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走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断对城镇化建设体制加以完善，使得城镇化由速度型迈入质量型发展阶段。然而随着城镇规模的快速扩张，出现了产业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现象，包括：城市扩张速度超过产业发展所导致的“空城”现象、产业发展超过城市承载力所导致的“堵城”现象、传统产业衰退而新产业接续不良所导致的“衰城”现象[1]。“产城融合”是针对城镇化推进的形势和问题提出的新理念。《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明确了“产城融合”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导思路[2]。

目前，学术界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城融合的内涵、作用机理和发展策略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在产城融合内涵的理解方面，吴先华[3]认为产城融合是指产业发展与城市的人口、资源、科技等要素禀赋相适应相协调，城镇的发展应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基础的支撑和服务；Zhang[4]从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出发，认为产城融合是分析多维度下的和谐发展；He[5]着眼于人口和土地研究产城融合发展情况。

在产城融合的作用机制方面，学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述。谢呈阳[6]认为“产城的协同互促以“人”为连接点，通过产品及要素市场的价格调节和因果循环机制实现的；彭兴莲[7]指出产城融合通过功能互补机制、技术创新机制等可以实现产城互动；徐珊[8]探究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内在关系，指出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合理规划角度进行研究区城镇化的发展，对城市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学者也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产城融合发展策略提出了具体建议。JoshuaUdi[9]通过研究南非经济扩张、外国直接投资和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应当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发展城市中心；舒鑫[10]基于产城融合的视角对于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只有将产业与城市紧密对接才能避免城镇化出现的“空壳”现象；王保力[11]使用熵权法对新疆兵团新型城镇化进行质量评价，得出国家的各项兵团优惠政策措施对其城镇化质量的带动短期内还没有显现等结论；王重玲[12]基于人口容量角度，以宁夏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别对人口极密集区与密集区、人口中等区和人口稀少与极稀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出建议。

综上，学者对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城融合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是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1）产城融合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人的效用水平，应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原则。而大部分文章在对产城融合的测度中未将人的发展要素与城市建设、产业繁荣相结合，未能通过三者间相互作用的内在协同机制探究产城融合的发展进程，没有凸显“人”的重要性。（2）各地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情况存在差异性，鲜有文章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对产城融合进行分类，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基于此，本研究利用熵值法构建评价函数，从产、城、人三个维度对产城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将长三角26个主要城市划分为8种类型。并根据每种产城融合类型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各地区因地制宜地改善相关制度，实现产城融合水平的提升。

1、人本导向下产城融合推进机制

1.1人本导向下产城融合推进机制

产业繁荣是城市建设的物质基础，起到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作用。工业发展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村人口批量流入城镇，推动城镇化高速发展[13]。服务业的发展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新兴产业的出现吸纳大量就业，尤其是具备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的就业[14]，以高科技为依托的第三产业将会成为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完善的主要力量[15]。同时，产业升级和企业规模的扩大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镇人口的收入水平，吸引更多人口进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消费需求。

城市建设不仅为城镇人口提供活动空间，也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生活环境、休闲娱乐、消费的需求。合理的城市空间布局、充足的公共资源供给、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高城市的宜居水平，促进城镇人口的生活质量提升。此外，城市建设为产业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促进产业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升。合理的城市用地规划是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有利于形成工业园区等企业集聚地，发挥积极的规模效应，并促进产业结构的改善。

提升人的发展水平是产城融合的最终目的。作为产城融合的中间介质，“人”既是产业繁荣的投入要素，又是城市建设发展的服务对象。人力资本作为最活跃、主观能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16]，是产业繁荣的基础。优质的劳动力能够投身于高科技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由于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双重特点，城镇人口的集聚产生了大量的市场需求，拉动消费增长，带动了城市GDP的增长。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不仅有对居住、就业等基础性需求，更有对消费、娱乐、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将产业繁荣和城市建设二者联系起来。产城融合表面上是产业和城区的空间融合，本质上是人的多方面需求的高度融合，是人本导向下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1.2人本导向下产城融合发展体系

