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1]。夯实和发展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切入点，而科技贯穿于农业全过程，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政策以及推广模式不断革新完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农业主体越来越多元化，推广服务也逐步市场化，农技推广组织也面临新的挑战。

1、农技推广组织的价值

1.1 农业增产的核心动力

农业增产是农技推广组织成果转化成功的体现。从运作机制上看，农技推广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将对于农业有促进作用的专业知识或者技术传达给农业从业人员，属于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关键部门，是农业产量提高的核心要素组织。科学知识的进步，技术的改良，是农业发展一直所追寻的；农业产量的提高，是农技推广组织存在的真正意义。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发展也面临时代新要求，农业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要素中的比重愈发扩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断在农业生产中得到验证[2]。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对提高农业产量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的保障，农业增产是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基础。农业生产中的小型农户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生产管理以及品种选育是他们的短板，而农技推广组织则衔接和弥补了这一缺陷，发挥着重要的要素传递作用。农技推广组织作为技术转化的末端，起到促进技术转化落地的作用，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换句话来说，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实现，关键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落实，关键靠农技推广组织。

1.2 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

农技推广组织对农业技术的成功转化，直接作用是促进农业增产，间接作用是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策的影响下，长期被认定为低利润、高风险产业。我国已完成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但防止返贫、保障农户收入，仍然是乡村的重点工作。乡村要振兴，产业就要有所发展。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是农民，农民对于农业技术的掌握程度决定着农业生产水平，同时这也是农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技推广组织的作用也就显现出来了。农技推广组织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不仅仅是农作物产量上的提高，也是农产品质量上的提高。要想增加农民收入，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提高农产品质量与附加值。农技推广组织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推广应用，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农产品的利润，进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学术界有人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发展的关键[3]，但是中国的农民基数较大，投入成本高，不利于大规模开展实施。节约经济成本的培训方式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能力，让他们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有效地转化，这对于农民增收稳收能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1.3 农村发展的技术支撑

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一定离不开农业技术的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将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强调要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4]。农业将农村与农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村发展的蜕变离不开农业产业的升级，加快农业技术的更新升级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从组织结构来说，农技推广组织支撑起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渠道网络；从成效上来看，农技推广组织又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2022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2.4%，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少的实际国情，强化科技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加快农村面貌变革的主要途径。发达国家农村的繁荣富足很大程度依赖于农业机械的高度普及、农业技术成果的高效转化，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农村来说，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不足。面对我国家庭式、分散式农业，必须促进农村科技组织的完善，疏通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如此才能进一步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

2、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的现状

2.1 组织结构不合理

政府性的农技推广组织是由国家、省、市、县、乡的逐级化运作传递的，但整个农技推广系统是类似于菱形的结构，农技推广人员基本主要集中于县一级，而乡一级的农技推广人员是极为不足的。在农业推广部门横向维度上，普遍存在两个较为显著的问题。首先是人员老龄化，农技推广组织缺乏“新鲜血液”。在县一级的调查中发现，单位人员中半数以上是“70后”与“80后”，而“90后”的农技推广人员寥寥无几。年轻人缺乏也有客观上的原因，农技推广属于实施操作类工作，经常需要奔走在田间地头去对农户进行技术知识的培训，工作内容较为辛苦，这间接性地削弱了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其次是农技推广组织中人员的专业匹配度不高。据了解发现，农技推广组织中有一小部分人员属于退伍转业人员，并且大部分人员并非真正的专业对口型人才，在人员分配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员被借调。整个农技推广组织链条中，人员集中于中下游，而尾部却存在严重人手不足问题。同时，对农技推广转化的精准性、反馈性是不足的，因此难以有效地支撑起农技推广完整体系结构。

2.2 激励机制不完善

除了科研成果的可实施性外，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效率、积极性也是影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重要因素。除去正常的农技推广任务外，行政化的任务工作占据了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时间，分散了他们对于农技推广的重心，间接导致工作效率不高。同时，在农技推广组织中，薪资待遇与职称挂钩，这也直接导致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方向侧重不同，无法调动推广人员对农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热情，大大降低了农技推广的专一性。另外，农技推广任务较难且工作条件较为艰苦，对省内高质量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导致人才大量流失。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有时候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推广需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出差期间无法照顾到家人，而一些推广的拓展会受到资金的限制。这些问题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农技推广人员的激励制度不完善。政府性的农技推广组织属于公益性的，在农技推广过程中缺乏市场的竞争性，相对于市场化组织来说，在组织农户培训过程中，在遇到推广阻力时，无法像市场化组织那样积极有效地推进，这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公益性的农技推广组织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2.3 融合体系不通畅

