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是古代传递公文信使中途休息、补充给养和换马的地方，作为古代交通传输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古代王朝维持其政治、军事统治的重要手段。黑龙江地区驿站的设立始于金代，《金史·太宗纪》载：“天会二年（1124）春正月丁丑，始自京师至南京五十里置驿……闰三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这里的“上京”就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清代黑龙江地区驿站设置主要是站和台两种形式，站和台的功能基本相同，主要承担传递军情谕令、转输武器装备、粮秣贡品及迎送官员等差务。驿站作为中国最早的邮递系统，由于时代发展逐渐衰落乃至消亡，成为不可避免的遗憾，但其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信息。

黑龙江地区驿站体育文化兼收并蓄各民族体育之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文化性等特征，充分体现了体育文化的延续、融合、发展的轨迹，是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宝贵财富。全面考察和深入挖掘清代黑龙江驿站体育文化的闪光点，保护与传承黑龙江境内遗存的站人文化，突出历史文化旅游宣传的教育功能和文化旅游多元业态融合，在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对于真实记录黑龙江流域发展的沧桑巨变、开发黑龙江旅游文化资源、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具有突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黑龙江驿站及历史文化价值

（一）黑龙江驿站

顺治年间，俄国开始逐步向东蚕食我国的黑龙江流域。康熙初年，俄军已侵占至雅克萨一带，清廷为防御沙俄侵略东北，加强北京与黑龙江将军和边境的联系，在黑龙江地区相继修建了黑龙江城至吉林伯都讷、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乌兰诺尔至巴彦苏苏“四路驿站”交通枢纽。“四路驿站”贯穿黑龙江省境内逾千公里，是黑龙江各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的成果。蒙古、鄂温克、鄂伦春、满族以及汉族人民在高寒禁区和深山密林中修筑驿路披荆斩棘、不畏艰险、战天斗地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发扬光大。

1. 北路驿站、南路驿站

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起，清廷就开始修建黑龙江流域驿站。康熙三十八年（1699），黑龙江将军由墨尔根城移驻齐齐哈尔城后，以齐齐哈尔城的卜奎站为坐标形成了南北两部分。卜奎站以北的驿站，即卜奎—瑷珲城段为北路驿站。由南向北依次为塔哈尔站（今富裕县塔哈乡）、宁年站（今富裕县友谊乡富宁村）、拉哈站（今讷河市拉哈镇）、博尔多站（今讷河市长青村）、喀木尼喀站（今讷河市老莱镇）、墨尔根站（今嫩江县），终点为瑷珲城（今黑河市）等12站，此线驿路全程805里。

卜奎站以南的驿站，即卜奎—伯都讷段为南路驿站。南路驿站自齐齐哈尔城卜奎站起，自北向南依次为特木得黑站（今昂昂溪区昂昂溪乡头站村）、温托河站（今泰来县大兴乡时雨村）、多耐站（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西南巴彦查干乡太和村）、乌兰诺尔站（今肇源县西北新站镇），终点为吉林省吉林市伯都讷等7站，此线驿路全程527里。

2. 西北路驿站

为了保证黑龙江将军衙门与呼伦贝尔总管衙门的军书文报联系，雍正十年（1732），清廷从布特哈地区的达呼尔、鄂伦春等部族中抽选男丁修站、台驻防，承担驿务。齐齐哈尔城卜奎站向西北依次为七家站（今梅里斯区瑞廷乡齐店村）、甘井子站（今甘南县长山乡永青村）、那奇希站（今甘南县甘南镇）等10站（光绪时增至17站），终点为呼伦贝尔城，即西北路驿站，此线驿路全程866里。

3. 东南路驿站

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在呼兰正式设立驻防。雍正十三年（1735）修建了从南向东依次为博尔吉哈台（今大庆市肇源县头台镇头台屯。博尔济哈，蒙古语，意为“紫色的地方”）、察普起尔台（今大庆市肇源县二站镇二站村）、鄂尔多图台（今大庆市肇源县三站镇。“鄂多尔图”，蒙古语，意为“有宝的地方”）、布拉克台(今肇东市四站镇四站村)、扎喀和硕台（今肇东市五站镇五站村）、呼兰台（今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镇）、新安台（今哈尔滨市呼兰区二八镇头屯村），终点为巴彦苏苏等7台，即东南路驿站。东南路驿站起点为南路驿站之乌兰诺尔站（今大庆市肇源县新站镇新站村），终点为巴彦苏苏（今哈尔滨市巴彦县老城），此线驿路全程560里。

