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纵深发展态势下，文化消费作为城乡居民消费的核心组成，重要性愈加凸显。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提出“持续提升文化消费质量水平、激发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潜力”，期望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强化民众获得感、幸福度。在此背景下，研究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状况、影响因素及机制，探寻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倾向，激发微观主体消费潜力，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关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侧重城乡文化消费差异现状和发展特点。李蕊(2013)立足于“城乡比”理论视角，深度分析城乡文化消费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存在显著城乡差异。罗茜(2018)提出文化消费行为凸显居民主观幸福感获取，是影响文化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第二，多从单一影响因素视角分析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张敏(2017)研究1993-2016年数据发现，收入差距促使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总量和自主消费量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田虹、王汉瑛(2016)发现文化消费结构差异是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因素。第三，从宏观视角探析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因素。任文龙等人(2019)认为金融发展及效率提升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而收入差距则会显著扩大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胡阳阳、张同全(2018)通过分析1993-2015年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数据，知悉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不仅在影响因素方面存在差异，且影响强度亦存在明显差别。

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第一，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农村的宏观差异分析方面，且科学性与实时性不强；第二，研究样本缺乏大范围针对居民个体的微观实证研究；第三，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就此，本文尝试以互联网使用及偏好视角出发，进一步结合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采用CFPS2018年数据对全国城乡居民个体文化消费差异的影响及作用进行更细致研究，以期为缩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提供决策参考。

一、理论假说

由于互联网具有“去中心”特点，因此文化消费供需双方聚合到同一平台，一定程度会消除城乡各方信息不对称、协作不同步，减少多余流通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移动互联网能够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有效化解制约文化消费升级的瓶颈，更加高效推动文化消费发展。然而，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水平、信息化基础设施、文化等依然存在较大差异，产生特殊城乡互联网普及二元结构。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截至2019年6月，农村网民规模为2.25亿人，仅占网民总数的26.3%，城乡居民互联网普及程度差距较大。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互联网使用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乡村。

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指出，不同文化趣味的群体在文化消费倾向层面亦有所不同。通过分析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时间、内容以及频率，可考量居民文化消费偏好和文化趣味。简单来说，当居民参加某一类型文化消费项目数量愈多，个人文化消费倾向愈高；反之，消费倾向愈低。城乡区域划分将居民区分为城市居民及农村居民，进而衍生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建构出城市趣味和农村趣味两种差异性文化审美。互联网虽然削弱地理距离、促进城乡之间资源优化配置。但地域风俗、文化观念等因素仍然深刻影响城乡居民的互联网应用偏好，在互联网使用方式、使用时间以及利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娱乐、商业活动等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互联网使用偏好特征差异影响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层次差异。

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按照消费差异，进一步将文化趣味划分为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并且，布迪厄对其理念分类进行了详细阐释：合法趣味的文化消费多由于其稀缺性被制定为高雅趣味，本质属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兼富的居民阶层；民众趣味文化消费则最为平常，通常被归属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最贫困的阶层；“中产阶级”趣味的文化消费处于前两者之间。我国城乡居民在不同类型文化消费上的划分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根据CFPS数据资源，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类型仅细分出了“文化娱乐支出”“旅游支出”“教育培训支出”和“体育保健支出”四类。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互联网使用影响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内容及结构差异。

H3b：互联网使用影响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研究使用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数据库。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区，调查对象包括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家庭成员，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库。根据研究目的，本文以2018年CFPS调查问卷的成人问卷库和家庭问卷库调查数据为主，为保证样本的一致性和研究实际需要，进一步作出如下处理：第一，将家庭问卷库中的家庭样本编码与成人库中家庭户内3位码及个人ID进行匹配，得到个人研究数据36621个；第二，剔除调查数据中的奇异值、缺失值以及无效样本，并对不符合回归分析的二值数据进行修正与清除，最终得到样本数21129个，其中乡村样本14912个，城镇样本6217个。

