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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阈下国术家群体对当代武术发展的启示

  2022-01-17    19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国术作为本土体育中较为典型的中国传统身体文化代表,伴随国术家群体的出现而逐步发展。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对国术家群体在近代武术体育化进程中的四个阶段进行梳理并对其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术家群体中出现了一批具备综合素质的国术人才并建立相应的国术馆组织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国术家群体建立了以"试"为核心的具有民族体育特色的竞技对抗的国术体系。在文化自信背景下国术在当代的发展应该具备时代性、创新性、世界性的特点的同时也需要培养学术并重的国术人才以推动国术长远发展。

  • 关键词:
  • 传统文化
  • 国术体系
  • 国术家群体
  • 文化自信
  • 武术体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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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潮影响下,国术家群体逐步探索出适合近代武术发展的体育化之路。马良将传统武术与西方体操结合,创编了“新武术”;张之江创办中央国术馆,把武术提高到“国术”的高度。[1]马良的“中华新武术”以及张之江所倡导的国术体系为武术体育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张之江创立的中央国术馆后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以对抗为主体的国术体系。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培养的师生发挥着巨大作用,它培养出一大批新兴的学术兼优的国术人才。解放后,他们仍然是新中国武术界最重要的群体,如王子平、佟忠义、唐豪、张文广、温敬铭、康绍远、蒋浩泉等,他们都为新中国的武术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技术、训练、竞赛体系。国术家群体建立起的这一体系不仅推动了近代武术的体育化进程,同时对当代文化自信背景下的武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这值得关注和反思。


1、国术家群体在近代武术体育化进程中形成与发展研究


1.1 萌芽时期(1840-1912年):西方体育思潮的传入

不同群体从各种角度思考救国的途径,喊出了众多的救国口号,如“读书救国”“国术救国”“体育救国”等。当时的“体育救国”对武术体育化的影响比较大的,这使得一批有识之士为寻求体育之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另外,从1843年到1910年期间,在上海外侨已达13000多人,其中包括英、美、德、日、俄等30多个国家,[2]这些为洋务派冯桂芬、张之洞,维新派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和革命派蔡元培等人吸收和学习西方体育文明创造了条件,这批人的体育思想对后来国术家群体的思想和形成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1980年,在主持两湖书院时,他增设了体操和格致等新科目;随后,他又聘请了90余名德、日、英、俄、美等国师资进行教授。他强调军国民主义,并通过兵式体操来达到强化纪律的目的。[3]在洋务运动中还注重向外国学习,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先后派12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这为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维新变法中的体育思想对国术家群体的出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康有为先生曾强调“欲强国必须强民,欲强民必须强体”。[4]这就看出他对体育在个人和国家层面上的深刻认知。严复提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思想,有利于启发国术家群体对体育化中竞技性的探求。蔡元培先生在1912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其中谈到身心与健康的关系,重点提到体育的健身价值和防卫价值,这也对后来国术家群体体育化道路的探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看出,这些先进人士受到民族主义、军国民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他们从不同层面来阐释自身对体育的理解,为后来马良新武术的出现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2 初步形成时期(1912-1927年):现代化转型下的“新武术”

1912年到1927年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团体、体系和人物,其中就包括济南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徐禹生的北京体育研究社;李瑞东、马凤图的天津的中华武士会等。[5]其中马良的“中华新武术”是以民族本土体育为基础同时参考德式兵操等西方体育元素发展起来的武术形式,马良是第一个以行政手段来推动传统武术转型与发展的人,他的“中华新武术”是近代第一次将现代体育的思维与组织形式与传统身体练习方式相结合的现代化改良。

1911年,马良制定的教材分为4科,其中包括《拳脚科》《率角科》《剑术科》《棍术科》四种。马良在发展“中华新武术”中比较看重摔跤,一是由于自身喜欢摔跤,二是由于摔跤是一种具有客观、公正的评判特征的竞技对抗项目。马良的“技术队”包括王子平、马蔚然、平敬一等国术家。1913年,马良派尹占魁、于振声在江苏体育传习所传授中华新武术。[6]1923年在上海发起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这次大会人员多达5000人以上,其中马良但任会长,唐豪担任编配主任,大会还特设了武术名家表演,参与者包括徐禹生、吴鉴泉、王子平、高振东、马德英等上百人。[7]当时有许多擅长摔跤的国术家群体也参与其中,其中包括张凤岩、马蔚然、王子平等人,他们精通武术套路和摔跤对抗,这些以摔跤为主的国术家群体的介入,为后来张之江建立以对抗为主体的国术体系奠定了基础。新武术是以摔跤为主体的国术家群体进行的具有传统武术向现代转型的试验,他们通过寻求以客观、公正的评判方式进行武术体育化的试验,使武术体育化得到了初步发展。