至雍正十三年（1735），黑龙江四路驿站的格局已基本成型。同治四年（1865）东南路驿站增设新安台后，驿站总数量增至44个。此后，黑龙江四路驿站的数量不再增加。随着四路驿站的先后建立，每站都设有站官、站丁和领催等人员，站丁皆编入军籍。站丁不断补充，许多驿站随之不断扩大，有的成为村屯，个别甚至发展成县城，形成了以“边外七镇”为中心的商业网络。

进入20世纪初，随着电报、电话、火车、汽车的引进，驿站受到铁路、公路和航运等新式交通的冲击，旧式的公文传递方式满足不了官方和民间的需求，加上内部贪腐营私严重，已日渐式微。自宣统元年（1909）起黑龙江的驿站逐步被裁撤改为邮政，原各站站丁统行拨入民籍，结束了跑马传信的历史，站人这个称谓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站人迅速融入社会，成为民人。许多站人后裔冲破束缚，走向外面世界。

（二）历史文化价值

1. 驿站见证清以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及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

黑龙江地区驿站成为清代东北驿站庞大完整严密的交通网络枢纽，构成了一条重要的黑、吉、盛京直达北京的交通网络运输线，承担着谕令、文书、奏报传递、迎送官员以及官物运输等职责。驿站作为国家机构，保证了国家讯息的畅通，见证了清王朝抗击沙俄入侵场景、东北抗联在古驿站地域开展抗日斗争的场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古驿站地域开展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斗争场景、新中国成立起至今的国防建设场景。驿站在保护祖国领土完整、保护祖国边疆和政治统治、经济开发、交通建设以及中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驿站保留了传统民俗生活所产生的独特文化习俗，对区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驿站、驿路是民族迁徙的走廊，是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的地区，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传播发展之路。驿站、驿路的开通及站丁的出现，促进了沿线经济的繁荣及黑龙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也极大地促进了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对聚居在当地的满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作出了卓越贡献。随着驿站的普遍建立、民间道路和边防道路的开通，康熙三十四年（1695）在墨尔根设立了官学，选锡伯、达斡尔、鄂温克等幼童，教习满文。嘉庆元年（1796）黑龙江将军爱新觉罗·永琨在齐齐哈尔设立了义学，聘请流人龚先瓒教授八旗子弟学习汉书，中原先进文化开始在黑龙江开枝散叶。站人聚族而居，勤俭持家，重视祖先祭祀，严格区分长幼尊卑；小叶草苫房、起脊的民居有通气口；爱吃野菜“饭包”，饮食以豆饭为主，来客人吃饭有四碟（重要客人八碟）压桌等；“站话”呈现南腔北调的多样性：上街（音gai）、膊了盖儿（膝盖）、欠儿登（凑热闹管闲事）等独特的民俗文化至今仍影响东北的生活习俗。2007年“古驿道站丁习俗”已被列入黑龙江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站人

站人也称站丁，是东北地区对清代设置在驿站从事传递和杂役的夫役及其后代的一种称呼。站人是一支以汉族为主体同时融合有几种少数民族成分的一种具有特殊属性的群体。站人主要来源于“三藩之乱”的降兵降将及其缘坐家属，“系逆藩吴三桂属下免死发遣”到盛京台、站当差（而非为奴）。民国《奉天通志》载：“台丁、站人，云南人，系康熙年间平定叛藩吴三桂之俘虏编管盛京兵部，发往边台、驿站充当苦差。”

站人传递军事文书，运送粮食，护送官员，接送兵丁，保卫与开发边疆，三百多年亦农亦军的生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自云贵高原的汉族、白族、苗、黎等站丁始终与当地的达斡尔、蒙古、锡伯等少数民族人保持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当地族人也融入其中从事垦荒耕地的生活。站人对于黑龙江流域的早期开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带来了南方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用具，驿站附近荒地得到大量开垦；从事农耕的当地土著民族也从站人那里学习到了先进的农耕技术，生产工具快速发展，农作物品种增加，畜牧业也得到开发，改变了原始的“岁易其地，待雨而拨”粗放农业模式，黑龙江流域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

