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素养是指个体具有获取、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的决策，以维持和促进健康的能力[1]。它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公众健康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健康教育效果监测评价指标。研究表明，健康素养与健康状况有密切关系，健康素养在提高公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改善人群健康状况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近年来，“健康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自我健康管理，进一步提升全民健康素养[3]。

军人属于特殊任务群体，常年处在高压力、高应激、快节奏状态，尤其是高原军人。研究表明，高原特殊环境对军人身心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4]。高原军人的工作环境艰苦、生活单调、职业风险显著增高，官兵心理健康也受到更多关注。因此，在极端职业环境下军人健康维护显得更加重要。本研究以高原军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健康素养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为优化健康教育模式、促进高原军人的健康水平和保障其圆满完成任务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2年5月，对驻高原某部军人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自愿参与本次调查且年满18周岁的在岗在位人员；排除标准：问卷缺失应答比例在10%及以上者。本研究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璧医[2023]06号)。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从45个单位中随机抽取32个单位，对抽样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共有2 572名高原军人参与此次调查研究，回收有效问卷2 516份，问卷有效率为97.82%。

1.2.2 调查问卷

采用2015年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编制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5],参考既往研究[6]设计人口学特征指标，包括人员类别、工作年限、年龄、性别、家庭所在地、文化程度、父母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每周网络游戏时间等。问卷包括“知信行”3个方面：基本知识与理念(23题)、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15题)和健康技能(12题);6类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科学健康观(8题)、传染病防治(6题)、慢性病防治(9题)、安全与急救(10题)、基本医疗(11题)、健康信息(6题)。问卷共计50题，包括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和情景题，问卷信效度均较高[6]。判断题和单选题正确计1分；多选题选项与正确答案完全一致计2分，否则计0分。问卷总分为65分，将能够正确回答80%(52分)及以上健康素养调查内容的调查对象视为具备健康素养，具备健康素养人数与总人数之比即为其总体健康素养水平。3个方面素养与6类问题素养的标准与上述计算方法相同。

本研究在《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增加了3个心理量表测量官兵心理水平：①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包含25个测试项目，分为坚韧性、力量、乐观三个维度，使用Likert 5级评定法将“完全不是这样、很少这样、有时这样、经常这样、总是这样”分为0～4分，各维度总分分别为52、32、16分，整体总分100分，分值越高表明个体在该项目的心理弹性水平越好[7],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0.90;②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问卷为4级评分，信度为0.89,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条目，1～12条反映积极应对特点，13～20条反映消极应对特点[8];③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包括20个反映情绪的形容词，分为2个情绪维度：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采用Likert 5级评分。正性情绪分数高表示个人精力充沛旺盛，能达到全神贯注和愉悦的情绪状态，分数低则表示低落淡漠。负性情绪分数高表示个体主观感觉困惑、痛苦，而分数低表示镇定(信度为0.83～0.85)[9]。

1.2.3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研究依托个人手机组织实施。调查前，研究组为每个参与单位指定1名骨干任调查员，并集中对其进行业务培训；填写问卷前，由调查员组织学习问卷的注意事项及相关要求，获得每名官兵的知情同意；利用业余休息时间集中组织官兵填写问卷，官兵现场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问卷作答，时间要求<30 min, 填写完成后现场提交。研究组通过“问卷星”软件进行后台数据收集。对涉及的官兵特性相关指标，采用数字代替后进行脱密处理。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描述；计数资料采用例(%)描述；采用t检验比较不同健康素养2组心理测评分数均数差异，采用χ2检验比较不同影响因素组间率差异，采用向前逐步回归法进行变量的筛选，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人口学分布

调查的2 516名高原军人中，士官和义务兵较多，分别占49.68%和43.44%;男性为主，占98.33%;以汉族为主，占89.98%;年龄以18～30岁为主，占94.24%;工作年限1～<5年者最多，占62.52%;多数为未婚，占84.74%;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为18.5～<24 kg/m2的最多，占74.01%;多数为非独生子女，占72.34%;一半以上吸烟，占59.74%;多数不饮酒，占78.97%;来自村镇者最多，占67.09%;自身的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居多，占52.82%;每周网络游戏时间2～<5 h的最多，占39.23%;大多数高原军人可以保证每年完成1次及以上体检，占95.95%;高原军人的父母亲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居多，分别为75.79%和81.64%;高原军人的父母亲职业均以农民居多，分别占到59.18%和63.12%。见表1。

表1 高原军人基本人口学特征(n=2 516)

