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结直肠癌发生率和致死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转化生长因子-β通过Smad、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磷脂酰肌醇3-激酶等信号通路调节肿瘤的发生、侵袭及免疫逃逸。目前以TGF-β为靶点的治疗结直肠癌的药物研究包括受体激酶抑制剂、单克隆抗体、反义寡核苷酸等。本文就TGF-β信号通路与结直肠癌关系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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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新确诊结直肠癌病例约120万,死亡患者超过60万[1],了解其发病机制对结直肠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growthfactor-β,TGF-β)是一种细胞免疫调节因子,在肿瘤早期发挥负性调控作用,使细胞停留在G1期而不进入S期,抑制正常上皮细胞和肿瘤细胞的增殖;在肿瘤终末期,TGF-β通路过度激活,通过诱导血管生成、调控免疫应答、促进肿瘤细胞转移等使疾病进展[2,3]。本文就TGF-β信号通路在结直肠癌中作用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TGF-β信号通路
TGF-β亚型包括TGF-β1、TGF-β2和TGF-β3,TGF-β1的启动子序列完全不同于TGF-β2和TGF-β3,可直接被多种外在因素激活介导癌变[2]。TGF-β信号通路通过经典途径和非经典途径发挥生物学功能。经典通路为Smads依赖性的信号通路。TGF-β激活细胞膜表面的TGF-β受体(TGF-βreceptor,TGF-βR),TGF-βR酪氨酸残基的磷酸化激活下游的Smad2/3磷酸化,Smad2/3与Smad4形成复合物进入细胞核中,上调下游靶基因如金属基质蛋白、上皮黏蛋白等。Smad信号通路上的基因突变与结肠癌密切相关。Smad2和Smad4位于18号染色体,结肠腺癌患者这个区域出现缺失。Smad4又名DCC,16%~38%的结肠癌患者发现Smad4突变,非家族性散发性结肠癌患者中约6%出现Smad2缺失,Smad4缺失与晚期肿瘤及肿瘤转移相关[4]。Smad3为TGF-β下游最重要的信号通路,但其需与其他基因联合才能调节结直肠癌进展。Zhu等[5]研究发现,环氧化酶2过表达的Smad3突变小鼠易患结直肠癌。
TGF-β还可通过非经典途径即非Smads依赖途径发挥生物学功能。TGF-β可激活增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proteinkinase,MAPK),促进局部炎症的产生;可通过细胞外途径激活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signal-regulatedkinase,ERK)、p38/MAPK,调控基质金属蛋白酶的产生。TGF-β1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影响肿瘤细胞周期[6,7]。
2、TGF-β信号通路与结直肠癌
2.1TGF-β信号通路基因异常性
TGF-β通路中相关基因突变与结直肠癌发生密切相关。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由肿瘤抑制因子腺瘤性结肠息肉病(adenomatouspolyposiscoli,APC)基因的胚系突变所致[8]。林奇综合征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携带错配修复基因(mismatchrepair,MMR)的胚系突变是其发病的原因[9]。MUTYH相关性息肉病是MUTYH基因突变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MUTYH基因突变者结直肠癌发生风险明显增高[10]。但APC基因、MMR基因、MUTYH基因突变引起的结直肠癌仅占结直肠癌的3%~6%[11],大部分结直肠癌发病与TGF-β信号通路相关位点的突变有关。针对结直肠癌的全基因组研究[12]发现,8q24附近的突变位点,GREM1、SCG5和SMAD7基因附近的单核苷酸多态性突变与直肠癌发生密切相关。文献[13]报道,TGF-β信号通路的相关基因突变失活在散发结直肠癌中发生率较高,表现为微卫星不稳定性、相关移码突变、细胞对TGF-β抑制作用的不敏感。
约30%的结直肠癌患者存在TGF-βR2基因突变。TGF-βR2基因存在一段微卫星序列,包括3号外显子的A(10)、5号外显子的GT(3)及7号外显子的BAT-RⅡ,上述区域尤其是A(10)区域易发生移码突变[14]。80%~90%的结肠肿瘤患者存在微卫星序列的不稳定性并TGF-βR2基因突变,有TGF-βR2缺陷者更易发生癌前病变[15]。文献[14]报道,结肠上皮细胞缺乏TGF-βR2可促进结肠癌细胞增殖及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4基因失活。有研究[14]表明,TGF-βR1表面Ser387抗体Tyr失活可能是结直肠癌转移的机制。
2.2TGF-β信号通路与肿瘤血管生成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endothelialgrowthfactor,VEGF)是TGF-β的胞膜共用受体,VEGF增高是影响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尤其与远处转移相关[16]。刘伟等[17]发现,结直肠癌患者血清TGF-β1、VEGF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血清TGF-β1、VEGF水平与结直肠癌患者血管侵犯、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肿瘤直径有关,且TGF-β1与VEGF水平呈正相关,认为TGF-β1和VEGF可作为评估结直肠癌浸润、转移和预后的指标。缺失TGF-β信号通路所涉及的TGF-βR1、TGF-βR2、TGF-βR3则出现血管和内皮细胞缺陷。因此,TGF-β信号通路异常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肿瘤血液供应促进肿瘤发生。有研究[18]发现,TGF-β具有诱导外膜细胞分化、支持的作用,促进血管形成过程中细胞与细胞的交流。但TGF-β是否可直接促进肿瘤血管生成,是否通过与其他通路的交互来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并进一步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需进一步研究。