在驿站兴建之初，由于站丁数量少而驿传任务重，没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康熙二十五年（1687）驿站全部开通后,清政府决定先从蒙古、锡伯、达斡尔族购买粮草,并征调蒙古、锡伯、达斡尔族人携眷移驻，开始大规模协耕站丁地以及旗地。康熙三十年（1692）,随着驿站扩建，驿路不断延伸，更多站丁和家属相继迁入，站丁户数明显增长，社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遂改变由当地少数民族协耕的做法,站丁地全部改由站人自耕自种。清代中期以后，关内农民纷纷冲破封禁，通过驿路进入黑龙江流域，以驿路为中轴线，以驿站所在地为中心的沿线逐渐聚集了一些商业中心或边疆城镇，一些手工业作坊、粮栈及各种杂货店等也应运而生，促进了商品流通。齐齐哈尔城北每年春天举办“楚勒罕”交易活动。

三、站人体育文化

站人体育文化是伴随着站人生产与生活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历史条件、文化水平以及宗教、民俗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由于站人是以汉族为主体并融合有某些少数民族人士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在漫长的狩猎、游牧、耕作、传递以及为庆祝收获、祈祷祭祀等生产生活中,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相融合，吸纳了许多民族的优秀品质，从而呈现出继承与发展并存的一种特殊文化，这种特殊的站人文化既有中原习俗，也有苗岭风情，还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习尚。因此，站人体育文化独具地域特征的文化景象，兼具民族体育与传统体育之美，既有体育共有属性，亦有体育特有属性，形成美美与共之势。

（一）站人体育文化共有属性

清代黑龙江驿站各台站都由笔帖式、领催、差丁、兵丁等人员组成。为了使驿站能够顺利完成所承担的差务，除了为驿站设有办公场所“站房”以外，还为各个驿站配置了数量不等的驿马、驿牛、驿车、驿船等驿递工具。马匹是驿路上运送粮食、火药弹炮及各种军需等必备交通工具，由于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对罗刹（沙俄）的战事，不断下达谕令和了解战争的进展情况，大量的军事文书也由此驿路日夜传递于前线与京师之间，一些重要官员亦频繁来往于京师与雅克萨前线。驿站发递文件，有缓急件之分，奏折、文书、军报的驿递均有规定。紧急文书，在文书袋上注明“马上飞递”字样，站人快马加鞭送到下一站，俗称“骑马跑文书”，逢站换马不换人，每天急驰300里。遇到紧急情况则“六百里加急”，甚至“八百里加急”，快马时速高达40公里。有时马匹疾驰几站再换，到达目的地时往往驿马即倒毙，人也昏倒。因此，马匹在戍边和递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马是站人交往、生产、战争中的重要工具，站人必须精于骑术。

黑龙江驿站的马匹按照驿站差务的繁简程度配置。墨尔根城所属10站各置马20匹。在齐齐哈尔城所属10站中，塔哈尔站、宁年站各置马20匹，卜奎站置马40匹，其余7站各置马26匹。呼伦贝尔所属17台，除了七家台、哈克卧漠台每台置马10匹外，其余15台各置马12匹。马是深受站人青睐的伙伴，站人与马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一种无法割舍的深厚情感。马匹除了承担交通工具以外，当外敌入侵时，与站人同仇敌忾，冲锋陷阵。当年驿道上马蹄声声，车马隆隆，大军奔赴抗俄前线的情形，至今还在沿途流传。所以，随着驿务和生产生活的发展，便衍生出马上运动。每当春节和传统民俗节庆活动等大型场合，站人与当地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一起举行赛马、挥套马杆、抢枢和赛“米日干车”等竞赛表演。围绕马匹组织的游戏是一系列有趣快乐的活动，比赛时分赛马、马上射箭、马上角力等多种马术表演形式。赛马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娱他性和自娱性。

站人勤劳、勇敢、智慧，他们除了赛马活动，还进行射箭、射弩、摔跤、拨棍、踢毽子、滚铁环、打木嘎、赛跑、打牛毛球、跳绳、跳格、抓嘎拉哈、翻绳、盘手球、放风筝、“斗鸡”、骑马打仗、打花棍、跳远、习武等活动。骑马挎弩、弯弓射雕既是站人狩猎生存的技能，又是抵御外敌的战斗本领。赛马、射箭、赛跑等项目的竞争性、审美性、谋略性和机遇性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和魅力,骑射弓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核心,成为站人体育文化的主体。

