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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粘连病人及其配偶生育压力与二元应对的相关性

2024-03-25 24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究宫腔粘连(IUA)病人及其配偶的生育压力、二元应对现状及其相关性，为临床工作开展针对性改善IUA病人及其配偶心理状况的干预措施提供新视角和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5月—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就诊的IUA病人及其配偶295对。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生育困难压力量表、二元应对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IUA病人的生育压力总分、社会压力、夫妻关系压力、父母角色需求、性压力、二元应对总分、压力沟通、委托二元应对、消极二元应对与其配偶相应指标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病人生育压力与其二元应对的压力沟通、支持二元应对、委托二元应对维度呈负相关，与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病人的生育压力与配偶的压力沟通呈负相关，与配偶生育压力、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配偶生育压力与病人及配偶的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结论:IUA病人及其配偶生育压力较高且相互影响，双方二元应对水平不足，消极应对明显，影响双方的生育压力。因此，临床医务人员应鼓励IUA病人及其配偶积极参与，共同面对生育压力。

关键词：
二元应对
宫腔粘连
生育压力
相关性
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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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粘连(intrauterine adhesions, IUA)是指由于子宫内膜基底层受到各种因素破坏而导致子宫肌壁相互粘附，造成子宫腔部分或完全闭塞，也称为Asherman综合征[1],是继发性不孕症的公认原因。严重的宫腔粘连会影响病人的生育功能。有研究表明，不孕病人中2.8%～45.5%存在子宫内膜损伤[2]。宫腔镜下粘连分离术(transcervical resection of adhesions, TCRA)是治疗IUA的首选治疗，但单次TCRA术后再粘连发生率高[3],病人需要多次入院治疗，因治疗过程冗长、复杂、效果差等，给病人及其配偶带来的危害日渐突出，包括家庭经济负担重，以及因无法正常妊娠而使病人及其配偶承受着来自社会(社会舆论)、家庭(性生活、婚姻矛盾、父母角色需求、无生育子女)等各种因素引起的心理压力，也就是生育压力[4]。可见，IUA所致的生育压力不仅是病人问题，还牵涉病人的配偶。从无法生育后代的角度来看，夫妻双方均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生育压力[5]。二元应对即指伴侣双方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时的共同反应、决策过程[6];其独特之处是将夫妻视为一体，夫妻双方通过联合合作应对压力，重视夫妻之间的交互影响。有研究表明，夫妻间积极二元应对方式可以提高夫妻间关系满意度、消减负性情绪、促使身心健康[7]。目前，国内外关于IUA病人及配偶的生育压力、二元应对的现状及相关性均不明确。因此，本研究调查IUA病人及配偶的生育压力、二元应对的现状及关系，为临床开展针对性的改善IUA病人及其配偶心理状况的干预措施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22年5月—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就诊且被诊断为IUA的病人及其配偶进行调查。纳入标准：依据《宫腔粘连临床诊疗中国专家共识》[8]诊断标准被诊断为IUA;陪护者为病人配偶；病人及陪护者能够理解并完成问卷。排除标准：病人或配偶有严重的内外科疾病或有其他有手术禁忌证；病人或配偶合并严重的心、肺、脑血管疾病；病人或配偶伴有精神及心理疾病或正在使用相关药物治疗的病人。该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1.2方法

1.2.1调查工具

1.2.1.1一般资料调查表

采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进行评估，内容包括病人一般资料(年龄、居住地、是否就业、最高学历)、配偶一般资料(年龄、现在是否就业、最高学历)、家庭状况(家庭月收入、子女个数、夫妻感情状况)、疾病状况(入院次数、疾病了解程度、治疗方式)。

1.2.1.2生育困难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 FPI)[9]

该量表是测量不孕不育病人生育困难压力的特定评价工具，包括社会压力、夫妻关系压力、父母角色需求、无子女压力和性压力5个维度，共46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完全不认同”计1分，“基本不认同”计2分，“少许不认同”计3分，“少许认同”计4分，“基本认同”计5分，“完全认同”计6分，总分46～276分，得分越高，生育压力越高，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58。

1.2.1.3二元应对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 DCI)

DCI是2008年Bodenmann[10]开发，2016年经我国学者Xu等[11]汉化。该量表包括压力沟通(8个条目)、支持二元应对(10个条目)、委托二元应对(4个条目)、消极二元应对(8个条目)和共同二元应对(5个条目)5个维度，共37个条目。主要用来评估夫妻在压力状态下的二元应对，另外2个独立分析条目(条目36、条目37)是用来评估夫妻对二元应对行为有效性的满意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总分为35～175分，≥145分为二元应对水平较高，得分越高代表给予的支持性行为越多。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39。

1.2.2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填写电子问卷的方式，由调查员向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人及配偶发放问卷星二维码，并向其解释调查目的和填写要求，在获得病人及其配偶同意后进行调查，问卷设计采用匿名方式，严格遵从保密原则。问卷填写时间约为20 min。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如问卷填写不全或受损，则视为无效问卷。总计发放问卷295份，有效回收问卷27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2.88%。

1.2.3统计学方法

双人核对并录入数据，运用SPSS 23.0进行统计学分析。通过图示法进行正态性检验。定性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定量资料若满足正态分布则采用均数±标准差

描述，行t检验；不满足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病人及配偶的生育压力与二元应对各维度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IUA病人及其配偶的一般资料(见表1)

表1 IUA病人及其配偶一般资料(n=274)

