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广且频发,各类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也时有发生,极大地影响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传染病的暴发流行也警示我们应该提高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应急救援中,救援的主体包括军队及地方医疗救援力量｡卫生应急队伍承担着现场急救､伤员转运､专业救治､心理救援等重要任务,卫生应急队伍的反应速度､能力素质､技术水平及协同配合对于应急救援的效率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邬志薇等[1]通过总结国内外卫生应急队伍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分析得出我国卫生应急队伍尽管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快速反应能力不足､培训体系不完善､人才储备有限等问题｡2021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强调提高急难险重任务的应急处置能力,更提出培养综合型､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应急人才的战略目标｡

面对突发应急事件,军队､地方医疗救援人员需要快速反应､统一指挥､优势互补､互相支持｡但是由于军队地方隶属不同的系统,在培训方式方法､培训标准制订､演习演训实践较多方面存在差异,制约着医疗救援人员作用的发挥､降低了应急救援的效能｡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整合军队和地方急救人才培养的优势,打破人才培养使用上的军民二元分离,提升应急救援医疗人才能力建设势在必行｡

1、应急救援医疗力量的组成

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组建了59支国家级的医疗应急响应队伍,并且指导各省份建立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医疗应急队伍体系,总计约有6500支队伍,其中5支国家级队伍已经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认可,达到国际应急医疗队的认证标准[2]｡2009年以来,军队13支医疗救援队､11支防疫救援队､1支核生化应急医学救援队纳入国家级应急医学救援力量建设体系[3]｡军队和地方应急医疗救援人员成为应急医疗力量的主体,其知识水平､急救技术､职业素养､反应速度对应急医疗救援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

2、应急救援医疗岗位能力需求

为了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医疗能力,必须对医疗队员岗位胜任力进行深入分析｡2017年贺智等[4]通过文献检索､专家头脑风暴的方法,分析医疗队员灾害救援培训核心课程应该包括灾害概论､灾害救援管理､现场防护知识､救援专业技能､现场急救技能､现场常见伤病救治､现场心理干预､现场救援演练共8个模块｡可以发现,应急医疗救援不同于普通的救治工作,需要具备灾害概念､灾害救援的管理知识及包括救援专项､现场急救､现场常见伤病救治､现场心理干预等技能,还要具备“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决心和精神｡

2024年,《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发布,明确国家卫生应急队伍主要分为紧急医学救援类､重大疫情医疗应急类､突发中毒事件处置类､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类､中医应急医疗类､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类,对应急医疗救援的能力需求进行了细化,要求具备创伤处理能力､传染性疾病患者的紧急处置能力､毒物采样与救治能力､放射性污染检测能力､洗消与救治能力､中西医结合救治能力等[5]｡对标应急医学救援岗位能力需求,着眼于我国应急医学救援能力的短板弱项,双向､有机､共赢地融合军队与地方的优势资源,实现军队与地方应急医学救援能力的提升势在必行｡

3、军地共育共用的瓶颈

3.1培训考核标准不统一

《全国卫生应急工作培训大纲》规定了包括卫生应急管理､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紧急医学救援､突发中毒事件､核与辐射应急工作､卫生应急物资6个方面的培训大纲,针对该6个方面的培训目的､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培训学时方面进行了明确,其中虽覆盖了灾难医学救援中的大部分医疗技术内容,但内容过于宽泛,教学可操作性不高[6]｡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把国际化标准培训融入灾难医学培训救援培训及考核中,增加了美国国家急救医技协会的院前创伤生命支持项目和战术战伤救治项目,培训效果满意,待救援实践验证[7]｡贾立辉等[8]通过研究,构建了以职业素质教育､灾害医学知识､救援实践能力为一级指标的实战化救援能力培训课程体系,经培训及考核实证验证,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及实用性｡国家应急救援员职业标准于2024年7月通过专家评审,标准认为应急救援员应该具备医疗防护､心肺复苏､解除气道梗阻､止血包扎及心理调适等方面的能力,但是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尚未展开｡总之,军队围绕灾害救援展开的培训侧重于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医疗救护,地方应急救援培训侧重于专业救援队伍的应急处置技能,培训内容及考核标准不统一｡