（二）站人体育文化特有属性

站人体育活动内容大多数都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站人与本地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开展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性体育活动。如达斡尔族的“波依阔”文化(传统曲棍球竞技)，夜间往返穿梭和滚动中的火球，给站人带来欢乐，容易解除一天差务带来的疲劳，现今的曲棍球已然成为达斡尔族的标志。

登山、扳棍、颈力等比赛运动也是站人比较普遍流行项目。站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兄弟不拘场合，经常在田间地头，劳动间隙、农闲季节或民族祭祀活动进行个人或集体摔跤、角力、扳杆子、抢枢（“枢”即木轮车轱辘的销子）等民间群众性的娱乐活动，观看并参与具有浓厚民族生活气息少数民族舞蹈，如“路日给勒”，也称“鲁日该勒”。以此来增加民族间团结和身体素质。凡有类似体育活动常常会迅速招致附近站人群众纷纷前来观赏。

站人在驿务传递中不仅经历牧、农、林地形和经济区等艰苦特殊的地域影响和考验，而且要经受恶劣气候条件的挑战，特别是在漫长寒冷的冬季，江川湖面结冰，山路积雪，人马难行，为了保证货物的到达而采用马爬犁和滑雪板作为交通工具，每天日行300里，极大地解决了递务工作和冬季狩猎难题。因此，滑雪便成为站人的一项体育技能。

四、站人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受地域生态环境制约，对站人体育文化理解不够

优秀的体育文化是以区域的政治稳定、良好的经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为基本保障。由于黑龙江驿站和驿路地处偏远区域村落，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多元文化混杂，聚居民族众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沿线民众的小农意识、宗教意识、小富即安的思想观念依旧存在，加之旧势力、旧习俗从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及道德观念。虽然居于驿站旁，但现代民众对驿站文化接触的人群不多，对站人体育文化甚至鲜少有人知道。对站人体育文化保护理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缺乏对其重要性、可行性和参与性的认识，更谈不上宣传和保护。缺乏有效地挖掘和整理，阻碍了站人体育文化保护构建的实施。

（二）深受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缺乏宏观视野下站人体育文化发展整体规划

就现代文明尤其是西方后现代文明而言，区别于传统体育文化的新式的娱乐休闲体育文化，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和努力，促使传统体育文化从文化环境、生存土壤到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断裂，造成原有的传承动力缺失，文化认同淡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便走进了“以西化中”“以奥化中”的“西化”之路。“西化”的体育生活方式在不知不觉中登上了现代体育历史舞台，成为新时代体育文化发展的主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反而相对不够自信，逐渐走向了“竞技化”“专业化”，萎缩成为少数“体育精英”的舞台，与原生态群众文化渐行渐远，走入了脱离文化生态圈的不归之路。

实际上站人不属于具体哪个民族，站人体育文化是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历史文化产物，是多种文化继承与流变而形成的繁杂文化复合体，是各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具体反映。研究驿站及站人体育文化继承和发展，还需构建宏观视野下站人体育文化发展整体规划体系。

（三）教育传承和保护的弱化，创新驱动不足导致活态保护机制缺乏

体育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参与人数太少和创意性开发不足，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的推进和有效实施。自废除驿站至今已过百年，驿站的体育文化的传承难以避免有所弱化，站人家庭结构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已经逐渐分解，特别是近40年来，秉承站人文化的老一辈人大部分已老龄化或过世，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及信息技术的冲击，已使站人的家庭教育、文化熏陶、技艺传承方式和传承环境瓦解，传统体育文化几乎无可寻迹。形势要求必须创意开发站人体育文化元素与驿道民族乡村之间地方生态文化资源相互融合的良性产业链条和新的文化业态，推动站人体育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有机融合，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市场优势，实现文化资源的创新和增值成为新时代站人体育文化发展趋势。