2.2 IUA病人及其配偶的生育压力、二元应对得分比较

在本研究中，病人生育压力得分为61～207(141.94±25.48)分，其配偶生育压力得分为55～194(126.23±20.22)分。将病人与其配偶生育压力、二元应对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比较，其中生育压力总分、社会压力、夫妻关系压力、父母角色需求、性压力、二元应对总分、压力沟通、委托二元应对、消极二元应对得分均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双方的无子女压力、支持二元应对、共同二元应对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IUA病人及其配偶的生育困难压力量表、二元应对量表得分比较

2.3 IUA病人及其配偶的生育压力与二元应对各维度的相关性

将病人及其配偶的生育压力与二元应对各维度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病人生育压力总分与病人的二元应对中压力沟通(r=-0.14)、支持二元应对(r=-0.19)、委托二元应对(r=-0.17)呈负相关，与病人消极二元应对(r=0.44)呈正相关；病人的生育压力总分与配偶的二元应对中压力沟通(r=-0.13)呈负相关，与配偶生育压力总分(r=0.64)、消极二元应对(r=0.40)呈正相关；配偶生育压力总分与病人的消极二元应对(r=0.26)、配偶的消极二元应对(r=0.24)呈正相关，见表3。

表3 IUA病人及其配偶的生育压力与二元应对各维度的相关性(r值)

3、讨论

3.1 IUA病人及其配偶生育压力现状

本研究显示，病人生育压力得分为(141.94±25.48)分，其配偶生育压力得分为(126.23±20.22)分，与蔡艳娜等[12]研究不孕症夫妇生育压力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该地区IUA病人及其配偶存在较重的生育压力问题。病人生育压力得分高于配偶，反映出在生育问题上女方承受着比男方更加沉重的压力。首先，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大多数人会认为生儿育女是女方的责任与义务[13],无形加重女性对生育的恳求。再者，由于IUA多使用TCRA治疗方法[14],其结局不确定性及有限治疗成功率均会影响病人的心理压力。最后，TCRA术后再粘连发生率高，治疗过程中需反复住院检查和治疗，二次入院宫腔镜探查已成为IUA病人的常态[15]。因此，使较多女性病人因此辞去了原本工作，这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使病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病人和配偶的社会压力、夫妻关系压力、父母角色需求、性压力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病人对母亲角色需求高于配偶对父亲角色的需求，病人的性压力也高于配偶的性压力，与李冬等[16]研究不孕症夫妇人群的结果一致，表明病人更想成为母亲，而性压力的提升常与TCRA术后需禁止性生活1个月密切相关[17]。另一方面，社会压力的升高可能与IUA是人流术后并发症有关[18],有过人流经历的病人更容易受社会舆论、家庭父母亲戚朋友的偏见，这对病人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最后，病人的夫妻关系压力高于配偶，可以认为与女性观点中生育力占夫妻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有关。故无论是因为个人生理方面、家庭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女性病人都承受着较大的生育压力。

3.2 IUA病人及其配偶二元应对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病人的二元应对总分、压力沟通、委托二元应对、消极二元应对得分均明显高于配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IUA可以作为家庭的压力源，压力沟通是病人与配偶之间有效沟通的情况，委托是配偶承担病人因疾病无法承担的家庭责任，消极是配偶未重视伴侣问题。由于女性情感敏感、更依赖和需要配偶陪伴[19]。因此，IUA病人的二元应对水平会高于配偶。在临床护理中，医护人员也应该重视这一点，应多关注病人的情绪变化。生育是夫妻共同的事情，病人治疗的方式、进展、注意事项均需与配偶做好沟通。由于疾病治疗过程漫长，住院次数增多，病人可能无法顾及家庭事务，同时也因离职，无法为家庭经济做出相应的贡献，故病人配偶需要主动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有研究发现，IUA病人会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20],加之配偶的消极应对，会加重病人的心理困扰，不仅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还可能影响其生育结果[21]。本研究同时发现，IUA不仅影响病人自己，也会影响配偶及家庭。本研究中无论是病人的二元应对还是配偶的二元应对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临床工作时，医务人员应强调二元应对的重要性，鼓励病人及配偶积极参与、共同应对疾病带来的压力。

3.3 IUA病人及其配偶的生育压力与二元应对各维度的相关性

本研究中，病人生育压力总分与病人的二元应对中压力沟通、支持二元应对、委托二元应对、配偶的压力沟通呈负相关，说明病人支持、委托可以降低病人生育压力，病人和配偶之间有效沟通也利于缓解病人的生育压力，这与胡舒楠等[22]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在护理工作中，因鼓励配偶参与应对压力中，重视的积极应对，让IUA病人及其配偶知道正确有效沟通的方式以及沟通技巧。病人生育压力总分与病人二元应对中消极二元应对、配偶二元应对中的消极二元应对、配偶生育压力呈正相关，说明消极的二元应对会加重病人生育压力，配偶的生育压力高也会影响病人的生育压力。配偶生育压力总分与病人的消极、配偶的消极呈正相关，说明配偶生育压力也受病人的消极及自身消极应对影响。结果表明，IUA病人及配偶的生育压力是相互影响的，消极应对也会影响双方的压力，提示临床工作者在护理中避免病人及配偶产生消极应对方式并给予正确的引导。一项针对癌症病人配偶的研究表明，病人配偶双方更好的二元应对更利于产生健康相关结局[23]。在二元应对的积极作用下，病人及配偶共同面对疾病带来的压力，可以促进病人治疗的效果，改善病人及配偶的心理压力。

4、小结

IUA病人及其配偶生育压力较高，尤其是病人的生育压力明显，病人的生育压力与配偶的生育压力密切相关，两者互为影响。IUA病人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不足，消极应对现状明显，影响病人及配偶的生育压力。因此，临床医务人员应重视树立病人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意识，鼓励IUA病人及其配偶积极参与，共同面对疾病，未来可进一步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缓解生育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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