2.2 健康素养水平现状

如表2所示，本次调查2 516名高原军人中有504名具备健康素养，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为20.03%。3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基本知识与理念、健康技能、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6类问题健康素养水平由高到低分别是：安全与急救、健康信息、科学健康观、基本医疗、传染病防治和慢性病防治。

2.3 健康素养水平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人员类别、工作年限、年龄、性别、民族、婚姻、BMI、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吸烟、文化程度、每周网络游戏时间、每年体检次数以及父母职业的高原军人，健康素养水平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军官的健康素养水平最高；健康素养水平随着工作年限的升高而逐步上升；男性的健康素养水平低于女性；来自大中城市的人员比来自县城和村镇的人员健康素养高；BMI在18.5～<24 kg/m2组的人员健康素养比其他分组健康素养高；相较于吸烟人群，不吸烟的人群健康素养水平较高；此外，随着每周网络游戏时间的增长，健康素养水平逐渐下降；每年能够进行2次以上体检的军队人员，健康素养水平较高，见表3。

表2 高原军人健康素养现况(n=2 516)

表3 高原军人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n=2 516)

2.4 心理因素对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具备健康素养的官兵，其心理弹性、积极应对、正性情绪的平均得分更高，不具备健康素养的官兵，其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的平均得分更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4)。

表4 高原军人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单因素 分析(心理指标)

2.5 健康素养水平影响因素多元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因变量设定为是否具备总体健康素养，以表3、4中P<0.05的20个变量为自变量，即人员类别、工作年限、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BMI、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吸烟、每周网络游戏时间、每年体检次数、父亲职业、母亲职业、文化程度、心理弹性、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正性情绪、负性情绪(设置哑变量，各指标变量赋值见表5)。

表5 高原军人健康素养影响因素各指标变量赋值情况

采用向前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原军人总体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为工作年限、民族、婚姻、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吸烟、每周网络游戏时间、每年体检次数、父亲职业、母亲职业、文化程度、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13个指标。其中，工作年限为5～<10年、≥10年的官兵，其健康素养水平是工作年限为1～<5年官兵的1.857倍(95%CI:1.391～2.479)和4.657倍(95%CI:3.297～6.578);非独生子女的官兵健康素养水平更低(P=0.038);不吸烟官兵的健康素养水平更高(P<0.001);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的官兵健康素养水平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官兵的3.638倍(95%CI:1.500～8.822);相较于父亲职业为公务员的官兵，父亲职业为教师、医务人员的官兵的健康素养水平更高(P<0.05);相较于母亲职业为公务员的官兵，母亲职业为农民和工人的官兵健康素养水平更低(P<0.05);积极应对与健康素养水平呈现正相关(P<0.001),消极应对与健康素养水平呈现负相关(P<0.001)。详见表6。

3、讨论

健康素养作为影响健康的“独立因素”,直接关系到个体获取、理解和运用健康信息的能力，并决定是否能维持和促进自身的健康[10]。高原地区氧气稀薄、气温低、紫外线强等因素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研究高原军人的健康素养，掌握他们的健康素养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提出针对性的健康素养提升方案，助力高原军人更好地适应高原环境，保障身心健康，减少高原反应，降低疾病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3.1 高原军人健康素养水平低、不平衡，亟待改进提高

本研究中的2 516名高原军人的健康素养水平为20.03%,低于2022年我国城乡15～69岁常住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27.78%[11],也低于火箭军某部队官兵健康素养水平的22.89%[12]和联勤保障某部队健康素养水平的46.2%[13],高于海军某部官兵健康素养水平的17.9%[14],可见该高原部队军人的健康素养水平整体不容乐观，79.97%的军人不具备健康素养，可能因为高原地区的氧气稀薄和气压低等会对人体产生影响，引起高原反应，如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而开展调查时该部正处于习服期，某些不适可能会影响身体和心理状态。因此高原军人的健康素养水平亟待提高，应积极探索适合高原军人的健康促进方案，提升他们的健康素养水平，更好地适应高原环境，保障任务顺利完成。

表6 高原军人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技能依次为31.08%、26.23%、26.63%,低于2022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的41.26%、30.63%、26.00%[11]。其中，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均高于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和健康技能素养水平，存在“知而不行”或“知而不信”现象，因为官兵掌握的健康知识和理念转化为健康行为和技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积累[15,16]。提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不仅要重视健康知识的宣贯，更应重视健康行为养成及健康技能的提升，着力点放在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积极研究健康行为的理论与方法，不断促进健康行为养成。