政府性与非政府性的农技推广组织具有各自的长短之处，但两者却很难做到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融合促进。政府性的农技推广组织具有长期有效的政府公益性，能保证科技推广的官方性、权威性，在老百姓的心中可信度高；而非政府性的农技推广组织在产品以及推广成效上具有较强的目的性，能更加细化到农业生产的深处。但在实际的走访了解中发现，二者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融合互补。相关人员表示，原先有过政府与农资类的企业合作的情况，利用政府的权威影响力来强化具有促进作用的农资物品的输入，但是由于企业经营出现亏损，导致产品出现问题，间接导致农民利益受损；而政府作为农资组织担保人，最后责任只能由政府承担，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非政府性的农技推广组织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方向的，而政府性的农技推广组织是具有权利性质的机构，如果二者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会产生一些利益上的挂钩，从而产生出现非法性行为的可能，增加政府的风险，二者在农技推广上难以进一步融合。政府性的农技推广组织与非政府性的农技推广组织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平行的维度，不能发挥出两者之间的叠加优势。打通两者之间的壁垒，形成公开透明的农技推广体系，能对农业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3、农技推广事业化与市场化的问题

3.1 政府组织不足以支撑农技需求

中国的农技推广体系，自建立以来，一直以政府性的公益组织为主体，但对于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变化，公益性的农技推广组织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农技推广需求。农技推广体系经历了多层变化改革，由“四级农科试验网”变为现在的五级推广机构为主体的体系[5]，但从现如今的推广效率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性的公益性推广组织，不仅需要承担农业技术研发的责任，还扮演着技术的传播者与推广者。资金与硬件设施成为首要问题，在调查访谈中，某县的科技特派员表示，在农技推广站里，每周都需要到乡镇下的各个村庄进行农技推广培训，但是农技推广站中公务车只有两辆，不足以支撑起推广工作的运行，并且农技推广站对于财政上的支出也较为紧缩。归根到底还是资金支持力度不够，由于公益性的农技推广体系庞大，从全国扩展到每一个乡镇，仅依托于政府，农技推广需求是难以满足的。同时，正因为农技推广体系的结构问题，技术的研发到落地，需要逐个环节下达，基层农技推广组织一旦薄弱，就无法提高农技推广转化率并切实满足农户的需求。

3.2 农业主体无法完全依赖于市场

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在我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具有完整的结构体系，这是必须的，也是未来要坚持的。与政府性农技推广组织庞大的运行过程相比，市场性质的农技推广组织更为具体深化且更具有高效性，但市场性的农技推广组织以盈利为目的，在农技推广过程中不具有长期性，更不具有稳定的保障性。市场化的农技推广组织具有以信息、市场为导向的敏锐嗅觉，能及时有效地反馈出农技推广中的需求，优点的背后也产生了市场化的盲目性，很容易导致“市场失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6]。农业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菜篮子”安全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技推广工作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影响着农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如果完全依赖于市场化的农技推广组织，农业产品的价格、品种控制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发展。中国的农业模式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小农式经营模式，在调研过程中，更多的农户年龄偏大、小规模经营，他们在市场信息的接收、利益谈判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农技推广就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

3.3 公益与市场缺乏规范有效衔接

在整个农技推广体系当中，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与市场性农技推广组织成为两个独立运行的体系轨道。公益性的农技推广全面覆盖农业经营者，尤其是对经营主体下限的保护，公益性的农技推广保证了技术流入不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最大程度保证了农业技术在农村整体的转化流通，也防止了小农户被忽视、挤压的问题[7]。市场化的农技推广组织缓解了公益性的农技推广的资金压力及深度问题，为规模性的农业合作社提供了技术升级创新的渠道。在实际的农技推广中，无论是公益组织还是经营组织，它们之间都存在着技术、农资、农机等方面的交集，但在实际的推广服务中却很少融合。通过与相关工作人员交流发现，私营性的农技推广组合带有很强的利益性，而政府性的公益组织各项规定都较为严格，为了避嫌，两者都是平行运作，很少会合作，而且合作也会使得政府要承担私营农技推广组织的风险。从农业现实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强化公益性与私营性的农技推广组织之间的合作是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但二者之间规范透明的运作、监督体系是二者建立关系的首要前提。

