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数字经济对我国三大产业的赋能效应存在差异。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从加强顶层设计、加大科研扶持力度、注重数字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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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发挥数字技术对三大产业的赋能效应势在必行。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目前世界经济正在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向数字化转型,而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赋能三大产业,促进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加拿大商业战略大师DonTapscott。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来自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数字经济就是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借助现代信息网络,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裴长洪、倪江飞和李越指出,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无形资本投入,消费方式集中在线上,平台经济将成为新的社会组织形态[1]。丁志帆认为,数字经济可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活动深度融合[2]。综上所述,数字经济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形态,不同的产业都可以充分借助数据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提出以数据价值化为基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数字化治理为保障的“四化”协同发展生态,带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借鉴“四化”分类,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一)数字产业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数字产业化具有基础性强、涉猎范围广、产业优势互补的基本特点,可通过行业的集聚效应提高数据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将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产业相融合,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产品、服务,引起基础设施、关键投入、主导产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快速提高经济效率。
数字技术的应用产业化会激发龙头企业基于自身的技术研发、人才供给、资金储备等优势,凭借核心技术拓展市场,引领行业内的其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当行业内的数字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将会产生数字产业集聚效应。数字技术和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融合渗透,能提高数据资源的配置效率,带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相关产业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产业数字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产业数字化包括农业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和服务业数字化,可优化产业结构,重塑产业新格局。产业数字化不仅包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包括由新技术衍生出的新产业形态。当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不断进行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等,经济高质量发展就会有无穷的动力。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工业制造业领域,可提高整个工业生产部门的经济效率和产品技术含量。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服务领域,可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个性化需求,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的速度,加速消费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数据价值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数据要素与知识、技术、信息等其他新生产要素相结合,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据驱动企业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工业互联网时代,数据是核心资源。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上下游产业链的数据资源得以充分挖掘、高效利用和有效比对衔接,带动技术研发体系、管理方式和产业价值链体系的重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数字化治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数字化治理是政府利用数字技术处理海量的工作数据,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城市数字化管理运作的基本模式,不仅包括同城不同业务部门的数据共享,也包括跨城、跨省的信息互通互联。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推动下,政府部门必须增强数字化办公的意识,保证政务数据的有序开放和共享,塑造完整的大数据产业链条,以推动政府智慧治理及智慧城市建设,提高政府政策的执行效率,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三大产业的赋能效应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为支撑的新产业,以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网络游戏、生鲜电商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迅速,包括电子商务、数字金融在内的数字经济在保障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数字经济呈现规模逐渐扩大、产业分布优化、区域不断赶超的特点。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2020》,2016—2019年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年均超过4万亿元,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居于高位:2016年最高,达到69.9%;2017年有所回落,为55%;2019年回升至67.7%。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提升,且明显高于三次产业的贡献率。在大智移云时代,所有行业都应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进行数字化转型,从而适应新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一)数字技术对农业的赋能效应
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的环境和全过程结合起来,利用数据化的跟踪处理追溯技术,有助于传统农业的数字化改造,在转变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目前,我国企业尤其是电商企业从农业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切入并以此为依托进行产业链延伸,已经在农业数字化实践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阿里巴巴已建设了1000个数字农业基地,可通过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赋能,围绕农业的生产、加工、物流、销售、金融等环节,进行全链数字化升级,实现产销线上平台对接,也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农产品在采摘、运输、销售、配送等环节的全程追溯。腾讯云已与广东粤旺农业集团、深圳壹家仓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粤港澳大湾区产融基金共同打造“智慧农业平台”。这些都是互联网企业在农业领域的数字化布局,带动了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数字技术对工业的赋能效应
数字技术对工业的赋能体现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作用于工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将数字技术用于中低端制造业,可丰富传统产品的种类和功能,向中高端产品转变;将数字技术用于高端制造业,可大大缩短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成果应用商业化的周期,实现产业的快速集约化和规模化。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全新经济生态。近年来,我国工业互联网良好的发展态势加快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一些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有效推动了生产模式升级,而一些高端制造业则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技术突破。《广东制造业数字转型升级报告》显示,2019年阿里巴巴通过阿里云、1688、天猫、聚划算、速卖通等业务完成了广州重点产业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对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引领作用。江苏省的制造业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根据《数字江苏建设发展报告(2018)》,江苏的互联网企业超过2800家,电子信息、软件服务、集成电路、光电等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上云企业超过22万家,重点打造了徐工信息、紫光云引擎等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正朝纵深方向发展。