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分别为40.58%、19.36%、9.62%、82.75%、29.61%、45.03%,与2022年全国居民监测结果相比[11],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高于全国公民，可能与近年来军队重视救治能力训练、开展安全与急救相关培训教育有关，急救技能、安全意识培养、危机应对等训练，提高了军人的应激反应能力和安全意识，处于高压环境也使军人面对危机和紧急情况能够冷静思考和积极应对；其他4项健康素养相对较低，尤其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远低于公民标准，可能是因为本次调查对象年龄主要集中在18～36岁，身体强健，罹患慢性病概率较低，故较少关注相关知识。这提示在日常的健康教育中应适当开展慢性病防治相关讲座，提高健康教育知识覆盖率。此外，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也较低，提示应持续提升高原军人对传染病的认知和防范能力，重点普及传染病预防知识、传染途径、症状及治疗方法，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传播，维护高原军人的身体健康。

3.2 自身因素与健康素养密切相关，应提高健康教育针对性

少数民族官兵健康素养水平低于汉族官兵健康素养水平，与张玲等[17]的研究结果类似，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教育条件相对落后，提示我们应注重加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工作时间越长，其健康素养水平越高，与以往报道一致[13],可能是因为部队工作阅历促进了健康知识的掌握和健康行为的养成；自身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越高，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8]。健康教育应重点考虑少数民族、工作年限较短、学历较低人群，应根据人群特点，做好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

3.3 家庭环境因素与健康素养有关，筹划教育应充分考虑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独生子女的高原军人健康素养水平更高，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家庭有更好的经济条件，能更好支撑其接受良好的健康教育。相较于家庭所在地为大中城市的高原军人，家庭所在地为村镇的军人健康素养较低，与陈军等[19]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城乡居民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卫生政策实施现状不同，经济条件有较大差距等有关。父母职业为教师、医务人员或公务员的高原军人，其健康素养水平更高，与荣红辉等[20]的研究结果相同，反映了家庭环境对健康素养的影响，父母素质对子女的健康素养具有重要的影响。已婚者的健康素养低于未婚者，与熊毅等[21]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既往研究认为已婚者心理归属感和责任感增强，对自身的关注程度也随之升高，健康素养随之升高，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本次研究人群以未婚者为主(占84.74%)有关。因此，独生子女情况、家庭所在地、父母职业与军人健康素养水平具有相关性，健康教育应综合考虑高原军人的家庭背景，设计合理的健康教育促进方案。

3.4 健康行为与健康素养水平联系紧密，健康行为养成应作为重点

研究结果显示：不吸烟人员、每年体检人群健康素养更高；每周玩网络游戏时间越长的人员健康素养水平越低，表明健康素养与健康相关行为呈正相关，相关部门应综合施策促进官兵健康生活方式的行为养成，把健康素养提升落实在健康行为养成上，健康教育要与健康促进行动、检查讲评、督导落实等措施紧密结合。

3.5 心理状况与健康素养关联明显，应搞好结合共进

健康素养与SCSQ积极应对得分正相关，与SCSQ消极应对负相关，表明健康素养高的军人遇到困难时，更趋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如主动向上级或战友沟通寻求帮助，积极消除紧张和压力等。高原军人作为特殊群体，环境变化、紧张工作可能引发复杂的应激和心理变化，对其身心造成不良影响，需要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对高原军人的健康素养提出更高要求。高原军人健康素养和积极应对方式可能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提示应做好心理应对方式训练和健康教育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该部队高原军人的健康素养整体不理想，且存在一定不平衡性，针对影响高原军人健康素养的危险因素，对少数民族官兵、文化程度较低、来自较不发达地区、缺乏工作经验、具有不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倾向于消极应对的高原军人应针对性加强健康教育。另外，需改进当前健康教育方法和模式，在常规健康教育模式基础上，紧密结合人群特点、健康素养现状、官兵心理状态、高原环境特点等情况，积极探索更优化的健康教育模式，统筹设计教育计划、教育准备、教育实施、教育评估考核等关键步骤，积极探索“互联网+健康教育”新模式[22],注重多措并举，加强健康技能的培训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行为养成，大力提升健康素养水平，为官兵战场决胜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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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陆军军医大学后勤科研专项(2021HQZX10)~~;

文章来源:金鹏,荣红辉,张玲,等.高原军人健康素养现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陆军军医大学学报,2024,46(11):1306-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