4、政策建议

4.1 维持一支稳定且结构合理的农技推广队伍

一支稳定且结构合理的公益性农技推广队伍，是保障中国小农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中间桥梁。未来的农技推广队伍，必须符合农技推广的专业性需求，应扩大专业对口型人才规模，保证农技推广人员的动态稳定，减少行政化事务所带来的消耗。新鲜血液的注入，是农技推广组织适应时代发展的补充，以往的农技推广组织结构在年龄上出现一边倒现象，这也间接导致缺乏创新的活力。合理的年龄比例，是保证农技推广队伍活力向上的基础，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要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保证学历的均衡性，既不能缺少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也不能匮乏掌握新技术、新思想的新青年。强化农技推广系统自上而下的“金字塔”构建，更多力量集中于农技推广的基层环节，这有助于更为直接有效地转化与反馈。为了维持农技推广队伍的稳定性，最为核心的就是要强化激励机制，这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关键。公益性的农技推广组织除了保证基本工作量完成的考核制度外，还有必要强化完善奖励机制，这能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进一步地保证农技推广组织的动态平衡，从而维持一支具有活力、效率、稳定性且结构合理的农技推广队伍。

4.2 强化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建设

从农技推广完整的过程来看，技术研发是首要的支持保障，技术落地是农技推广的目标，而“最后一公里”的农技推广建设关系着农技推广成功与否。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不仅需要强大的基层组织支撑，保证乡镇上的农技推广高效落实，而且也需要改革农技推广的方式方法，要能吸引住农户，激发农户自身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需求。充分利用推广组织主体的灵活配合，依据农技推广中客体需求的不同匹配相适应的农技推广方式方法，保证农业生产的平衡性，稳定农户收入，防止返贫现象的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8]农技推广同样如此，把握好历史发展脉络，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下农技需求。基层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建设上，除了对农技推广效率的重视外，还需要及时地从农技推广过程中得到反馈，结合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建设优势，加快技术转化实践后的有效信息反馈，及时对农业科学技术研发提出建议[9]。这使得基层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不仅是技术成果转化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实践信息的第一有效传达者，促进农技推广中技术与信息的良性循环。

4.3 农技推广者、市场化商家、农户三者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农技推广者、市场化商家、农户三者之间建立稳定的利益共享机制，是保证农技推广中技术转化落地的长远之计。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具有较强的公信力以及广大的推广体系，而市场化商家能灵敏地根据市场信息进行有效的研发及高效率的农技推广渗入，两者之间的最终指向都是农业产业中的生产者，无论是公益性的农技推广组织还是市场化的农技推广组织，虽然两者在运作上是独立的，但实际却存在很大空间上的交集。构建“一主多元”的协同推广模式，将高校、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及政府组织等合理融入到农技推广体系的架构中已成为趋势[10]。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者无法使用市场上的一些农机产品，更大的原因是这些农机的购置成本较高，小农户的生产利润无法容纳，并且维修保养成本也较高，这些农机只适应于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牵引市场融合的农机服务体系及与其相似的机制，能更好地兼容和解决农业生产现代化转型的多元化问题。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既能保障双方利益的巩固，也能降低双方的风险；而规范利益共享机制，兼顾不同农业群体类型，政府的介入是保证公平性、透明性的前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4-02-04(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徐辉.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8):9-15+110.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5]贾晋.中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政策模拟与优化:基于基层推广机构行为视角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9):15-22+31.

[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7]杜洪燕,陈俊红,张峻峰,等.基层农技推广主体融合发展:成效､问题与对策:兼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的有效衔接[J].农业经济,2022(11):23-25.

[8]邢久强.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N].经济日报,2021-02-08(10).

[9]宋一平,赵新峰,吴佳正.“三位一体”模式下的农村革新:政府､合作社与农户协同发展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4,21(2):102-114+174.

[10]王航,于湘莉,杜清清,等.农技推广协同机制分析与涉农高校实践探索[J].科技管理研究,2023,43(9):90-94.

基金资助: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品牌项目“科技助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2023-PP-03);

文章来源:陶仁云,任兆昌.乡村振兴中关于农技推广组织的思考[J].南方农机,2024,55(20):9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