(三)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将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到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等领域,可以实现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在线医疗、在线教育、无接触物流配送、无接触金融服务的兴起倒逼相关企业加快数字化建设。数据可以应用于金融交易风险分析、交易决策支持分析、风险预测分析等领域,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还可以用于电信业务存量市场的经营分析,对品牌传播和精准营销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核心技术缺乏
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需要硬件技术的支撑,技术研发的整体水平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数字经济体系底层核心技术的发展方面布局较早,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应用型专利及技术的商业转化能力等方面居于全球领先地位。邓洲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存在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方面的短板[3]。我国在某些核心环节及关键领域缺乏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的优势,关键设备、高端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等依然需要进口,在关键知识产权与标准的制订方面缺乏主导权,原始创新能力以及新的研发成果转化能力较弱,导致我国在重要的应用场景领域缺乏话语权。美国正在采取措施试图阻止我国高科技发展。在数字经济技术不断更新的背景下,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力量,加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我国自主创新水平势在必行。
(二)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度不够高
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向各行各业融合渗透,新冠疫情加快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目前,企业仍旧以单一的数字化转型为主,将原来线下的产品和服务直接转为线上供给,忽视了以共同价值为导向的线上线下不同经济主体间无缝对接的数字一体化建设。企业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快速获得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的数据资源响应方面有所欠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产品、服务的供给效率,制约了跨行业数据的汇聚、整合,也不利于传统产业充分利用数据转型升级,难以支持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健康发展。
杨卓凡认为,大型互联网企业及科技公司逐渐切入产业价值链,利用自己积累的数据、技术提高效率,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和个性化的商品[4]。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已经在消费互联网领域有了较好的技术积累,而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需要平台型、龙头型企业发挥引领作用。部分中小企业需要平台企业为其量身定做数字化转型方案,开发更多的转型产品、服务、工具。因此,强化大企业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加速产业链上企业之间的相互赋能效应进而带动数字化产业链的建设,可促进全产业链上企业的转型。
(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分布不平衡
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技术保障。近年来尽管我国宽带普及率在不断提高,但区域之间的数字化水平存在的差距比较大。
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底我国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高达4.49亿户,占比达到85.4%;农村的宽带用户总数增速超过城市增速6.3个百分点,但是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宽带普及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金融科技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9)》显示,从大数据产业发展情况来看,东部地区的特点是“多点开花、协同共进”,西南地区以贵州和重庆为中心扩散发展,西北地区整体发展比较落后。因此,协调区域资源,平衡不同区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落后地区尤其是西部乡村的数字化推广力度,因地制宜,促进地区数据资源与产业融合发展,可快速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西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人力成本较东部地区低,应该着重利用资源优势,布局区域级数据中心集群和智能计算中心。东部地区应主导发展金融、信息等高端现代服务业,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提高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化水平。
四、数字经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一)加强顶层设计
当前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时期,加强顶层设计并优化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应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最终目标,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措施。中央政府应将大数据提升到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联的行业政策的制定,协调地方政府制定大数据应用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战略规划,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健全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势在必行,需要不断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保障各方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建立数字经济安全发展的保障体系。
(二)加大科研扶持力度
对核心技术的掌握程度和产业转化能力的差异,是造成国家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科技水平在发展国家经济、巩固国家安全、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应用的过程中,应将提升科研水平放在首要位置。政府应增加对高精尖产品研发的资金投入,完善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基础研究的作用,提高我国技术攻关的效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开发数据底层技术,必须优先加强基础技术研究,并通过基础研究,推动高端技术在通用芯片、高性能计算、基础软件、量子通信等方面的布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发挥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技术引领效应,加快5G技术、工业互联网基础产品传感器、基础软件和公共软件领域的研发和网络升级,同时要为企业及个人营造和谐稳定的研发投资环境。
(三)注重人才培养
要重视人才培养,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技能水平,储备一批既懂数字技术又擅长数字经营管理、精通互联网运作、擅长数据挖掘和分析的人才,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撑。国家应制定人才培养机制,重视制度保障,加强基础学科领域顶尖人才的培养工作,鼓励高校增设数字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鼓励高校与数字技术企业建立密切的校企合作关系,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支持数字经济相关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等方式吸引人才,储备充足的数字经济人才。
参考文献:
[1]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财贸经济,2018(9):5-22.
[2]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现代经济探讨,2020(1):85-92.
[3]邓洲.基于产业分工角度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劣势分析[J].经济纵横,2020(4):73-82.
[4]杨卓凡.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短板与对策[J].中国流通经济,2020(7):60-67.
李佳,吴敏珏.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0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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