新型城镇化是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意味着对“产城融合”的理解需要从传统的“功能导向”向“人本导向”转变[17]。人本导向下的产城融合发展体系（如图1）要求以人的效用提升为最终目标，围绕人的多方面需求逐步完善城市功能，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努力实现城镇生产性和功能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产业繁荣、城市建设和人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图1人本导向下产城融合发展体系

2、研究方法与模型

2.1评价方法

为实现对研究对象产城融合发展客观全面的分析，本研究选取与城市建设、产业繁荣、人的发展相关联的关键测度指标，选择熵值法对2008—201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确定指标权重，构建评价函数，定量计算出长三角各城市2008—2017年的城市建设、产业繁荣、人的发展水平。

首先，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计算第j项指标在城市下的比重，如式(1)所示。随后，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如式(2)所示。最后，确立第j项指标的权重，如式(3)所示。式(4)表示产业繁荣、城市建设和人的发展水平的评价函数。

（公式）

式中，n为城市数目；m为指标数目。

2.2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从产业繁荣、城市建设和人的发展在产城融合系统中的内涵出发构建人本导向下产城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除单位工业企业废水排放量（万t）、单位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t）和失业率(%)3项指标为负向属性，其余12项指标均起到正向的贡献作用。

3、产城融合发展路径探讨

3.1产城融合发展类型阐述

基于人本导向下产城融合的内在作用机制，利用长三角26个主要城市在产、城、人三个层面的发展情况与该地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对各城市产城融合的类型进行划分。以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城市建设、产业繁荣和人的发展水平与平均水平的差值分为作为X轴、Y轴和Z轴，将产城融合坐标系分割为如图2所示的8个象限。设坐标系中某点坐标为(x,y,z)，则x的值为某城市的城市建设水平与长江三角洲城市建设平均水平的差值；y的值为某城市的产业繁荣水平与长江三角洲产业繁荣平均水平的差值；z的值为某城市的人的发展水平和长江三角洲人的发展平均水平的差值。并对各类型的发展特点展开分析（表2），从而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表1人本导向下产城融合评价系统

图2象限示意图

3.2产城融合发展类型界定

考虑到图片的简明性与直观性，利用气泡图对2008、2011、2014、2017年4个时间节点的各城市所属产城融合类型进行界定，如图3所示。其中，横轴表示各城市的城市建设水平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平均水平的差值，纵轴表示各城市的产业繁荣水平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平均水平的差值，气泡大小表示各城市的人的发展水平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平均水平的差值的绝对值，实心气泡表示该城市的人的发展水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空心气泡表示该城市的人的发展水平高于地区平均水平。

2008年上海市、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杭州市、合肥市等6个城市已属于成熟型产城融合类型，由于较好的城镇化基础和较强的综合发展实力，在2008—2017年间，这6个城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产城融合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也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对协调发展的注重和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相关。

产业落后型、城市建设落后型和人的发展落后型3种类型的地区产城融合处于中等及中等偏上水平，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体系，但是对于某一方面的发展有较为明显的忽视。2008年，26个城市中仅有台州、南通2个城市属于产业落后型地区，这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主张以产业先行带动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符。台州市和南通市的工业企业规模较小，还伴随着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但随着工业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一类型的城市数目逐渐减少至0。四个时间节点中，属于城市建设落后型的城市均少于2个，反映出长江三角洲地区整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宜居性较高。人的发展落后型城市数目呈波动变化趋势，至2014年该类型城市仍占比近20%，说明在新型城镇化推进初期，部分城市的农村劳动者真正入城生活的户口转移、活福利保障以及住房等问题并未很好解决。同时也存在对人才培养未能给予足够重视的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进入由速度向质量转型的新常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新型城镇化的后续推进中得到重视，人的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改善。长江三角洲地区人的发展落后型城市数目于2017年减少为1个。

