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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与ESG评级分歧——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2025-03-21 9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随着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逐渐被企业广泛接受，参与ESG评级的主体日益增多。然而，评级机构在ESG评级方面存在显著分歧。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ESG评级分歧经济后果的研究，而对其起源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提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文本信息，探讨信息披露程度与ESG评级分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信息披露程度会加剧ESG评级分歧。本文采用替换变量以及调整样本区间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2020年实行的新版《ESG报告指引》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依旧保持稳健。本文认为，企业应加强信息披露，以降低外部利益相关者面临的逆向选择风险。

关键词：
ESG理念
ESG评级分歧
信息披露
内生性检验
可持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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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现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esg被赋予核心地位｡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2020年的报告指出,全球可持续投资规模已超3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5%,资本市场在投资决策中对esg信息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

尽管esg信息披露日益受到重视,但其在财务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强制性方面存在差异,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esg信息的非标准化､主观性强､分散性高以及信息不全面等特点,对评级机构准确评估企业表现构成了挑战｡以我国a股市场的贵州茅台为例,其在不同评级机构间获得的esg评级存在显著差异,相关性指数仅为0.30—0.66｡这种分歧可能削弱市场对esg信息的信任,影响投资决策,同时也会降低市场效率｡此外,评级分歧可能削弱企业提升esg表现的积极性,因为它们可能认为在esg活动上的投入回报不确定｡

esg评级分歧也对学术研究构成挑战,不同评级结果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不一致,限制了对esg表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本文从企业信息披露的角度,探讨esg评级分歧的成因,分析信息披露程度对esg评级一致性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4—2022年纳入esg评级体系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技术,从其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取关键文本信息,以此作为衡量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指标,并进一步探讨信息披露水平与esg评级分歧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企业信息披露程度的提高,esg评级分歧现象愈发显著｡

本文贡献:首先,本文的研究内容拓展了esg评级分歧的研究视野,从信息披露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评级分歧的形成机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其次,本文创新性地采用文本分析方法,从csr报告中提炼信息披露指标,不仅降低了外部因素和模型设定的干扰,而且更为直观地捕捉了企业信息披露的动态变化,为信息披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和假设推导

(一)文献综述

esg投资的盛行提升了对企业esg表现信息的需求,催生了众多esg评级机构｡这些机构通过量化评估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目前,全球esg评级机构数量已超过600家,包括kld､msci等国际知名评级机构;国内有约20家,包括商道融绿､社投盟等本土评级机构｡各评级机构对同一企业的评价结果差异较大｡本文整理了评级分歧的来源､市场后果以及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三方面文献内容｡

esg评级差异的成因是多方面的｡wANG等(2022)发现,企业主动公开esg报告能显著降低评级分歧｡jØRGENSEN等(2021)指出,企业披露信息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对减少esg评级差异有积极作用｡然而,cHRISTENSEN等(2022)发现,更多的esg信息披露可能导致更大的评级分歧｡冯钰婷等(2024)指出,唯有高质量的esg信息披露方能减轻评级分歧的现象｡马文杰等(2023)基于企业所有权结构,剖析了国内外esg评级机构在评级上的分歧及其成因,发现相较于国际评级机构,国内评级机构倾向于给予国有企业更高的评级｡这种评级差异的不对称性主要是由于国内外评级机构在评价企业在稳定经济､保障就业等隐性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以及企业是否遵循国际标准进行信息披露方面存在观点差异｡

在探讨分歧所产生的市场后果方面,gIBSON等(2021)的研究揭示了esg评级分歧与公司股票回报率之间的正相关性,暗示评级差异较大的企业往往伴随着更高的风险补偿｡刘向强等(2023)基于四家评级机构——商道融绿､和讯､润灵环球以及彭博的数据,发现esg评级分歧对企业股价同步性的显著作用｡cHRISTENSEN等(2022)指出,评级分歧的增加与回报波动性的上升､价格波动的绝对值的扩大以及企业外部融资难度的增加有关｡张云齐等(2023)的研究表明,评级分歧较大的企业面临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此外,何太明等(2023)发现,评级分歧的增加促使企业提升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水平,即评级分歧越大,企业自愿披露信息的倾向性越强｡

在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方面,esg评级分歧还可能影响企业行为｡一些企业可能因评级分歧而对改善其esg表现的积极性降低,认为投入大量资源于esg活动的回报不确定,是没有意义的｡此外,评级分歧可能导致企业在信息披露策略上采取更为保守或策略性的行为以迎合不同评级机构的评价标准｡因此,减少分歧,提高esg评级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才能更好地指导投资实践和企业行为｡

(二)假设推导

首先,信息不对称理论表明,市场参与者因信息分布不均而导致交易地位差异及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的信息披露环境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水平｡通常情况下,较高的信息披露程度能够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然而,在esg领域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与传统财务报告不同,esg报告通常以定性信息为主,且缺乏统一的披露标准,企业在选择披露内容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随着信息披露程度的上升,这种自由裁量权可能加剧评级之间的分歧｡

其次,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表明,企业在esg方面的表现与企业价值相关｡在披露esg信息时,企业可能出现“漂绿”现象,倾向于展示正面信息而隐藏负面信息｡这种信息操控损害了市场透明度,增加了投资者和评级机构解读报告的难度,从而加剧评级分歧｡