1.3 快速发展时期(1927-1937):黄金时代的国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十年是国术家群体黄金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各种思潮相继涌现,为国术家群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27年,张之江向中央申请把“武术”改为“国术”,当时获得了中央的批准,从此“武术”改为“国术”。[8]1928年,以张之江为主要代表成立了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对武术进行了不同的竞技化尝试,并在土洋体育之争中提出了武术科学化,后来在国术统一运动中确定了武术的体育化发展方向。[9]中央国术馆主办的体育专科学校后来改为中央国体专校,吸引和培养了众多国术人才。中央国体专校的师资往往是一专多能或多专多能的体育家群体,其中包括国术部的李元智、讲师张文广、何福生、温敬铭、张登魁、胡云华(女)、付淑云(女)等。解放后,他们仍是新中国武术界最重要的群体,他们成为建国后八大体育学院武术系重要创办人,如北京体育大学的张文广;上海体育学院的吴玉昆;武汉体育学院李浩、刘玉华;天津体育学院的马瑜、陈家琦、王建奇;成都体育学院的田开凡、陈家齐;南京体育学院的储雄堡、吴菊心(女);西安体育学院的窦自治;沈阳体院的郭效芬等人。[10]这些国术家群体对现代国术的传播和发展起到很好的榜样和引领作用,这需要在国术发展中去深入思考。

1.4 衰落阶段(1937-1949年):逆境中的国术

1937年到1949年期间由于日本侵华和国内战争使得国术处于困难发展阶段。1937年,庞玉森和肖忠国将馆校迁往长沙以求生存,然而由于战争和经费紧张等因素,使得馆校师生相继离开国体专校。在经济极其恶劣的状况下,随后迁到昆明以求发展,在此期间通过在华侨马戏团演出以维系国术馆生存。日本投降后,中央国术馆随国体迁到天津复员。张之江等国术家群体正准备筹资发展国术时,由于历史原因使得中央国术馆和国体专校的发展戛然而止。

尽管国术在发展中处于极端恶劣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但这些国术家依然能坚守在发展国术的大道上,这体现了国术家群体十分宝贵的精神品质。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培养的学生后来成为建国后八大体育学院武术系重要创办人。他们在国术一度低迷的状态下仍然进行着对短兵的复兴和发展,文革后北京体院、武汉体院等学校进行短兵、长兵的训练和内部比赛,在逆境中仍然能为国术的发展奉献力量,这体现了国术家群体对于国术发展的坚定信念和理想。


2、国术家群体在近代武术体育化中的作用


2.1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术组织体系

1928年,成立了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在几年之内就将国术推向全国各省、市、县,这使得国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极大地传播。到1933年底,在全国25个省市建有国术馆,县级达300余处。在发展国术的过程中,中央国术馆创始人包括张之江、王子平、庞玉森、马英图等7位国术家群体在竞赛、制度、规则、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科学化的探索,他们为国术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从而推动国术有序的发展。他们建立起来的行政组织架构对于当代武术在进行系统构建组织系统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2.2 培养了一大批综合性的国术人才

国术家群体大多是具备一专多能甚至多专多能的人才,他们在掌握了一定的武术套路基础上,兼顾摔跤、射箭、散手、短兵、长兵等对抗性项目。

在培养国术人才的过程中,体育专科学校发挥重要作用。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的内容设置都体现出国术需要综合素养人才的迫切要求。中央国术馆培养出来的国术家包括佟忠义、王子平、姜容樵、吴俊山等人,他们大多数是拳械与摔角兼通的。那时的国术家不是只靠套路来敷衍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武学素养,恐怕称不上“国术家”。[11]中央国术馆培养了大量的综合性人才,除上述提到的国术家们,还有张登魁、蒋浩泉、马贤达等众多的国术家们,他们成为新中国成为发挥重要作用的国术家群体,他们学术并重、体用具备,积极对武术进行体育化的改造,并在学校推广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国术在建国后的发展遭遇了极大的不幸,但仍有一批国术家群体在进行试验,“文革”结束后,以北京体院、武汉体院为主要试验基地,进行短兵等项目的训练和内部比赛,可以看出国术家群体恢复国术的决心和毅力。

2.3 建立了以对抗为主的国术竞赛体系

国术家群体初步建立了以对抗为主体的竞赛模式,其中散手、摔跤、射箭、短兵、长兵等对抗性项目是可以通过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方式来检验和证实竞赛结果的合理性和真实性。1922年,在上海举行了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这次大会的举办改变了庙会献技与擂台打擂的传统竞赛形式,[12]这促进各门派相互切磋,开创了全国武术运动会的先例。[13]1928年,以张之江为主要代表积极推行“国术国考”来推动国术竞赛的发展。“国考”正试内容包括徒手对抗和持械对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短兵、长兵、摔角、散手等项目在这一群体的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他们努力破处旧的门派、拳种和师承的门派之见并建构具有以练打结合为特色的以对抗为主体的竞赛体系。两次国考以及两次全运会对于建构国术内容体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文化自信视阈下国术家群体对当代武术发展的启示