3.2军地培养医学实践融合欠佳

许多国家的军队通过与民间急救体系合作,来提升其医疗救护人员的专业技能｡例如,美国军队利用民间的急救医疗服务体系,为军队的卫生兵提供紧急医疗技术员的培训｡美国陆军规定,所有的卫生兵至少应达到基础紧急医疗技术员B的资格,而初级卫生士官则需达到更高级别的紧急医疗技术员[9]｡同样,以色列军队也开发了军士创伤生命支持课程,要求军官在民间医疗机构中进行为期两周的院前急救实践,以增强实战中的医疗救护能力[10]｡我军尚未依托地方院前急救及地方培训体系展开军队卫生人员急救技能培训的先例｡另外,在军队特有的海上救援装备(如医院船)展开卫勤演练时,常常以军医大学学员为主体展开演练,亦无地方应急医疗队员参加[11]｡应急医疗人才培养过程中,军队地方各自为政,均较少融合到对方的培训演习之中,导致军地应急医疗队员医学实践参差,造成教学资源浪费｡在真实的灾害救援过程中,军队应急救援人员常常是最早到达灾区参与其中的力量,但是由于缺少联合演练的实践,在指挥协调､信息共享､任务分工､资源调配方面均不能达到高效融合,限制了灾害救援能力的提升｡

4、军地培训优势与不足

4.1军队培养应急救援人员的优势

4.1.1“三防”医学救援｡许志伟等[12]总结军队核应急救援能力的培训,能够通过集中驻训､定期驻训､参加全军演习等提高医疗队官兵专业检测､救治能力,提高官兵野外适应､应急拉动及自我保障能力｡同时指出虽然经过演习训练实战化救援能力得到提高,但是军地联动指挥机制不够健全,应急演练过程中,也未涉及与地方联合行动｡我国核与辐射应急体系由国家､省级､核电单位等三级组成[13]｡针对核与辐射应急事件,施行分级应急响应｡此应急体系中,如果有军队“三防”医疗队混合编组,联合演练,响应速度､野外适应能力､人员检测､救治能力､军地协同､指挥效能必定有较大程度提高｡

不仅如此,军队院校在核化生救治科研方面也有长足突破｡如陆军军医大学拥有国内建立最早的核化生医学学科,并创建了我国唯一的复合伤研究所,建成了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代表的创新研究平台｡在核辐射生物效应､核辐射现场检测与评价､抗辐射新药研究以及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军队院校在核紧急救援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4.1.2创伤急救技术｡军队院校为战而生,向战而行｡各军医大学在以战争为背景的创伤救治培训中,形成了院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部队训练实践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院校教育阶段,各军医大学有专门的创伤救治课程及创伤救治训练基地,能够针对陆上及海上的战创伤操作技术､特殊环境特殊伤病救治技术展开教学｡创伤急救技术的练习,依托模型､高级模拟人､虚拟仿真练习室等展开;急救流程的训练,通过桌面推演的方式完成;创伤急救能力的检验,通过卫勤演练得到验证｡职业技术教育阶段,也建成了以创伤急救技能为核心的系列在线课程,满足远程继续学习所需｡各军医大学会同地方军队卫勤机构也针对陆､海､空､特殊地域､特殊环境创伤急救救援,积极展开卫勤演练实践及装备研发｡此过程中,演练具备明确的战创伤针对性｡例如海军军医大学针对海战伤展开卫勤演练,对于海上捞救､医院船批量救治､海上环境手术操作各项能力进行操作练习;通过科研攻关,军内专家也成功研制了新型潜艇艇员脱险装具系统等救生工具｡李蓉等[14]总结演训经验指出,新型医院船等救治平台对于实施海上伤员治疗､伤员转运以及灾害救助等关键任务提供了宝贵的实操机会｡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模拟练习以及卫勤演练,军队应急救援人员对于不同环境下战创伤急救技术能够全面掌握并不断巩固｡

