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等，为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重要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制度化是一个持续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体系，强调制度的动态性发展和持久效能。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点，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意识形态的制度性规定一般不是单一孤立地存在，相反，往往是结构化、体系化的。”[1]探索以科学、合理的制度化系统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形成良性互动，是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走向科学规范、系统有序的实践过程，是筑牢高校立德树人前沿阵地、科学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渗透的现实需要，也是系统推进高校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围绕制度化的讨论，首先应当明确制度化的主体和向度，即什么样的“制度”朝着什么方向“化”的问题。理想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系统应当是一个要素结构功能健全、内部运转高效有序、内外资源信息交流通畅、能够不断实现自我进化与革新的科学系统。

（一）科学的目标体系

明确的目标指向是制度化系统的起点和统领全局的总纲，规定了制度化的发展方向，对于系统的各要素、结构的优化调适具有导向和调动作用。从价值层面上看，制度化旨在凝聚思想共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用制度的规范性，增进青年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效回应高校现实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科学应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保障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健康运行。从内容层面上看，制度化要整体建构制度目标体系，促进要素结构协同，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科学的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借助政策、制度、法律等形式带来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使得高校的治理工作和教育活动更加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二）完善的制度体系

任何系统的具体样态都是有规律、有秩序地存在着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是对制度安全的严峻考验。构建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是对制度认知、深化、践行的基础。将教育的职责与内容、方式与渠道、过程与保障全过程纳入制度框架内，可以有效地克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过程的随意性和无序性，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解决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范畴的特定问题，整体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实效。一方面，应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顶层制度与其他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的协调衔接；另一方面，还应有政策、法律等提供权威性、强制性的保障。“制度化是一个系统，‘法治’是它的实质。”[2]我们所探索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归根到底就是让整个教育过程逐步地规范化、法治化。

（三）高效的运行体系

制度的生命在于运行，制度的权威和优势只有在实施中方得彰显。坚强有力、协同高效的组织运行体系，能够促进教育主客体对象的互动，完成制度信息的传输，为制度的实施落地提供充分的责任保障。我国高校内部的各组织机构分工明确，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复杂系统，制度的运行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在横向的要素结构脉络层面上，要明确各主体的行为准则，加强不同职能要素之间的配合衔接，发挥各学科、部门和师资的专业优势、能力优势和资源优势，保障运行环境，挖掘工作潜能。在纵向的组织运行脉络层面上，要构建科学清晰的组织运行机制如：预防和应对机制、约束激励机制、监督检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理顺意识形态工作流程，使得制度的实施过程形成相关联动。狠抓制度的落地生根，才能加快从“制”到“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四）开放的动力体系

制度的全面落实和更加成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功能并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需要一定的动力源，推动各个要素不断的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将制度放在开放的交往互动之中进行塑造。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的过程面临复杂的社会发展环境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尊重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教育发展规律的同时，要注重优化人才队伍质量、物质保障、激励政策和内外部环境。此外，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思想条件、社会心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也对制度化功能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动力源随时空变化不断地吸收新的因素，只有通过与时俱进的制度安排，才能将意识形态的规定性转化为现实性，使师生感受到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产生情感认同。

二、系统论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的问题研判

系统的良性循环，有赖于系统要素、结构、功能三因素之间相互配合、彼此促动。由于系统不断的与环境所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得三因素显现程度有所不同，制约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制度化、系统化进程。

（一）制度体系建设的要素较为零散

要素是构成系统的部分，要素的性质好坏或构成顺序，直接影响着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实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系统仍存在着制度要素较为零散、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从制度的内容层面来看，现有制度安排、激励和监督措施尚不够具体，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原则、任务和地位等顶层设计还未能在国家层面出台的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制度中得到充分呈现。从制度的运行层面来看，一些部门和二级学院自身的制度配套设计和组织建制不够完善、缺乏刚性的监督保障体系，部分师生对意识形态工作制度的重视性不足，制度的治理效能转化程度不高。家庭、社区、社会团体的参与度不够，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和有效合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度运行的整体性开展。此外，风险预警、研判处置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制度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尚不健全，传统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

（二）制度运行结构的效能有待提升

根据系统的结构特征，任何系统的具体样态都是有秩序、有规律地存在着的。从横向脉络结构来看，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停留在各自的日常管理、课堂教学、集中教育及校园宣传等层面，教师的专业技术能力未能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得到充分运用，教育管理资源的协调流动缺乏长效机制，过于明确的分工也影响了有效的跨专业、跨领域协作。加之一些院系和部门条件不足，教育队伍兼职化、资源保障不完备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制度化的进程。从纵向脉络结构来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结构一般是以学校党委为领导核心，部门机关、各院系分党委、分团委、党支部、学生班团宿舍等层面逐级落实。由于层级跨度较大，而高校意识形态问题多发生在基层的学生层面，基层的制度不完善导致管理过程中容易出现职能重叠、权责交叉等问题，执行反馈比较盲目低效，缺少科学规范，管理层次过多的问题也制约了快速应急反应。

（三）制度功能的实现面临多重挑战

系统功能的实现依赖环境取得支持，相应地又影响环境。新时代高校的意识形态风险斗争呈现出复杂性、广域性和互动性等新特征，异质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多元文化冲击和媒介融合环境背景下庞大数据规模产生的复杂舆论场，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的实现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革，影响着制度建设和推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剧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国外的新鲜事物、多元文化等通过学术研究等领域不断深入开放的中国高校，对师生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造成冲击；西方国家打着“学术探讨”的幌子进行“价值输出”和“颜色革命”，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政治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威胁着我国高校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高校做好制度的解释和引导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伴随着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络生态环境复杂，信息与舆论传播界限愈益模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出现新的变量。海量的“数据”突破了意识形态危机传统治理的边界，大数据“算法”夹杂着资本的逻辑指向，极易造成个人获取信息的窄化，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及时推送和传递，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话语权式微、影响力下降的风险。