最后,分歧通常源于信息掌握的差异或对信息的不同解读｡尽管各esg评级机构的体系均由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构成,但每个维度的细分指标及其定义存在显著差异,且所用权重也不同｡信息披露程度越高,评级机构获取的信息量相应越多,导致其在评估企业esg绩效时采用不同指标｡bERG等(2022)指出,评级分歧的主要来源包括测量因素(占56%)､范围因素(占38%)和权重因素(占6%)｡多样化的评价更容易导致评估结果的异质性｡因此,企业对外披露的信息越多,评级机构对各指标的评价越多元,从而加剧esg评级分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信息披露程度与esg评级分歧成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实证模型

本文选取了沪深a股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数据来源分为三类:(1)关于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2)关于涉及的评级机构esg评级数据来自各个机构官网;(3)关于解释变量csr报告的文本信息来自cnrds数据库｡

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st､*st公司;(2)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3)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esg评级少于两年的公司,并在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到5932个观测值｡数据处理主要用sTATA软件来实现｡本文采用控制稳健标准误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esg_dIS表示I公司在从评级机构收到的关于T年esg评级的标准差;解释变量LNwORD表示I公司在T年披露报告中的总字数的自然对数;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控制了行业和固定效应｡

(二)变量定义

1.esg评级分歧

esg_dIS为esg评级分歧｡本文选取了这五家覆盖全面的esg评级机构:华证､万得､彭博､cnrds和路孚特｡借鉴何太明等(2023)的做法,本文将华证和万得的esg评级分为9级(c至aaa),并赋值1—9｡路孚特的评级分为12级(d-至a+),也将赋值1—12并调整为1—9的范围｡彭博和cnrds的百分制评级被转换为1—9的分数,并进行四舍五入｡这确保了所有评级方法在衡量esg分歧时具有相同的权重｡最终,本文通过计算这些评级分数的标准差,得到esg评级分歧esg_dIS的数据｡

2.信息披露程度

借鉴cHEN等(2015)的做法,报告篇幅越长意味着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因此,报告的篇幅可以作为衡量信息披露程度的一个直观指标｡本文从cnrds数据库中选取csr报告的字数作为信息披露程度的衡量指标,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作为本文的解释标量(LNwORD)｡

3.控制变量

参考先前文献研究(方先明等,2023),本文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变量定义说明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esg评级分歧的度量指标esg_dIS的均值为1.49,标准差为0.53,表明评级分歧差异较大｡此外,平均esg评级(esg_m)的均值为3.85,说明评级机构对于上市公司的esg评级较低,也说明国内企业对esg的重视程度较低｡

表2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模型(1)来研究企业信息披露程度对机构间esg评级分歧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第(1)列所示｡结果显示,LNwORD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esg信息披露程度会加剧esg评级分歧,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

表3回归分析

五、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变量､调整样本区间

kOTHARI等(2005)研究发现,详细的披露可能改变文件大小｡因此,本文选用csr报告的稳健大小替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3第(2)列结果可知,fILEBYT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保持稳健｡由于esg在国内兴起的时间较晚,自2015年起,路孚特和万得逐渐开始发布a股市场esg评级｡为了避免初始阶段国内评级机构较少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将样本区间调整为2017—2022年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第(3)列所示,解释变量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检验结果依旧稳健｡

(二)内生性检验

为了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香港证券交易所在2020年实行的新版《esg报告指引》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扩大了强制披露的范围｡内地上市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尚处在较低的程度,港交所增加了上市企业对于esg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本文样本的处理组为在a股和港股交叉上市的部分公司,其esg信息披露受到该政策变化的影响与其余a股公司不一样｡因此,本文利用这样一个政策冲击来做一个准自然实验｡首先,本文构建一个虚拟变量tREAT,如果样本中的某公司在a股和港股两地上市,该变量等于1,否则等于0｡其次,本文构建另一个虚拟变量pOST,以2020年为外生冲击年,如果年份在2020年以后,pOST等于1,否则等于0｡本文用上述两个变量的交乘项dID作为解释变量,即在港股上市的a股公司在2020年之后受该政策影响比其他a股公司大,esg评级分歧的变化更大｡结果如表3第(4)列所示,交乘项dID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esg信息披露与esg评级分歧的正相关关系在受到该政策冲击的公司中更明显,符合本文的预期｡

六、结论

本文的研究内容丰富了造成esg评级分歧原因的实证研究,使用企业csr报告中的文本特征作为信息披露程度的衡量指标来研究对esg评级分歧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披露程度与企业esg评级分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披露的信息越多,esg评级机构对esg评级结果差异就越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建议:首先,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违规成本,规范评级标准,以减少投资者的认知偏差｡其次,加强企业管理层监管,减少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提高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和流通性,确保外部评级机构能客观､准确地对企业进行评估｡再次,构建适合我国的esg评级体系,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评级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最后,深化对esg的认识,推动评级标准的统一,使esg评级体系与我国特色估值体系相协调,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冯钰婷,郭雪萌,曾晓亮.esg信息披露与esg评级分歧[j].会计研究,2024(01):49-63.

[2]马文杰,余伯健.企业所有权属性与中外esg评级分歧[j].财经研究,2023(06):124-136.

[3]刘向强,杨晴晴,胡珺.esg评级分歧与股价同步性[j].中国软科学,2023(08):108-120.

[4]张云齐,杨淏宇,张笑语.esg评级分歧与债务资本成本[j].金融评论,2023(04):22-43+124.

[5]何太明,李亦普,王峥,等.esg评级分歧提高了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吗?[j]会计与经济研究,2023(03):54-70.

[6]方先明,胡丁.企业esg表现与创新[j].经济研究,2023(02):91-106.

文章来源:彭帅.信息披露与ESG评级分歧——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5,(03):13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