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的全面振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然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乡村发展的不充分，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新时代下如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加速农村资源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中，城乡融合是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途径，是推动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不仅可以激发乡村活力，还能促进城乡在空间、资源和价值要素上的深度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形态的代表，逐渐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新动力[2]。数字经济凭借创新性、渗透性和广泛的覆盖范围，在生产和消费两端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产端，它不仅推动城乡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加快了农业和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促进城乡要素的低成本集聚和高效流动，打破了传统要素流动的障碍，实现乡村的数字化产业化，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差距，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在消费端，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城乡之间建立起的数字化联系，优化了乡村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了农村地区信息服务的供给能力，有效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信息化差异，农村居民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取自身的需求，推动了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1、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分析认为数字经济通过金融科技、人力资本、投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因素推动城乡融合。张勋（201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家庭收入，尤其是农村低收入群体，进而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促进了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3]。马黄龙（2021）从农村人力资本角度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改变了农村居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就业竞争力，扩大收入来源渠道[4]。万佳彧（2022）从投资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缓解融资约束和非效率投资行为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农村三产的融合发展[5]。陈卫洪（2022）从农业经营主体角度研究了数字赋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增强农业经营主体整体竞争力，推动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进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6]。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基于ISM模型、TOPSIS和熵值法等方法对城乡融合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较快。段锴丰（2024）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动力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城乡产业结构升级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三个重要动力[7]。李文宇（2015）通过空间经济学模型分析了本地市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生活成本效应、拥挤成本效应和市场一体化效应等五大因素，认为五大效应交互影响，促进了城乡关系从分割逐步走向协调，进而走向城乡融合[8]。魏艳华（2024）通过TOPSIS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发展差异，认为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速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聚集现象[9]。周佳宁（2019）通过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部分动力因素，发现空间集聚、经济总量、投资生产、城乡往来、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会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显著影响[10]。高帆（2021）基于熵值法对数字经济的再审视，阐释了数字经济对城乡结构转化的影响机制，认为数字经济可影响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从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11]。已有众多学者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二者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但城乡融合是全方面，深层次的系统复杂过程，且目前文献多为全国性研究，区域性研究较少，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地区展开探讨，力求探索城乡融合的长效机制。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促进城乡融合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动力。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产业的发展，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从经济和基础设施视角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建设和升级，政府和企业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网络设施的投资，如光纤网络、移动通信基站等，这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网络接入，使他们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数字服务，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和电子政务，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农业生产变得更加智能化和精准化。农民可以利用数字平台获取市场信息、天气预报和种植技术方法，优化生产决策。同时，电子商务平台为农产品提供了新的销售渠道，帮助农民直接对接消费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创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利用互联网创业，如开设网店、提供在线服务等，这些创新创业活动不仅为农村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从社会视角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在线平台，农村居民可以更便捷地获取教育资源、医疗咨询和政务服务。远程教育使农村学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远程医疗让农村患者能够接受专家的诊断和治疗；电子政务平台简化了农村居民办事的流程，提高了服务效率。从文化视角来看，数字平台也为农村手工艺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展示和销售的渠道和平台，农村的特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更广泛的受众展示，这不仅有助于传承和保护农村文化，也促进了城乡文化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同时，城市的先进理念和生活方式也通过网络平台影响着农村居民，推动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多个层面上促进城乡融合，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文化交流等，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也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路径。

假设1：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2.2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间接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和创新动力，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可以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测、精准控制和智能决策，实时采集土壤湿度、养分含量、气象条件等数据，结合作物生长模型和专家知识库，为农民提供精准的种植决策，如最佳播种时间、灌溉施肥方案等，增强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此外，传统的农产品销售主要依赖于本地市场和中间商，农民议价能力较弱，面临价格波动和滞销的风险，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销售渠道和更丰富的市场信息，而通过电商平台，农民可以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销售，扩大了销售半径，提高了产品溢价，通过供应链管理平台，农民、加工企业、物流公司、零售商等各环节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提高供应链效率，有助于降低农业经营的市场风险，数字平台还可以为农民提供大数据分析服务，如产品的市场需求预测、价格走势分析等，帮助农民进行生产和销售决策，降低市场风险。传统的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网点少、产品单一、风控难等问题，很多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获得适合自身需求的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普惠化和便捷化，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例如，移动支付、网上银行等数字化服务，使得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够进行存款、转账、理财等基本金融交易，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资金管理。数字经济正在多个维度上赋能农业经济，提高应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风险冲击的韧性和能力，这种赋能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也体现在与之紧密相关的产业融合、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等领域，数字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融合将进一步深化，不断催生新的业态和模式，为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全面融合注入强大动力。

假设2：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农业经济韧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3、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3.1.1 被解释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Cxrhsp）。指标选取方面，借鉴马志飞（2022)[12]并且参考国家发布的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从经济、社会、环境、空间四个方面出发，选取城乡居民收入比、交通网密度、城乡污染治理等指标，具体见表1。

3.1.2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Szjjfzsp）。指标选取方面，根据政府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创新、要高效、要协调、要引领等举措和原则并且借鉴赵涛（2020)[13]的相关研究，从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等方面选取指标，具体见表2。

3.1.3 控制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还会受到以下控制变量的影响：①经济发展水平（Jjfzsp），以GDP来衡量，邵宏伟发现经济发展与城乡融合呈正向关系[14]。②产业结构（Cyjg），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值衡量[15]。③交通水平（Jtsp），基础设施建设是衡量城乡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准，采取地区公里里程数来衡量[16]。④金融发展水平（Jrfz），选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衡量[17]。

3.1.4 中介变量

参考祝宏辉（2022)[18]农业经济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设置的中介变量农业经济韧性（Nyjjrx），从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两个方面选取农业机械总数量和地方政府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并且取对数进行数据处理。