但是,部分研究也发现并且指出,卫生士官学员战创伤急救技能的培训大多停留在临床技能模拟学习阶段[15]｡学员操作的对象不是真实的伤员,从操作技术手感､操作心理准备､医疗处置经验､环境适应方面差强人意,专家认为需要通过在校学习阶段､医院实习阶段接触真实病患(尤其是创伤伤员),并通过军地开展创伤急救联合训练,取长补短,实现急救能力的跃升[16]｡

5、地方应急救援培训的展开形式及优缺点

5.1灾害救援培训及演练

郑伟等[17]指出,2010年前,我国绝大多数医学院校未开展灾害医学教育,地方应急救援人员培训以卫生行政部门展开的卫生应急培训为主｡姚建义[18]2010年调查表明,90.3%的省级､91.2%的市级和82.8%的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开展了卫生应急培训,93.5%的省级､92.5%的市级和86%的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举办了卫生应急演练活动,演练内容包括急性传染病应急处置､紧急医疗救援､重大活动卫生保障､中毒事件应急处置等｡不难看出,虽然大部分卫生部门针对卫生应急力量展开了培训及演练,但是演练针对的灾难种类偏少,不包括核应急救援及中医急救救援演练｡

5.2院校教育

高嘉徽等[19]发现国内外医学生灾害医学救援能力亟需进行系统培训,提出了未来我国医学生灾害医学救援培训需明确标准､探索联合培训和联合演练的建议｡2021年,美国156所医学院校仅有7所开设了灾害救援相关课程[20],我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相同,仅部分学校将灾害教育纳入医学生专业课程学习[21-22],这些课程以选修课的形式供本科生学习｡医学院校中灾害救援核心课程主要包括:灾害医学概论､灾难救援､检伤分类与后送､心理护理､挤压伤与烧伤､消杀和科学防疫､灾害管理､中毒应急处置､核生化救援[23]｡研究认为,目前医学院校灾害教育课程的设置更倾向于与创伤救护相关的主题,特定灾害和灾害综合救援能力的培训相对缺乏[24]｡

5.3学术论坛

自2003年起,“中国·国际现代救援医学论坛”得到国家的批准与支持,围绕急救和灾害医学领域,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8次｡每一届论坛都会围绕一个特定主题,展示最新的现代救援医学设备,包括国产的应急救援医疗设备和急诊急救设备｡论坛的目的在于解读最新的政策动态,分享先进的技术知识,交流学科建设经验,并分享在应急医学救援领域的工作经验,以此提升应急医学救援团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25]｡2019年“北洋国际急救与灾难医学论坛”在天津举办,其中包含题为“人工智能与医学救援”及“中国航空医学救援的历史与使命”的主题报告[26]｡各型论坛会同政府应急部门､急救方面院士专家､医学救援协会,实现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知识及技术方法的传播与教学,提高了各级救援队伍的救援能力｡

