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使得网络作为“第四媒体”进入国家意识形态宣传领域，在拓展媒体传播形态、功能、渠道及内容的同时，也对传统媒体的传播状态和秩序构成潜在的威胁。21世纪，随着网络的兴盛，全球进入信息时代，即时便捷的信息传递改变了中国的信息传播格局，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引发社会大众的焦虑和恐慌，对社会系统的稳定性构成潜在威胁。在社会异化的今天，网络、手机移动端等新媒体的大量涌现，给传统媒体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得传统媒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迫使其不断通过各种实践探索出路。

自2008年各类社交软件和平台的兴起，到2014年国家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为传统媒体所面对的危机寻找出路，即实现媒体的融合发展。

一、危机传播概述

(一) 基本概念

在中文中，“危机”由两个字构成，一个是危险，一个是机会。从危机的定义来看，国内外学者把危机大致分为两种，即状态说和事件说。其中状态说认为，“危机是一种形势”，这种形势对于决策者的根本目标亦或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等构成威胁，并且这种形势在实践中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需要尽快对其作出反应。而在危机前后及其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内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就是危机传播[1]。

危机传播大致有三方面的特点，即危机传播是混乱符号和不确定意义的共享过程;是信息传播主体与客体非秩序化复杂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失衡的信息系统，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杂合体。从最根本上讲，危机是不可能提前做好准备的。因此，积极正视和认识危机成为避免和应对危机的重要前提。

媒体融合正是传统媒体应对新媒体的一种形势和状态，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各种不确定性，使得传统媒体如何通过融合摆脱生存危机已成为媒体、大众乃至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危机传播的特点来看，媒体融合也正是这些特点的表征。

(二) 危机传播相关理论

目前，危机传播理论的研究有多个方面，而从媒体融合这种特殊的社会危机来看，“危机传播阶段理论”(即“四阶段理论”)和“风险传播理论”等对其更具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危机传播阶段理论”是斯蒂文·芬克(StevenFink)在1986年提出的，他把危机传播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危机潜在(萌芽)期、危机爆发期、危机蔓延期、危机解决(恢复)期。该理论的优点是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循环往复的危机全过程。

“风险传播理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于1986年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提出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包括风险评估、风险预防、紧急应对和灾后重建等内容;狭义上是指危机发生前的预警阶段，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消减风险。风险传播是危机传播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两者又相互区别:危机传播是基于现实危险的传播，风险传播则是基于可能性的传播[2]。

二、媒体融合概述

“媒体融合”一词，最早由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在其著作《自由的技术》中提出，他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媒体融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不同媒介形态的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广义上则是指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结合、汇聚甚至融合，不仅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还包括媒介功能、传播手段、所有权、组织结构等要素的融合。媒体融合是信息时代背景下一种媒介发展的理念，是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有机整合[3]。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对整个传媒业构成了潜在威胁，使得国家思想宣传工作阵地得以转移。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新兴技术的开发，特别是随着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传统受众的断崖式下跌撼动着传统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逐渐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战场”，影响着媒体、大众、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成为一场现实意义上的社会危机。

媒体融合实质上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即当下正波及媒体、大众、社会和国家等多领域的一个集过程、风险于一体的危机传播，更是一场传统媒体的生存危机。

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当下，国家、传媒界、学界、技术行业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什么是媒体融合、为什么要进行媒体融合、怎么来实现媒体融合等问题。如何应对这场特殊的社会危机，就需要清晰准确地认识这一危机，积极正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才能在这场媒体和社会变革的危机中赢得主动、找准先机、获得长足的发展和稳定。

三、从危机传播看媒体融合

这场跨越20世纪和21世纪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进行融合的过程充满了危机和风险，在国家、学界和业界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应对后不断消除或缓解。按照“四阶段理论”，危机有一定的周期性，而在媒体融合不断蔓延加剧的当下，如何通过把握这种内在规律对缓解和消除危机显得至关重要。