三、系统论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的实现路径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化逻辑，既是以制度作为规范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更是以制度保障、引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发展。尊重要素的内在规律与特点，厘清实施运转的结构脉络，能够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打造秩序化、规范化的基本样态，提供系统化的考量和监督，科学应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复杂矛盾和突出问题。

（一）凝聚思想共识，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制度建设规律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把握。坚持并落实党管意识形态，一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指导。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这一最新理论成果，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联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方位涵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3]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真正以根本制度的方式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将党的科学思想转化为国家制度，进而转化为治理效能。二是要着力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运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历史地理解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现实问题，以科学的话语体系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做到既统一思想，又凝聚人心；转变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以大众日常话语取代理论话语、通知话语、命令话语，以深入浅出、平等对话的方式传播意识形态理论，注重将网络话语表达与意识形态传播相结合，拉近与广大青年学生的“社交”距离。

（二）促进制度供给，实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的完整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4]意识形态领域制度体系的建构为我们党牢固掌握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提供了坚实保障。推而观之，构建形成规范科学、上下贯通的制度体系，一是要着眼制度的功能与层次。坚持根本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基本制度的具体实践相协调，发挥整体合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确立，表明了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立场和前进方向；意识形态工作管理制度、责任制度、实施细则、监督与评价反馈制度等基本制度是根本制度的具体化，能够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具体工作进行量化，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二是要着眼制度结构要素的合理布局和系统衔接。成熟的制度结构是一个包含“规则、对象、理念、载体”[5]等要素的合力系统。在制度规则层面，深刻理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推动以往较为成熟的做法和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安排，使其科学有效；加快顶层设计立法，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相关的政策、法律等强制性、权威性的“硬约束”，推动正式制度“法治力”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力”的合理衔接。在制度对象层面，合理延伸制度的指向和范围。马克思曾将政治制度视作“具有管辖和规定一切特殊东西的普遍东西的意义。”[6]强调了制度的普遍规范性特征。不仅是高校师生，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主客体和结构关系都应协同发力，共同发挥作用。在制度的理念层面，着眼高校各项工作的良性发展和师生的全面发展。营造文化氛围，以日常的行为规范引导、认知习惯培养、价值信念引领等方式，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凝聚非正式约束的价值共识。在制度的载体层面，完善制度的表现形态，形成制度、政策、法律相互配合的管理机制，推进制度化的合法性及法治化进程。

（三）规范制度运行，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实施过程的协同高效

实施过程是制度化系统的当然构成，对于补强或削弱制度安排也有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度执行的重要性，“好的法规制度如果不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编在手册里，就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不仅不能产生应有作用，反而会损害法规制度的公信力”[7]。一是要加强队伍建设，实现各级组织的向心统一。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理论水平过硬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构建脉络清晰、逐级落实的队伍管理机制，增强制度执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是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最大效能的关键。具体而言，就是要利用好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厘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和现实问题的重点和权责。领导队伍做好科学规划、统筹协调、管理服务；教师队伍有针对性地开设专门课程，将道德法律素养纳入通识教育体系；科研队伍积极开展文化安全前沿问题研究，提出有效对策；网络管理队伍做好网络信息的筛查与识别，构建坚实的网络文化安全防线。二是要优化实施程序，实现运行结构的有序联动。一方面，要强化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威引导与组织动员，使得高校各级党组织牢固树立责任主体意识，依据程序规范将上级部署压实。加之清晰的预防和应对机制、约束激励机制、反馈调节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分解主体责任，保障制度运行的条件资源，使得制度的组织实施流程形成有序联动。另一方面，要坚守课堂、讲坛、论坛等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引领作用，赋能家庭、社区、社会等主体在教育过程中的实质参与，促进不同教育主体之间更多地互动衔接，在配合行动中消解结构张力，形成整体合力。

（四）提升动力保障，促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的内化认同

根据系统的开放性，系统与环境因素相互交织、相互驱动，制度化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将建章立制和守正创新结合起来，着力补强制度化进程中的弱项和短板，在实践中通过制度化系统自身的反馈调节去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对其现实内容、实践场域、作用机制、保障动力等具体环节适时调整，促进个体实现从制度“他律”到“自律”的转化。一是要增强主动精神，提升制度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8]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的与时俱进，应与高校的深化发展同步伐，与青年学生的需求相呼应。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建设、融媒体宣传、实践活动和法治建设等，提升青年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制度意识，培育理性娱乐精神，实现制度由外在的规定性向内在的自觉性转变，使得青年学生基于对制度的肯定而产生情感上的理性认同，最终内化为价值标准和行为习惯。二是要健全舆论环境，营造规范有序的治理生态。一方面，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阐释和解读，归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和形塑作用，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实施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传播制度，把制度安全教育落实到青年学生的精神塑造中，用制度建设打击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渗透，消除数据壁垒带来的不利影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实践教育青年、赢得青年。

参考文献:

[1]廖小明.制度哲学视阈下把握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根本制度的思维向度[J].世界哲学,2020(6):96-107.

[2]贺培育.制度学:走向理性与文明的必然审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228.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4]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辛鸣.制度论: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人民出版社.2005:8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2.

[7]中共中央视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44.

[8]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基金资助: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基于系统观念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制度化研究”(SKL-2023-68);

文章来源:张媛.系统论视域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1(08):8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