五、开发、利用站人体育文化资源的相应措施

（一）找准文化定位，深挖历史文化内涵，打响“驿站文化”品牌

站人体育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下生成，它的功能和价值并不一定完全适合新时代场域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站人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在区域政府的顶层设计主导下，联合相关主管部门、体育部门、社科院、地方志与民间文化研究者、站人后裔及当地沿线的乡镇负责人等携起手来，形成合力深入推进驿站沿线的体育文化资源研究。组织人员查阅历史资料、驿站文化档案，寻访驿站后人活动，调查站人家谱，收集整理相关站人习俗史料及相关传说、故事，查证驿路站人体育活动，分析驿站体育文化内涵，注入更多文化元素，编撰驿站体育文化口述史和资料集，建立专项站人体育文化资料档案。同时，通过与大中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引进外部智力资源，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式，从民族、宗教、历史等多角度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加强交流和合作，积极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A级景区，使这项珍贵的文化遗存得以保护和传承。

对搜集民间口述史料、站人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借用现代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技术，拍摄、录制形成音像资料、纪录片或3D网络游戏；出版有关站人文化的普及性通俗读物、文学、电视、电影、戏剧、动画等相关作品。如李景华主编《驿站史话》、张守生《齐齐哈尔古驿站及站人文化》、杨柏森《茂兴有一支“杨家将”后裔》和张庆山《神驰嫩江驿站》等，这些史料性强的专著必将为驿站文化深入研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电视台、报纸、互联网(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等媒体和在今后的当地街、路命名中，采用古驿站名称，向广大群众宣传、展示与推广站人文化，提高民众的认知度，扩大站人文化在全省、全国的影响。

（二）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串联，加大驿站体育文化宣传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驿站体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需要驿站文化、民族文化、自然文化等三者融合发展获得自身创新的空间。由于大众现在对站人体育文化知之甚少，加之，绝大多数古驿站目前没有地面遗迹可寻，这种情况不利于驿站和站人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可以考虑在古驿站所在地重建驿站遗址。突破同质化思维，依据各地地域元素、民俗风情、文化传承在驿站沿线各地区设立以古驿道驿站为题材的相应雕塑、景观石、纪念性站人运动标识logo和建立邮驿博物馆，打造驿站人文旅游景点。如嫩江县南出城口的“古驿雄风”雕塑、西岗子镇坤站村的“飞马驿递”雕塑、嫩江县墨尔根古驿道驿站博物馆、科洛镇石头沟村史博物馆等均是效果较为可观的探索。

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串联，以节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契机,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娱乐性、参与性、趣味性、健身性、竞技性等价值功能，将骑马、射箭、赛跑等站人体育文化元素嵌入到古驿站、驿路之中，打造一个“站”文化特色体验地和“站人”文化地标和体验风情园。通过习俗的力量，宣传并感染传统文化的价值，加深公众对驿站、站人文化认知、自信和认同。如在“站人节”（每年的6月11日）举办“古驿站马拉松”“站人赛马会”等赛事活动，均是富有宣传性与参与度的活动。

（三）重建古驿站、驿路文化体系，加强区域合作，打造特色产业

顺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传统体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关键。在新的历史时期，仅仅单纯强调保护在农业时代形成的站人文化是不够的，要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整体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制定站人体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规划。以驿站优势资源为基础，以驿站村寨为载体，以驿道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站人体育为特色，以康体健身、娱乐性等活动和项目为支撑。注重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进行跨界合作，采取联合、联动方式，建设驿站文化点，开发驿路体验线，让站人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与旅游和民族民俗节庆相融合，通过跨界跨项融合，打造一个多种文化生态、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全域特色站人旅游品牌文化传播之路。如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富裕县“宁年驿站度假村”和漠河、塔河、嫩江风情村寨或驿站风情小镇将冰雪文化、民族风情、乡土人情等元素融入传统村落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中。通过开发驿站古道旅游线路、旅游产品，形成区域驿站旅游文化链，将自然资源与体育旅游资源相结合，研发体验型的旅游模式，传递站人文化信息，宣传并感染站人文化的价值，增加驿站的独特性和真实感，力求最大公约数，形成最大影响力，产生最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

六、结语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站人文化因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处于濒危状态，人们对古道驿站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时代功能等价值缺乏应有认识。抢救、保护和寻找站人体育文化新路径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古驿站沿线城镇在海内外的知名度，打造这些城镇历史文化名城，开发这些地区的旅游资源与招商引资新途径，给予旅游业发展以文化支撑，助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总结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用改革创新的思维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站人体育文化发展的道路，是当代体育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信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上清代黑龙江驿站及站人文化会有升华和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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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修月,张良祥,朱顺,张兰华.清代黑龙江驿站及站人体育文化[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2,(02):8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