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问卷当场发放与检查回收。本研究共发放350份问卷，剔除统一答案、选项前后矛盾等无效问卷16份，最后获得问卷334份，有效回收率95.4%。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进行描述。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一般资料及影响生育忧虑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子女数量、生育意愿、疾病类型的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一般资料及影响生育忧虑的单因素分析，见表1。

表1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一般资料及影响生育忧虑的单因素分析(n=334)

2.2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和FoP-Q-SF及PPQ得分情况

2.3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与恐惧疾病进展及积极心理资本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育忧虑得分与FoP-Q-SF得分呈正相关(r=0.470,P<0.001),生育忧虑得分与PPQ得分呈负相关(r=-0.379,P<0.001)。

2.4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将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得分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3。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子女数量、家庭人均月收入、疾病类型、生育意愿、恐惧疾病进展、积极心理资本是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44.6%。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见表4。

表3自变量赋值情况

3、讨论

3.1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得分为(56.70±5.44)分，处于中等水平，高于Wang等[14]以及任海玲等[15]的研究结果。分析原因，可能与疾病病理机制和治疗方式不同有关，垂体瘤通常位于脑垂体区域，其治疗过程相较于慢性肾病及乳腺癌更具有创伤性及风险性，部分患者术后需要继续服用可能影响生育能力的激素类药物，导致患者生育忧虑水平较高。各维度得分中，妊娠能力、自身健康及子女健康条目均分较高，说明垂体瘤术后患者对患病后的妊娠能力、自身健康以及子女健康状况较为担忧。可能的原因是垂体瘤及其治疗会改变机体激素水平，影响术后恢复程度，甚至导致生殖器官受损，这些因素会导致患者担心是否能够成功受孕以及维持健康的妊娠；垂体瘤具有遗传倾向[16],可能会增加患者对子女健康问题的忧虑。这提示医护人员应关注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的生育忧虑问题，可通过提供个体化的咨询，包括生育选择、生育时机、激素治疗，或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加强垂体瘤患者生育知识宣传与提供生育指导，提高患者对疾病和生育问题的认知，从而降低其生育忧虑水平。

3.2有生育意愿与无子女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低及功能型垂体瘤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生育意愿的患者生育忧虑水平较高，与Lam等[17]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原因是有生育意愿的患者对生育能力问题的关注度更高，因治疗导致的激素水平异常、生育能力受损，以及面临治疗及未来生育能力恢复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焦虑，从而表现出更高的生育忧虑水平。这提示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有生育意愿的垂体瘤术后患者，主动提供心理支持和咨询服务，帮助患者应对焦虑、担忧等不良情绪。本研究发现，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水平随子女数量的减少而升高，无子女的患者生育忧虑水平最高，与Korkidakis等[18]的研究结果相似。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生儿育女是夫妻双方家庭功能的重要体现。社会和家庭对患者生育子女的期望可能增加其生育压力，导致育龄期患者的生育需求和生育忧虑水平较高。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低的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水平较高。分析原因，疾病经济负担会加重患者家庭经济压力，加之生育成本的上升，低收入家庭无法负担治疗疾病和生育花费的双重压力。本研究结果显示，功能型垂体瘤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较高。分析可能原因，相较于无功能型垂体腺瘤，功能型垂体瘤可导致明显的内分泌失调症状，如乳汁分泌、月经异常和性欲降低等[19],加重患者对生育问题的担忧。这提示医护人员应重点做好功能型垂体瘤术后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督促患者密切监测激素水平，定期随访和调整治疗方案，从而减轻心理压力，避免出现较高的生育忧虑水平。

表4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3.3恐惧疾病进展水平越高的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越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的恐惧疾病进展水平越高，生育忧虑水平越高。研究[20]显示，垂体瘤5年复发率可达35%,单纯手术复发率约为45%～75%。恐惧疾病复发导致较高水平的生育忧虑可能归因于以下几点。首先是疾病的性质对生育的影响，垂体瘤虽然可以通过手术、药物等治疗，但这些治疗并不能完全消除瘤体，疾病复发的风险仍然存在，患者可能会担心疾病复发和治疗效果不佳，进而导致生育计划受阻。其次是治疗方式对生育的影响，如手术治疗，手术可能会影响垂体功能，导致患者的生殖激素分泌异常，影响生育能力，进而增加患者对生育能力受损的忧虑。最后是生育问题与健康问题的平衡，垂体瘤患者需要综合考虑生育和疾病管理之间的平衡，患者可能会担心生育对疾病控制和健康状况的影响，同时生育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可能会干扰疾病管理，增加疾病复发的风险，从而引发生育忧虑。鉴于生育相关心理困扰是夫妻双方应该共同面对的问题，医护人员可以通过增进夫妻间的疾病沟通，充分提供疾病相关信息，包括复发的风险、复发的可能性和预防措施等，同时建立清晰的治疗计划，为垂体瘤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咨询服务，让其充分表露恐惧和忧虑情绪，从而减轻复发恐惧，降低生育忧虑水平。

3.4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越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生育忧虑水平越低。积极心理资本是个体在应对逆境时所呈现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对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减少压力反应及负性情绪具有正向推动作用[21]。研究[22]表明，积极心理状态是患者应对生育心理困扰的重要心理资源。在面对生育心理困扰时，积极心理资本可以增强垂体瘤患者的应对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处理生育忧虑引发的困惑和矛盾，同时，拥有积极心理资本的垂体瘤患者更倾向于主动获取相关的生育信息和知识，了解生育的风险和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和困惑。这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应当重视对垂体瘤患者的心理护理，可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正念减压训练、自我表露等心理干预措施调动患者的积极心理潜能，使其以乐观的心态应对疾病，从而降低生育忧虑水平。

参考文献:

[4]王娟,张梦瑶,董诗奇,等.育龄期女性淋巴瘤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及影响因素[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30(7):1018-1022.

[7]李峥,刘宇.护理学研究方法[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50.

[8]刘洁,陶莉,顾静,等.育龄期男性癌后生育忧虑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研究[J].护理学杂志,2023,38(3):86-89.

[9]乔婷婷,陈丹丹,郑蔚,等.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16,51(12):1509-1514.

[11]吴奇云,叶志霞,李丽,等.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5,50(12):1515-1519.

[13]张阔,张赛,董颖红.积极心理资本: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0,8(1):58-64.

[15]任海玲,焦娜娜,赵岳.育龄期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护理管理,2022,22(3):359-363.

基金资助:浙江大学2020年省教育厅抗疫专项项目,编号Y202043210;

文章来源:王巍,余良梦,黄青花,等.育龄期垂体瘤术后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护理与康复,2024,23(09):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