表2产城融合类型划分及特点

图3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产城融合类型界定

集聚型、生产型、休闲型的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某一方面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忽视了整个系统体系的统筹协调。集聚型的城市占比不大，在2008—2017年间波动下降，缺少产业的经济支撑、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备等，仅依靠人的集聚将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休闲型城市往往是城市建设完善的宜居地区，但是工业相对薄弱，人才引进存在缺口，空城危机亟待解决。这种类型的城市数目在2008—2017年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当地城府逐渐意识到补齐短板、强化产业建设和人才引进的重要性。从图中可以看出，生产型的城市数目由2008年的3个增长至2017年的6个，注重于工业发展建设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经济支撑，但是片面地强调对产业提升的投入也对城镇化体系的完整性产生了破坏。幼稚型城市的产业繁荣、城市建设和人的发展水平都落后于平均水平，2008—2017年间该类型城市数目占比均在27%左右。幼稚型城市主要集中于安徽省，这些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城市内也未能形成良性的产城融合发展机制，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发展较为先进的城市差距逐渐扩大，产城融合发展不均衡问题显著。

3.3产城融合发展对策

基于对各城市2008年及2017年产城融合类型的界定，结合城市内产、城、人的发展特点，提出以下发展对策建议，见表3。

4、讨论

4.1“产”“城”“人”协调发展体系构建

产城融合体系包括产业繁荣、城市建设和人的发展3个子系统，产业与城市反映出作为社会中的“人”在经济社会中工作与生活的一体两面[18]，同时，“人”是“产”和“城”的连接要素。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人的城镇化”[19]，根本目的在于人的发展，实现人的身份、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蜕变，完成人的现代化[20]。

表3产城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要实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城融合水平的提升，有赖于产城人三者间良好的互动机制。产业需以城镇为空间载体进行升级，匹配城镇需求以强化城镇功能性服务水平[21]，才能够有效实现产业和城市的高度匹配和融合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22]。同时，应当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对城市空间进行合理规划[23]。

4.2因地制宜实现产城融合

基于产城融合的内在作用机制，各地区的发展现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要因地制宜地促进产城人的协调发展。如产业配套缺乏，公共设施不足等问题会造成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情况，出现有产业却无城市，无市民的窘况[24]。针对城市建设水平落后的情况，应当更加注重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25]、充分利用产业集聚带来的物质支撑和要素集聚加强城市建设[26]、打造宜居城市等措施促进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起步较早，产城融合发展速度较快，水平较高，较早步入成熟型城市类型。而部分地区的发展体系并不完善，如安徽省的大部分城市产城融合水平仍较低，产城融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均衡的发展现状[27]。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科学且合理的统筹性城镇化发展方案才能更好地协调各区域的产城融合步伐，继而形成一个由大城带小城、小城带乡村，各城市和谐互促、取长补短的发展结构[28]。

5、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人本视角下的产城融合的内在作用机制，并利用熵值法构建评价函数，从产城人3个维度出发对产城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将长三角各城市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分为8种类型。各城市应当因地制宜地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采取有效政策，实现城市建设、产业繁荣和人的发展三者间的协调关系，从而促进产城融合水平的提高。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镇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改变，产城融合的内涵将不断丰富，发展体系的作用机制也必定会更加复杂。中国产城融合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基于本文的研究，还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几个方面：（1）本文在研究产城融合的内在协同机制时是从产业繁荣、城市建设和人的发展3个层面出发的，产城融合的含义十分丰富，可能存在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联系[29,30]。（2）产城融合是为人服务的，可以对能够较好满足城镇居民需求的城市建设速度和具体的产业结构展开研究[31,32]。（3）本研究将长三角的主要城市划分为8种类型，可以进一步对城市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或是产城融合发展城市群进行探究[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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