6、军地共育应急救援人员策略

6.1军地培训标准统一,人才共用

首先,军地共同制订应急人才培养的标准,权威部门发放证书｡不管是参加高校的选修课程还是参加政府应急部门､地方培训机构的培训,学员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参加统一标准的考试,成绩合格,取得灾害医学救援证书,类似美国急诊医师协会颁发的灾害医学证书｡其次,受训学员取得灾害医学救援的资格后,军地互认,实现军地人才共用｡取得灾害医学救援证书,尤其是航空救援､海上救援等技术含量高的军队人员,退役后稍经培训后进入地方应急救援部门工作,大大缩减地方再次培训人员耗费的力量;而具备灾害医学救援证书的地方高校毕业生也可以通过直招军官､直招士官､应聘文职人员岗位的方式优先从事部队的应急援救工作｡例如以色列全民兵役制度下,几乎所有公民都要服兵役,军事训练期间,士兵学习并使用高科技医疗急救设备,退役之后,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应急救援中或者急救医疗器械的研发｡因此,可借鉴以色列做法,探索建立军民人才双向流动机制[27]｡当然,应急救援人才的培训及考核可以区分等级､灾害种类､工作岗位,甚至区分救援地域,以实现订单式培养､个性化培养｡目前,我国部分国家急救培训指南,如《急进高原灾害救援队伍防护指南》[28]由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陆军军医大学和地方医院联合制订｡

6.2军地培养资源整合,资源共用

第一,应急救援属于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医学,不接触真实的患者,难以有真实的感受,不接触真实的环境,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心理冲击,因此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军队院校开发出各类基于虚拟仿真应急救援的实践课程,在保证不泄露军事机密的情况下,可用于地方院校或者卫生机构的教学培训使用[29]｡第二,依托军队基地展开地方应急救治培训,依托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培训军队应急医疗人员｡国内目前缺乏常态化的培训体系,仅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针对基层救护单位开展批量伤员救治培训[30],但是该培训内容稍偏向野战外科学范畴｡2022年,国家卫健委在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十四五”规划中指出,“十四五”期间,国家拟规划建设20个左右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国家医疗应急演训基地､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依托基地建设,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健全应急培训､演训机制｡基地的设计建设运维[31]及教师队伍选拔可以参照陆军军医大学教学基地实施,同时基地建成之后也可以军地统筹使用,避免资源､人力的浪费｡第三,依靠军队医院船､航空救援队伍及资源,培训地方应急救援医疗人员,建立海陆空立体化及军地一体化紧急医学救援体系｡

6.3军地培养方式融合,人才共育

军队针对应急救援培训优势教学内容包括“三防”医学救援和创伤急救技术,有着师资丰富的培训基地､教学体系､科研机构,也建设了战创伤救治的在线课程,可以满足军队卫生人员集中与分散的继续教育所需｡灾害医学与军事医学有许多相通之处[32],例如需要紧急响应､批量伤员救治､统一指挥､更加关注现场急救等,因此依托军队展开灾害救援教育只需增加部分灾害医学的内容即可,可以节约大量的地方师资､科研机构的建设｡而地方应急救援培训主要依靠院校教育､救援演练及论坛,传播灾害救援的知识､技术,了解急救监测及救治的新技术､新设备｡

整合军地教学模式,针对不同人员展开不同模式的教学｡基于现代灾害医学“第一目击者”理念,针对基层救援人员或基层部队卫生员,重点培养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人工呼吸､心肺复苏,压迫止血､固定等技术,可通过线上播放慕课､微课､虚拟仿真课程的方式完成学习,或者通过卫生机构､应急部门举办的应急演练形成救援能力｡而针对专业的医学救援或者卫生应急部门的指挥人员,应该完成军地医学院校灾害救援体系课程学习､经常性的演习训练及定期参加应急救援学术论坛,在应急响应知识､应急法规政策预案､领导沟通协调､战略规划预案､风险评估及决策､资源管理及调配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应急事件发生时,国防预备役救援力量､社会志愿力量应积极参加专项培训,具备灾情防控､灾后重建的知识能力;而灾区群众应该能够通过大众媒体信息学习自救互救､防疫抗疫知识,稳定心态,共同应对｡在军民融合的应急演练中,军队增加灾害救援､应急事件的内容,而地方应急机构在响应速度､指挥体系､信息通联､战救技能等方面向军队学习,两者共同参与,查漏补缺,共建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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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陈英会,孟晓东,张斯铭,等.军地共育共用应急医学救援人才的探索[J].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2025,20(05):676-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