(二) 模型设定

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基准模型。以凯恩斯消费函数模型为基础，参照臧旭恒(2020)对消费函数的分析，在经验模型设定基础上引入关键变量，重点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及差异。为避免隐藏变量干扰实证结果，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消费能力三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在实证分析时区分全样本和城乡样本并细分文化消费指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lneecp(leisure，tour，train，fit)=α+βnet+γX1+λX2+φX3+μ；(1)式(1)中，左边为被解释变量文化消费及其细分指标的对数形式，核心解释变量net表示互联网使用，X1、X2、X3分别表示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和消费能力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β、γ、λ、φ为待估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互联网使用偏好影响城乡文化消费的偏好模型。为分析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偏好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作用，在基准模型(1)基础上，引入互联网使用时间、使用方式、互联网应用变量，考察以上偏好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异质性效果，模型如下：lneecp=α+βUSE+γX1+λX2+φX3+μ；(2)式(2)中，USE为互联网应用偏好，包括互联网使用时间、使用方式以及利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娱乐、商业活动的情况。考虑到城乡居民在婚姻状况、年龄和学历方面的差异，互联网使用可能存在异质性，故加入互联网使用与个人特征、使用偏好特征的交互项来检验异质性效果，构建如下扩展模型：lneecp=α+β1net+βjnet×characterj+γX1+λX2+φX3+μ；(3)式(3)中，characterj表示个人特征以及使用偏好特征的相关变量，βj为交互项回归系数。

(三) 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文化消费总额。选用2018年CFPS家庭问卷库中的“文教娱乐支出”数据进行衡量。文化教育娱乐用品消费涵盖音像制品、书报杂志、电脑软件、纸张文具以及其他文娱消费支出；教育服务包括托儿费、学杂费、入学赞助费、私立学校就读费、成人培训费等支出；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包括旅游、休闲娱乐费、文体娱乐用品修理费等支出。

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选取2018年CFPS成人问卷库中的“是否上网”表征居民互联网使用状态，协同“是否移动上网”“是否电脑上网”“上网时间”“上网方式”一众调查数据考量居民个体互联网使用现状。

控制变量：结合CFPS成人问卷库数据，从个人特征、人力资本、消费能力三个角度分别选取“户口状态”“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最高学历”“年人均家庭收入”等调查数据作为衡量影响居民个体文化消费的主要因素。所有变量指标、解释及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为保障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文章对使用的截面数据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及异方差问题作出如下处理：第一，对于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VIF检验得出最大值为1.24，MeanVIF=1.09，远小于VIF经验值，判定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第二，通过观察残差图及残差与解释变量的散点图，发现散点拟合线呈现集中再发散的规律变化，表明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性很大，怀特检验结果也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接受异方差备择假设。为此，本文拟定选取“OLS+稳健标准误”展开实证研究。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模型回归

表2在区分全国样本和城乡样本，并逐步加入互联网使用个人特征、人力资本、消费能力及收入平方等控制变量情形下，对互联网使用对文化消费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报告，回归系数值显示：第一，互联网使用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无论全国样本还是乡村、城镇样本，互联网使用均会显著提高居民文化消费水平，说明数字文化消费、移动端文化消费、虚拟式文化消费等新型文化消费方式有效激发和释放了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活力及潜在消费需求。(2)(3)列估计结果中，乡村、城镇互联网使用系数分别为0.111和0.432，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乡村、城镇文化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差异较大。其中，互联网使用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乡村，假设H1得到证明。

(二) 互联网使用偏好模型回归

通过表3回归系数值可知：第一，全国和分城乡样本中，无论移动上网还是电脑上网均在1%水平下显著促进居民文化消费。城乡居民使用移动上网对文化消费的正向作用高于电脑上网，其中移动上网对乡村居民的拉动作用高于城镇。第二，互联网使用时间与文化消费水平呈“倒U形”关系，乡村、城镇时间阈值分别为6.7和8.1小时，表明乡村零碎化上网时间特征对文化消费的提升作用弱于城镇。第三，利用互联网学习、开展商业活动均显著提升城乡文化消费水平。但在社交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表征文化消费的网络化与虚拟化并不利于文化消费水平的增加。第四，与互联网工作对城乡文化消费的影响作用相反，乡村娱乐、学习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城镇。假设H2得到验证。