(一) 从“四阶段理论”看媒体融合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势，在发挥自身角色和功能的同时，也逐渐融入传统媒体传播的领域中，并对传统媒体的传播状态、秩序构成潜在威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传媒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与日俱增，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外媒体集团正携带着强大的资本威逼着中国逐步开放传媒市场，以各种方式悄然进入中国，这一切都使国内传媒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要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变革与发展势在必行[4]。

1．危机的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

这段时期正是这场传统媒体应对互联网危机的萌芽期，整体表现为传统媒体上网的媒体融合初期实践和探索。

在我国，1995年1月《神州学人》首个进入互联网，成为我国第一份中文电子杂志;同年10月《中国贸易报》的正式上网，标志着中国国内第一家日报上网发行，揭开了国内媒体大批上网的序幕，成为媒体融合的雏形。1997年《人民日报》创办网络版，初步探索与新媒体的融合;1999年《广州日报》成立网络版，成为中国大陆最早通过互联网为大众提供新闻资讯的媒体之一;到1999年成为我国媒体上网的一个高潮。随后，由互联网衍生出许多传统媒介的新形势和新媒体渠道，如播客、博客、网络电视等。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人们对网络传播特点认识的不断深入，媒体上网也从Web1.0时期网络单向传播，到通过集中物力、人力和财力进行横向联合，实现信息资源的整合，再到逐渐向Web2.0时期的初级互动平台过渡，使得传统媒体切实感受到了网络传播的威力和威胁。

2．危机的爆发期(2008年至2013年)

2008年起，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不断加速传统媒体的更新换代，使得这场危机全面爆发，各大媒体积极应对和探索，主要表现有:2008年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研发使用的“全媒体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在全国范围内首创全媒体新闻中心;2009年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正式开播;2010年四大门户同时推出微博服务，成为引导舆论的新阵地;2011年浙江广电集团率先开办网络广播电视台;同年7月人民日报社“全媒体新闻资讯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行;2012年人民网上市交易;同年7月《人民日报》开通法人微博;11月，各大权威网络媒体以及门户网站纷纷推出手机新闻客户端;2013年《人民日报》宣布利用二维码、图像识别等技术，把部分稿件转化为多媒体形态进行推广和传播;同年10月，上海报业集团正是成立等。

从微博平台的亮相到后来微信、微视频、客户端、网络社群等新兴舆论渠道的不断推出和发展壮大，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急剧下滑，波及到整个媒体、大众、社会及国家的方方面面。而如何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便成了媒体和国家所要解决的题中之意。

3．危机的蔓延期(2014年至今)

从2014年开始，就媒体融合发展，国家不断出台相关讲话和政策，来指导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进一步融合发展。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拉开了从国家层面出发指导媒体深度融合的大幕，把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提上了国家日程。在随后的几年，国家不断出台关于媒体融合的政策和讲话，例如，2016年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2019年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2020年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在新形势下，国家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探索出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对此提出明确要求，通过具体部署从国家层面出发来应对和解决这场危机。在专家权威对这一系列政策进行及时地解读和分析下，准确把握媒体融合的内涵和要求。同时，业界积极响应，多措并举，“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深度融合，部分媒体在实践中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和发展。包括湖南广电的“芒果模式”、《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央视的首个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央视频”、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长兴探索”等。这一系列实践案例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媒体融合发展的大潮，把媒体融合推向了深水区，使媒体融合能够在国家的指导下向纵深处发展，促使这场危机影响的消除。

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进行融合的危机不断逼近，加剧着媒体与大众、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解构着传统媒体的主流地位，也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使媒体融合逐渐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在深刻认识到这场危机的迫切性下，国家不断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媒体融合的讲话和政策，对媒体融合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指导，来预警和消减新媒体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4．危机的恢复期(未来发展)

目前，这场危机的恢复期并未到来，从媒体融合到全媒体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按照“四阶段理论”，危机是有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都不会被跨越。