2.3TGF-β信号通路与肿瘤侵袭
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transition,EMT)是肿瘤细胞浸润、转移的重要机制,参与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等多种肿瘤的形成和发展。EMT指上皮细胞转分化为具有活动能力、能够在细胞基质间自由移动的成纤维细胞。上皮细胞失去极性,丢失上皮细胞标志物如细胞间黏附蛋白、紧密连接蛋白、E-钙黏蛋白等,获得间质标志物如平滑肌蛋白,而平滑肌蛋白为侵袭性表型,使细胞黏附力下降,迁徙和运动能力增加,促进肿瘤侵袭[19]。研究[20]证实,TGF-β通过Smad依赖及非Smad依赖途径诱导EMT发生。
TGF-β/Smad通路是诱导EMT产生的经典通路。有学者[20]应用TGF-β诱导结直肠癌MC-38细胞系,发现平滑肌蛋白、黏附蛋白等EMT表型表达上调。在非Smad依赖途径中,TGF-β诱导RahoA(细胞肌动蛋白细胞骨架和黏着连接的调节因子)高表达,启动肌动蛋白聚核,促进细胞骨架形成,加速肿瘤迁移;TGF-β还可通过磷脂酰肌醇3-激酶途径上调紧密连接蛋白ZO-1表达,使细胞形态发生改变、细胞间连接发生变化,导致肿瘤转移。锌指转录因子Snail1和Snail2是上皮细胞中E-钙黏蛋白转录的抑制因子,通过直接阻止E-钙黏蛋白转录诱导EMT。但TGF-β诱导不同细胞时对Snail1、Snail2表达的影响存在差异,如TGF-β诱导肾小管细胞时Snail1表达增加,诱导乳腺上皮细胞中Snail2表达增加,提示TGF-β对不同细胞的调控具有差异性,在诱导肿瘤细胞侵袭中也存在差异[21]。因此,TGF-β既可直接诱导肿瘤细胞发生EMT,也可通过旁分泌的形式调节细胞外基质促进EMT的发生。
2.4TGF-β信号通路与肿瘤免疫逃逸
除癌基因活化、抑癌基因失活外,肿瘤细胞逃脱机体的免疫监视、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也是肿瘤发生转移的重要机制,这其中TGF-β发挥重要作用[22]。TGF-β1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影响,主要针对T细胞的成熟、增殖及扩增的调节。肿瘤晚期TGF-β1表达持续增高,并可通过抑制CD8+、CD4+T淋巴细胞破坏机体T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使机体产生免疫抑制,降低机体的免疫监视和免疫杀伤能力。文献[23]报道,TGF-β1可抑制白细胞介素-2诱导的T细胞增殖,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分泌。有研究结果[24]显示,小鼠高免疫源性的肿瘤细胞过表达TGF-β并不能激活细胞毒性T细胞的免疫应答,且出现了免疫逃逸现象,提示TGF-β为调节免疫细胞稳态的核心因子。
此外,TGF-β1表达上调可降低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表达,使肿瘤细胞逃脱免疫系统的识别和杀伤,促进肿瘤生长、复发及转移。研究[25]表明,TGF-β1/Smad4通路中MH2结构域突变,破坏蛋白的核心结构,Smad蛋白复合体无法形成,在肿瘤早期TGF-β1无法对肿瘤细胞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而出现免疫逃逸现象。有研究[22]表明,结直肠癌组织中TGF-β1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癌旁组织,复发者癌组织中TGF-β1表达明显高于未复发者,且复发者癌组织中TGF-β1表达与术后无瘤生存时间成负相关,提示结直肠癌晚期局部高TGF-β1表达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下调肿瘤细胞表面抗原表达,促使肿瘤细胞逃逸免疫监视,最终引起结直肠癌的复发转移。
3、TGF-β与结直肠癌治疗
以TGF-β为靶点的药物,如受体激酶抑制剂、单克隆抗体、反义寡核苷酸(antisenseoligonucleotides,ASOs)、疫苗可抑制肿瘤发生、转移[25,26]。小分子受体激酶抑制剂Galunisertib(LY2157299)在抑制TGF-βR1活性的同时可阻止Smad2的磷酸化,阻断TGF-β/Smad经典通路,现已作为放、化疗的辅助用药用于胶质母细胞瘤、胰腺癌和肝癌的治疗[27]。有研究[28]证实,异构单克隆抗体ID11可增加环磷酰胺的有效性,对抗环磷酰胺导致的Treg细胞下降。ASOs是一组长度为13~25碱基的单链序列,可抑制mRNA的转录,阻断蛋白的翻译合成。针对TGF-β2的ASOsTrabedersen(AP12009)可延缓肿瘤进展,阻止肿瘤的转移及免疫逃逸现象发生[25]。FANG疫苗载体包含了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及短发夹片段,短发夹片段可将成熟的TGF-β1和TGF-β2逆转为未成熟前体[29],用于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的Ⅱ期临床试验(NCT01505166)目前正在进行[30]。
4、结语
TGF-β信号通路参与结直肠癌发生、发展的机制复杂,其相关位点突变与结直肠癌关系密切。TGF-β还可通过促进肿瘤血管生成、诱导EMT、促进肿瘤细胞免疫逃逸等使结直肠癌细胞浸润、转移。以TGF-β为靶点的药物如受体激酶抑制剂、单克隆抗体、疫苗等尚未完全应用于临床,其在结直肠癌治疗中的作用也需进一步进行研究。