3.1 顺应潮流,与时俱进

习近平立足中国现实,从马克思的“我们的时代”具体到中国的时代,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14]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国术在当代也有着对应的发展思路和方式。对于国术这一既传统又现代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在当代的发展应顺应时代,与时俱进。据马廉祯教授讲述:“文革期间,国术家群体一直在进行短兵等对抗性的项目试验”。改革开放后,国术中的对抗性项目逐步受到应有的重视,最先开始的是短兵。1999年,马明达教授开始恢复短兵运动,后来在马明达教授和马廉祯教授等人努力下,短兵运动逐步受到重视。马廉祯教授不断完善和发展短兵的竞赛、器材、选材等各方面事宜,如他将短兵的剑身由原来的圆柱形改良为现在仿刀剑形,这获得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喜爱和欢迎。

近年来,马廉祯教授又开始复兴和发展长兵运动,在不久的将来,长兵也应该被重视和发展,最终建立一套科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以对抗竞技为主体的武术完整体系。另外,国术人才在当代也有了新的要求,那就是需要更多的读书人。马廉祯教授认为:“我们需要读书人,让比我们更有能力、更有才华、更有实力的人去关注它,这才是当下把传统文化做大、做强的方式。”把目光投向高学历年轻人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更好理解和掌握传统武术技艺和理念。这些年轻人最终追求的不仅是“术”的传承和实践,更重要的是对“学”的思索和追求。

3.2 尊重历史,勇于创新

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国术家群体建立起来的国术体系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以适应时代所需。不同文化思想的交流为国术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这往往表现在社会群体内部所产生的思想和该文化所接纳的思想导致的文化变化。[15]国术在发展过程中在遵循国术家群体创建以竞技对抗为主体的竞赛基础上不断对其项目进行不同方式的融合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比如中国传统弓箭的少林禅弓,它是以中国传统射箭为形式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少林禅弓形成了集比赛、段位考核与培训为特点的传统射箭文化体系。[16]少林禅弓的创新正体现少林禅宗文化与中国传统射箭文化的高度融合,使其发展为适合更多人群可以参与进来的具有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项目。短兵方面,自2003年至今,在广州、甘肃、武汉、西安、上海、郑州等地皆有短兵运动的推广试验,[17]其中包括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马廉祯教授以健公书院为主要基地,在短兵赛事方面不断探索和实践,探索出来的健公国术短兵规则已成为业内普遍采纳的通用规则之一。另外,2012年至2014年在武汉体育学院举办的三届全国短兵比赛及2016年和2019年举办的全国武术短兵比赛是对短兵运动的比赛实践,对短兵运动在竞赛体制的创新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长兵项目也试图与少林文化相融合,从而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长兵体系。国术的发展需要创新,但我们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进行继承,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从而提升文化自信。

3.3 高瞻远瞩,放眼世界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因此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当今世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多种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18]国术的发展就是要借鉴、吸收不同国家的先进文明来丰富和完善国术自身的内容体系。在中国短兵上,健公书院早在2019年6月就曾派通备学子黄灵通和西风骑士团前往意大利学习欧剑,后来在交流中发现欧剑不论是套路还是实战都具有简洁、轻巧、实用的特点,这对短兵运动技术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借鉴价值。国术的发展需要用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武术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常常倡导的求同存异,国术属于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它将属于整个世界,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4、结语


在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将国术家群体建立起来的国术体系与当代武术实际需求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是值得深思的。随着国术体系中短兵、长兵、射箭等国术对抗性项目的迅速复兴和发展,这为以“试”为核心的对抗国术内容体系的到来带来无限可能。这些需要新一批国术人在符合时代要求的前提下同时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探索适应于时代发展的国术体系,国术体系不仅要扎根于以对抗为核心的具有本土体育的土壤,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建立起武术的学科体系,其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需要具备国际视野与不同的国家的武艺进行交流,这样才能推动国术在文化自信背景下更广阔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才能使国术家群体在新时代下发挥对国术建设的功能和作用;才能使国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参考文献:

[1]杨祥全.中国武术思想史[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313.

[2]谭华,刘春燕,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体育史[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195.

[3]学部奏宣誓教育宗旨折[M].1906.

[4]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5]马廉祯.武学论集[M].台北: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2018:9.

[6]马良.中华新武术发起总说棍术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7]国技学会.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开幕纪[M].北京:国技学会,1923.

[8]庞玉森,等编.中央国术馆史[M].黄山:黄山出版社,1996:34.

[9]尹洪兰,著.近代中国武术的转型研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6:42.

[10]庞玉森,等编.中央国术馆史[M].黄山:黄山出版社,1996:53.

[11]马明达.武学探真[M].台北: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2017:472.

[12]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145.

[13]钟瑞秋.武坛旧事[J].上海体育史话,1989:44.


文章来源:姜存喜,连雪琳.国术家群体在近代武术体育化中的作用研究[J].武术研究,2022,7(0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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