(三) 互联网使用对城乡文化消费细分类型回归

表4回归结果显示：第一，各文化消费细分类型的互联网使用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互联网使用对全样本及分城乡样本的各文化消费细分类型有显著提升作用。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各文化消费细分类型的正向提升作用在城乡样本中差异较大。其中，乡村样本中体育保健支出、文化娱乐支出的拉动作用明显；城镇样本中旅游支出、教育培训支出的拉动效果显著。假设H3a成立。

(四)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区域城乡文化消费细分类型回归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发展程度划分标准，文章将所获取的地区数据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9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9个省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表5回归系数值显示：第一，所有区域文化消费系数中，城镇系数值均高于乡村，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互联网使用对城镇的拉动作用要高于乡村。第二，东、中、西部各项细分类型系数值均为正，东北乡村居民文化娱乐支出、旅游支出以及体育保健支出三项系数值均为负。这说明互联网使用对东、中、西区域的正向拉动作用显著，对东北乡村居民不显著，甚至有弱化的趋势。第三，东部文化消费细分类型的各项系数值均高于其他地区，其中乡村居民的体育保健支出受互联网使用的拉动作用影响最大，乡村居民的教育培训支出受影响最小，验证了假设H3b。

(五) 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遗漏变量造成参数估计偏误，以及互联网使用与文化消费呈反向因果关系而引起的内生性问题，选取居民对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视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从相关性角度来看，对互联网获取信息重视程度与是否使用互联网紧密相关，符合IV的相关性假设；从外生性角度分析，居民对互联网的重视程度，是通过使用互联网对消费结构间接产生影响，符合IV的外生性假设。

从表6结果可以看出，全样本和分城乡样本中一阶段回归F值统计量均远大于10，Waldchi2统计量也远大于15%偏误下的临界值8.96。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依据一阶段模型分析结果来看，全样本或分城乡样本中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视程度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居民对互联网获取信息重视程度提升，互联网使用概率会随之增加。据二阶段模型分析结果，互联网使用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高于OLS的估计结果。可以知悉，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且从系数大小看，对城镇的促进作用高于乡村。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8年CFPS调查作为数据基础，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及偏好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乡村。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各文化消费细分类型均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差异性较大；乡村居民文化消费中体育保健支出、文化娱乐支出的拉动作用明显，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旅游支出、教育培训支出的拉动效果显著。这一定程度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促进城乡文化消费结构优化。第三，互联网使用对东、中、西三个区域的正向拉动作用显著，对东北乡村居民不显著，甚至对文化娱乐支出、旅游支出以及体育保健支出有弱化趋势，且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缩小区域城乡文化消费差异。第四，移动上网使用对文化消费的正向作用高于电脑上网使用，且对乡村居民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城镇；互联网使用时间与文化消费水平呈“倒U形”关系，利用互联网学习、开展商业活动能显著提升城乡文化消费水平，有效引导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向高层次发展。

综上，互联网深度应用为缩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带来全新契机。因此建议：首先，建立健全网络基础设施，提升上网速度，降低上网资费，尤其需要为乡村地区互联网使用增设相关设施项目。其次，文化产品与服务生产者应全面、及时、准确把握不同消费层次、不同消费区域以及不同消费特征的城乡居民对于消费文化的习惯诉求。同时，注重文化产品与服务设计的多样性、个性化以及多层次性，以提供更多的文化消费机会。最后，政府决策者当立足文化消费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居民综合素质现代化、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方面的作用，对互联网使用偏好及文化消费偏好进行积极引导，推动文化消费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蕊.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地区差距､结构性差异及其改进[J].财贸经济,2013(7).

[2]罗茜.文化消费行为的城乡差异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J].文化产业研究,2018(11).

[3]张敏.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比较研究—基于虚拟解释变星模型应用和消费升级视角[J].调研世界,2017(12).

[4]田虹,王汉瑛.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5]任文龙,张苏缘,陈鑫.金融发展､收入水平与居民文化消费—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J].农村经济,2019(11).

[6]胡阳阳,张同全.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差异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下的分布滞后模型[J].商业经济研究,2018(13).

[7]臧旭恒,陈浩,宋明月.习惯形成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J].南方经济,2020(1)

文章来源：李艳燕.互联网使用视角下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1,(24):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