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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海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看法

2020-04-30 31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中国经济长达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海外学者生活的国家所采用的，他们有着更好市场经济理论修养。因此，关注海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研究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关键词：
发展
市场经济
形成
海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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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及世界学术界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市场转型开始的标志，是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从贫穷萧条变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市场的源头，是它成就了中国未来30年的卓越发展。海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研究内容主要如下：

一、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是逐步试验，缓慢发展的过程，他们大多认为，这一特点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是贴切的。在此共识之上，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明显的阶段性。但是，他们对于各阶段的划分和描述略有不同。

王辉以1984年为界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分为两个阶段。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从开始并不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有计划、有理论指导的改革。1984年之前的改革是为了改革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和经营体制，它奠定了早期改革的论调。而在之后，改革的主导理念趋于把市场作为改革的实际追求目标。从80年代中期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和采取的新措施，使得市场作用不再是对计划的补充，而是表明改革是围绕着市场的发育进行。[1]B.梁赞诺夫，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1992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他认为，1992年之前的阶段“市场关系被解释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补充”。

而后，中国从1993年开始，进一步加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关系，在这个时期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2]梁赞诺夫划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虽然简单，但也指出前后两个阶段市场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作用是明显不同的。巴里诺顿，也认同以1992年为界分两个阶段看待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并对每个阶段内容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他指出，第一阶段（1978-1992）可以用九个重要特征来概括：双轨制，计划外增长、特殊的承包合同、市场准入、用价格平衡供给与需求、强化管理体制改革而非私有化、脱钩、用计划稳定宏观经济的最初成果，持续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第二阶段（1993年至今）的前提条件是三个政策措施：结束双轨制、重新集中财政资源以及宏观经济紧缩；第三阶段重点转向了关键市场部门，关键市场部门的规制和管理重建，比如，银行体系，税收体系，协调治理机制。

以上两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都认识到在不同阶段市场经济所起的不同作用，具有内在一致性。改革初期，市场的地位没有完全被认可，随着试验探索的发展，市场才被重视直到成为改革的目标。从改革年谱看，1984年开始政策性的重视市场；而1992年提出将迅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目标任务。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是何种力量推动市场经济在中国产生的？海外学者对此有两类不同的观点：一是国家中心论，另一是自下而上的创新行为。

1.国家中心论

国家中心论就是认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起到了核心作用。海外学者指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改革的主要制度背景，以70年代末复出的邓小平，陈云为代表，一批实干的领导人，在打破意识形态为主的发展战略，发动具有历史意义改革运动中起了决定作用。阿尔温德·维尔玛尼梳理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因素。他认为，在通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和采用“东亚模式”的其他国家的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是一个由列宁主义共产党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目标是促使经济快速增长，国民收入赶超发达国家，共产党将这一目标传播并分权到乡镇各级政府，正是共产党的积极领导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是有类似目标的日本和南韩所无可比拟的。约瑟夫·费尔史密斯声称中国的改革并非自上而下，而是始于中间—中央鼓励并允许基层创新，地方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顺应了这种创新，最恰当的一个方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维持他的执政能力，监督改革的实施，并根据需要对改革措施进行调整。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等人，他们一致强调中国经济转型一直有一个显著特点和持久的模式，最初的改革方法——关注若干关键部门进行自上而下的谨慎试验——在此后15年的漫长时间里主导了改革政策的制定。

2.自下而上的创新

相反，有些海外学者认为，政府与国家并非在有目标地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国市场经济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政策的松动和灵活，让基层的活力和创造性释放，从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斯追述了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系列事件和来龙去脉，指出真正让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由国家主导的“洋跃进”或企业改革，而是民间的“边缘革命”。欧索菲写道，“政治家们在发起资源配置方式转型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创业行为。保障、激励和引导初创企业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为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出现，提供了制度性基础”。他分析了创业者们如何自下而上地建立起用于保护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制，批判了国家中心论的局限性，认为国家中心论的问题在于，它并不能解释中国的民营经济是如何出现并不断增强的，直到现在成为中国制造业经济的核心部分。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旨在保护和促进公有制经济，而国家中心论在解释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制度的来源时，是不具有使用性的。聚焦于分析国家政策，对于理解内生性制度变革的动态机理是没有用的。

三、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建议的研究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再是避讳争论的问题，这个时期，很多国际知名学者，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建议。

保罗・萨缪尔森指出：若中国政府希望迈向市场经济，那么至少应强调以下六个要点：必须容忍一定的收入不均和失业者；长期亏损的国营企业必须破产，把它的员工和原材料转移到成本较低的私人竞争者中去；不要急于建立股票和债券的交易所；对外开放成片农田和小型工业的土地，这一以前采取过的自下而上的方式，也许是中国体制转换的最佳策略；假定所有的人都能够生产他们想生产的东西，按照市场需求出售产品，其价格是波动的，这样解决供求平衡，市场稳定，大型国营工厂在许许多多新兴企业与它们平等竞争原材料的情况下应有停业的准备；毫无疑问，如果中央政府的支出远超过税收，用印钞票的方法来弥补其赤字，那将对转向市场定价的改革造成致命的障碍，因为这样一来，货币积存在人们手中，商店里货物匱乏，而国家规定的冻结价格是无意义的价格。[3]克菜莱因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社会主文市场经济体制谈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他认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也潜伏着随时导致通货膨胀的巨大危险。同时他也提出控制通货膨胀的具体措施：一是控制货币供给；二是提倡竞争，控制成本。[4]

自90年代中国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目标后，海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建议数不胜数。如果将海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建议分类，那么就会有两类：一类是要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尊重市场规律。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讲的。一类是要注意多使用经济手段加强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如克莱因所建议的。事实证明，市场运行有自身规律性，违背其规律性就会造成经济社会大的波动。例如，1988─1989年爆发的通货膨胀、1992─1994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以及2007─2008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在解决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上，我们通过学术交流，积极地、广泛地听取海外学者的建议，他们的见解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海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研究亦是动态开放的过程。他们研究的角度、内容、方法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向前发展，及时分析、总结海外学者的研究观点和成果也会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课题研究。

参考文献：

[1][美]王辉.渐进革命[M].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24-134.

[2]B.梁赞诺夫.中俄市场经济转轨:改革的战略选择,出自程富恩,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0-45.

[3][美]保罗·萨缪尔森.中国经济改革展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5):1-3.

[4]谭刚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与明天[J].经济世界,1994,(2):137.

邱蓓蓓.海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研究综述[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0,(1):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