只有深刻认识这场危机，厘清危机的各个阶段，把握其生命周期和内在规律，遵循并加以利用，才能在实践中有的放矢，加速媒体融合的步伐，使媒体融合的发展符合传播规律，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全媒体发展，尽而为危机的恢复做准备。

(二) 媒体融合中的“危”与“机”

媒体融合的过程，其本身也成为应对这场危机的法则。在这场危机的萌芽期和爆发期，媒体融合只是停留在表象上，认识也并不深入，直到媒体融合的不断蔓延才加速了国家、业界、学界对这一危机的高度重视，并积极从理论、学术和实践视角出发解读和探究其深层次的内涵和症结，尽而最大程度地消除危机、化解风险。

1．媒体融合中的“危”

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当下，尽管这一危机更多的表现为传统媒体所面临的危机，但从宏观角度出发，这种“危”波及多个层面，具体表现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从国家层面出发，对内是国家舆论引导力面临的挑战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对外则是国际话语权的缺失、网络主权的挑战以及国家网络安全等。

对业界而言，传统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下滑，一方面，是由于其体制机制的制约、传统的经营方式、传统载体的失灵、传媒人才的流失及全媒体人才的缺位、权威优势内容的匮乏、受众向用户的转移等;另一方面，则是新媒体把关机制的缺失，后真相、虚假信息和谣言的大量滋生，网络亚文化及投入产出效果不显著等，其前景并不十分明朗。

2．媒体融合中的“机”

尽管媒体融合过程中危机四伏，但对国家、传媒界、大众来说也充满了机遇。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渗透到传媒业，倒逼着传媒业进行改革，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指导、业界不断的实践探索以及学术界的研究分析下，找到了这一危机的内在矛盾根源，即通过顶层设计来打破体制机制的制约，为媒体深度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

决定融媒体发展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体制机制的变革。只有真正触动深层改革，才能从人才、资金、内容生产等多个方面实现真正的联动和融合，进而达到平台层面的融合发展[5]。“媒体融合的关键还是顶层设计”，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当下，如何把握好机遇来摆脱这种危机，需要国家、传媒界和技术界等各方共同努力。

对国家而言，需集聚各方力量从国家层面出发做好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并继续加大对媒体融合的政策、资金、技术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使政策真正落实，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形成国家为中心的国内传媒中枢，重拾国家的舆论引导力和公信力;同时需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确保各国网络主权和网络安全。

对业界而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之间的关系，形成自上而下、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6]。同时，通过优化内容生产和传播流程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各级政府和媒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改革机制、创新管理，同时加大媒体融合资金投入，全面引进全媒型人才，融活内容素材释放内容产品强大生命力，使技术为融合赋能，真正建成各级新型主流媒体。

四、结语

当下媒体融合正处于危机的蔓延期，其“危”主要体现在国家舆论引导力充满变数、政府公信力的下滑、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不足;其“机”在于国家对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再配以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媒体的深度融合，实现全媒体发展。

传媒界只有及时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国家关于媒体融合的各项政策，根据自身发展实践，勇于破除旧窠臼，打破思维局限，积极拥抱新技术，使技术赋能媒体，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在未来发展中赢得主动和先机。

如何将这些“危”得以化解，将“机”得以把握，就要找准先机、把脉定向、破立并存、积极应对，才能彻底化解这场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危机。

参考文献:

[1]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6

[2]华冰.危机状态下政府与媒体协作化解之策略分析[J].视听纵横,2010(12):38-40.

[3]徐敬宏,侯彤童.从现代传媒体系到全媒体传播体系———十三五"时期的媒体深度融合之[J].编辑之友,2021(1):28-34.

[4]唐艳平.传媒融合发展的趋势[J.新闻爱好者,2010(19):15-16.

[5周逵.生态与心态:中国广电新媒体平台建设与发展之困[J].新闻记者,2017(3).43-51.

[6]胡正荣,张英培.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反思与展望[J].中国编辑,2019(6).:8-14.

文章来源：苏礼晶.危机传播视阈下媒体融合的“危”与“机”[J].今传媒,2021,29(08):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