王松,葛步军,黄琦.转化生长因子-β信号通路与结直肠癌关系的研究进展[J].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20,34(11):1178-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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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癌作为消化科的恶性肿瘤之一,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其发病并非单一因素所致[1],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在结肠癌的发病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相关研究显示[2],结肠癌在特定家族中呈现出明显的聚集趋势。在结肠癌的演进过程中,异常细胞在结肠内壁开始不受控制地增殖,逐渐堆积形成肿瘤。
2025-09-02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临床治疗结直肠癌患者常用术式,术后患者会长期出现强烈痛感,易诱发肠梗阻等异常情况,并会对其睡眠质量造成严重影响,不利于病情恢复[1⁃2]。外科术后常用自控静脉镇痛(PCIA)镇痛,效果良好,但可致患者出现呕吐、呼吸抑制、恶心等诸多不良反应[3]。
2025-08-25高龄结直肠癌患者常合并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且该类患者在术前由于受负性情绪(焦虑、紧张)、麻醉药物刺激、手术创伤等因素影响,易导致血压、心率等血流动力学指标波动,进而增加手术风险,故高龄结直肠癌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围术期护理一直是结直肠外科研究的重点问题[5]。
2025-08-04临床治疗直肠癌多采取根治术进行治疗,取得较好治疗效果[2]。而根治术后患者多采取肠造口,患者无法自然排泄,只能通过造口排泄粪便,对患者身心健康影响较大[3-4]。由于疾病与肠造口,多数患者存在负面情绪,且肠造口容易导致多种并发症,对患者日常生活影响较大,故而需加强对患者的护理支持,改善患者身心状态[5]。
2025-07-31术后吻合口瘘的预防措施中,临时肠造口术的应用日益广泛,这使得造口患者群体持续扩大[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医疗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患者在疾病适应方面,特别是心理调适能力仍存在明显不足[4]。因此,提升患者的适应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5-6]。
2025-07-30结直肠腺瘤作为结直肠癌(colorectalcancer,CRC)的癌前病变,是一类发生在结直肠腺体组织上皮细胞的良性肿瘤,研究发现结直肠腺瘤与结直肠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氧化应激与身体抗氧化能力的不平衡。
2025-07-26CD36(Clusterofdifferentiation36,CD36)是一种高度糖基化的细胞表面单链跨膜糖蛋白,与多种细胞的脂质摄取、免疫识别、炎症反应、分子黏附以及细胞的凋亡过程有着密切关系[4]。LDH-A(Lactatedehydrogenasea,LDH-A)是肿瘤细胞有氧糖酵解,即“Warburg效应”途径的关键酶,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关系密切。
2025-07-24目前,该病治疗多以手术为主,但长期随访发现,仍有部分患者术后存在复发转移风险,预后欠佳[2]。若能于早期构建以肿瘤相关生物标志物为基础的预后预测模型,则有助于寻找新的治疗靶点,提高抗肿瘤效果。B7同源蛋白3(B7⁃H3)是一种免疫调节蛋白,其在T细胞的分化、成熟中具有一定作用,且在多种恶性肿瘤内均有表达,与肿瘤生长、转移等有密切关系[3]。
2025-07-18结直肠癌(colorectalcancer,CRC)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肿瘤,中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尤其高。2020年中国癌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死亡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分别位居第2和第5位,其中2020年新发病例55.5万,死亡病例28.6万[1]。并且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仍有上涨趋势,严重威胁国民健康[2]。
2025-07-18结肠癌作为一种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1]。结肠癌是一种由细胞内分子变化累积引起的复杂疾病,其基因及表观遗传变异在不同患者中表现多样[2]。淋巴结转移是结肠癌进展和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治疗方案和生存预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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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肿瘤学杂志
期刊人气:2013
主管单位: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办单位:浙江省肿瘤医院,浙江省抗癌协会
出版地方:浙江
专业分类:医学
国际刊号:1671-170X
国内刊号:33-1266/R
邮发代号:32-37
创刊时间:1977年
发行周期: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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