表1 城乡融合指标体系

表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2 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的影响，构建固定效用模型：

其中，Xcrhspi,t为测算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α0为常数项，Szjjfzspi,t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vt与et分别代表着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为检验农业经济韧性是否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故选取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

其中，ZJBLi,t为中介变量，具体检验步骤如下，模型（2)(3）分别检验中介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和数字经济（Szjjfzsp）与中介变量（ZJBL）对城乡融合（Cxrh‐sp）的回归方程。

3.3 数据来源

根据选取数据的准确性、精准性、可得性原则，采用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2013—2022年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各个地方市统计局，部分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补齐，具体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描述性统计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为研究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更加适合，故选用双向固定效用模型，选取长三角41个地级市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从表4模型（Ⅰ）到模型（Ⅴ）的结果可以得出，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融合，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渐加入，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始终呈现出明显的正向显著性，这说明随着数字经济的水平不断提升，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从而有效促进了城乡融合。

表4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4.2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采用了增加控制变量和剔除主要城市两种方法，其中，模型（Ⅵ）采用了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借鉴葛若凡（2022）教育支出（Jyzc）对于城乡融合具有重要作用，选取教育支出占Gdp的比值衡量[19]；模型（Ⅶ）采用剔除主要城市的方法，由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经济发展迅速，人才、资金等方面远高于其他城市，因此剔除该四个城市进行回归检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稳健性分析结果

4.3 异质性分析

由于各个地区受经济基础、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性，为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城乡融合的影响差异，进行异质性检验[20]。将长三角地区分为浙江、安徽、江苏地区，其中，浙江包括杭州、湖州、绍兴、宁波、嘉兴、丽水、台州、温州、金华、衢州、舟山；安徽包括合肥市、芜湖市、蚌埠市、淮南市、马鞍山市、淮北市、铜陵市、安庆市、黄山市、滁州市、阜阳市、宿州市、六安市、亳州市、池州市和宣城市；江苏包括：常州市、徐州市、南京市、淮安市、南通市、宿迁市、无锡市、扬州市、盐城市、苏州市、泰州市、镇江市、连云港市。回归结果分析如表6，通过结果可以看出，在三省的回归分析中发现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均呈现正向关联，即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城乡融合。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水平、产业结构及金融发展四个控制变量后，发现浙江的数字建设最好，安徽数字发展处于最后，且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越好，对城乡融合推动更明显，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好，产业结构越合理，人均受教育水平更高，居民获得的收入也就更高。

表6 区域异质性分析

4.4 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前文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间接影响的理论分析，随着农村地区数字基础建设的完善，农村地区的居民能够更便利、更精准获取各种信息，如农业知识信息等，增强了农业的抗风险能力[21]。因此，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作用路径可能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的经济韧性，增强了农民的风险抵抗能力，获取收入的潜力扩大，进而选取中介模型进行该传导机制假设的检验，具体结果见表7。

表7 中介模型检验

模型（XIV）没有加入任何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通过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模型（XV）将中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在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的经济韧性，促进了城乡的融合。模型（XVI）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检验，说明农业经济韧性充当部分中介作用，通过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增强农业经济韧性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了城乡融合，进而验证了假说2。

5、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为推动城乡融合提供了新的路径，故选取了2013—2022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构建，运用固定效用模型和中介效用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安徽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如下：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城乡融合；第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浙江发展最好，安徽最后，原因在于安徽地区经济薄弱，基础设施较差，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后发优势明显，因此数字经济对该地区的城乡融合更加具有潜力；第三，通过中介模型的检验，发现提高农业经济韧性是城乡融合的重要路径，随着农村地区数字设施的不断建设和完善，在多个维度上赋能农业经济，提高应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风险冲击的韧性和能力，促进农村地区产业高速发展，提高产业效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文中的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升大众数字意识，加强数字教育普及。长三角地区相对于全国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就是拥有众多的高校资源，对于数字科技的研发和普及具有重要的作用，要充分发挥高校资源，响应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各地区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信息共享。同时，发挥高校优势，定点帮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普及数字知识，注重培养乡村居民数字意识，加强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的结合，减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加强培育数字农民群体，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物流办公、货物覆盖等数字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在数字化应用培训中增加农民的参与性，将数字技术与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进行培训，进而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

第二，大力推进长三角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信息传播的渠道和途径。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健全的数字基础设施，首先，需要科学规划，各地区结合自身的产业、需求有针对进行数字基础建设，比如安徽、浙江、江苏区域数字发展水平不同，提高区域合作水平，发挥帮扶精神，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可以帮扶安徽落后地区的移动宽带、通信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使4G网络全覆盖，提前部署5G基站、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中心等关键基础设施；其次，提升落后地区网络水平，加强数字服务能力建设，使更多农村居民接触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平台。

第三，推动农村产业发展。长三角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之一，需要充分抓住数字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等手段促进服务农业生产、产业升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尤其是皖北、苏北、浙西等农村地区，政府可以运用政策优惠等手段，积极吸引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向该地区转移发展，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手段，推动皖北、苏北、浙西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的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政策效力，从而更好地满足当地人民的金融需求，实现政府对皖北、苏北、浙西农村的政策支持。“互联网+”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能够延长农业产业链，壮大数字化农业的发展模式，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通过对当地的土地、资本、人力等基本要素的优化配置，拓宽农业的产业链，从而更好地支持农民就业，改善皖北、苏北、浙西农村的经济结构，提高当地的经济活力，进而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形成现代农业的综合发展格局，如休闲旅游、农产品加工、农业生产性服务。同时，充分利用数字网络平台，加强家乡宣传，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村产品知名度，推动农村产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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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刚,任瑞.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中介模型的检验[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40(04):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