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之于北欧、近年来在西方新闻传播实践中得以生长的建设性新闻被引介到我国之后,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在比较充分地了解了建设性新闻产生背景、核心概念、历史渊源、关键特征和全球实践等问题之后,需要深入探究和思考的是,这一西方的新闻尝试为何会一下子引起我们如此的兴趣?如果说对它的格外青睐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他山之石”推动促进我们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话,那么,它到底可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借鉴和启示?也就是说,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意义何在?必须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才能使建设性新闻的引介找到准确落点,使其在中囯有效“落地”。

我们以为,运用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和实践来审视思考我们长期坚持并将继续坚持的正面报道方针,进一步认识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并在“建设性”的核心原则之下,适应传播格局新的巨大变化,深化正面报道的理论研究,探寻正面报道的创新优化之策,并切实解决正面报道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提高正面报道的水平、提升正面报道的效果,这应该是建设性新闻之中国意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于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而言,对建设性新闻的意义价值,既不必过分看重,也不是无足轻重,应该在深入研究中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估并努力将其落到实处。

一、“建设性”是正面报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一贯的坚守

在学界试图把建设性新闻研究推向深入的过程中,有研究者提出了“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命题,即用范式理论说明一直以来建设性新闻存有“中国范式”,认为“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对“不同于西方建设性新闻的独特范式”,该研究者给出了诸多中国样本: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参与式新闻、暖新闻;同时,以《中国青年报》、凤凰网等媒体为个案,解析了建设性新闻的中国经验。1而已有的研究文献告诉我们,具有“伞式结构”特征的建设性新闻诞生于2008年,时间并不长。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它虽然是“涵盖或囊括多个要素或因素的概念”,2但具有特定的理论支持和呈现样态。据此,将我囯的一些新闻报道样态称为“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就等于说建设性新闻我们早已有之。这个观点是否牵强,似可加以商榷。

其实,在了解了建设性新闻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即它在西方历史溯源、理念演进,特别是当下的实践之后,可以深切地感到,对建设性新闻,我们之所以一点也不陌生,是因为“建设性”是我们“一贯高扬的旗帜”。3特别是我们所遵循的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其要旨就是以积极的态度,处理好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关系,以实现新闻传播的“建设性”。也就是说,正面报道中蕴含着深深的“建设性”元素。所以,中国的正面报道与诞生于西方的建设性新闻有着某种质的相同性。也正因为如此,两者之间有了相互交流会通的可能。建设性新闻对我们的研究借鉴意义,主要是在这里。

建设性新闻这一新闻样态,它是在西方新闻界鉴于民粹主义与“后真相”交织的影响,新闻业与政界、公众的关系日益紧张,逐渐意识到新闻业需要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角色进行反思和定位,如果单纯地揭露、批判与对抗,媒体将无法获得公众的认可与支持这样一种媒体和社会生态背景下形成的。它之所以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试图构建一种强调问题解决导向、凸显发展理念、弘扬正向价值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对于当前进入“后西方、后机构、后真相”时代新闻业的角色重塑和价值重构绘制路线图。4它的着力点是“推动新闻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提倡新闻从业者秉持着‘如何能够推动社会变好’而非‘为什么情况这么坏’的思路展开报道,从而将新闻业的合法性从单纯的呈现和批判现实向着推动人类进步的维度转变”。4“这种新的形式作为传统新闻标准的补充,不再只是关注问题和创伤,而是通过提供方案和决议进行鼓舞人心的报道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5这就不难看到,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点,也是最为可贵之处,就是它所内涵的“建设性”价值理念,其本意在于推动新闻业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进步,通过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冲突的化解。

而这些,恰恰是正面报道的重要内涵,也可以说是正面报道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制度设计“既不同于西方囯家的两党和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非对抗的、合作性的、建设性的。与这种非对抗性的政治格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媒体,既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更注重新闻媒体广泛凝聚共识、增进发展合力的社会建设功能,力求最大限度地促进各种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地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以正面报道为主一直是我们新闻媒体的重要报道方针”。3而所谓正面报道,就是指从积极的方面组织的、能够产生正面效果的新闻活动。它有两个方面的解释,从新闻传播的动机和内容看,传播者的行为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传播的内容必须是正面的,6“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坚持不懈地宣传生活中进步的、光明的、先进的东西,揭露和批评反动的、黑暗的、落后的、消极的东西。”7从传播效果看,传播者必须通过恰当的内容选择和有效性的传播手段实现正面说服的效果,6“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2提高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性。由此足见,我们的正面报道,其本意就是以积极的情感关怀现实、报道现实,立足于帮助人们树立信心、增进共识,用“激励感和积极感为受众赋能和提振”,2让人们增强信心,怀有希望,了解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明确解决问题的行动和方案。其精神要义就是建设性的,与建设性新闻可谓异曲同工。

众所周知,正面报道在提法上有一个演进过程。它起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正面表扬为主”的要求,后来较长时间改称为“正面报道为主”,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将其表述为“正面宣传为主”。由于“正面宣传”内涵大于“正面报道”,所以,在属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也常沿用“正面报道”的提法。两者意思大体是一样的。无论是正面表扬、正面报道,还是正面宣传,建设性是其一脉相承的“内核”。青年学者金苗认为,在正面宣传背景之下,我囯新闻界关于“建设性”的学术讨论出现过两个颇具时段特征的讨论,一是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批评与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二是新千年之初学界关于新闻价值与专业主义的建设性提法。2这个概括准确与否似可再予讨论。笔者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军事新闻岗位的亲历者、见证者,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后期兴起并延续了相当长时间、乃至至今仍不断在主流媒体出现的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分析性报道等,我们均将其纳入正面报道范畴,以建设性予以规范,要求不以单纯揭露呈现问题为目的,而要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旨归,要着眼发展、着眼未来,提出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既要有问题,也要有良策,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破解。还有上世纪90年代以降次第出现的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参与式新闻、暖新闻等,无不都以传播正能量的建设性为主要诉求。至于批评性报道与舆论监督,则更加强调坚持建设性的原则立场,要在建设性的框架内进行。

当然,我们的正面报道中所秉持的建设性与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毕竟是大有区别和差异的,并不能划等号,即哲学话语所言,二者有着深刻的“同质性差异”。我们的建设性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按照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从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功能定位、职能任务出发而确定的理念,是我们一贯的价值自觉和价值诉求,也可以视为我们党建设美好社会创造幸福生活的崇高目标在新闻事业中的反映。其中还蕴含有中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的基因。而西方建设性新闻中的建设性则出自于媒介责任理论,是对长期盛行的消极新闻传统的批判、纠偏和补充。这当然也反映了西方新闻专业理念的多样性、变革性和创新性特征,也是一种进步。“客观上在反映一种新闻思维、滿足一种新闻需求、担负一种新闻责任,主观上又在提供一种新闻方法、尝试一种新闻创造、推动一种新闻整合。”2正是西方新闻理念的这一变革和进步,为我们重新认识正面报道方针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得到了一个新的佐证。它从另一视角帮助我们确认正面报道的科学性、合理性,从而进一步理解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增进对它的认同感,端正对正面报道的态度。它告诉我们,在建设性的价值意义被全球更多媒体人所认识,并成为自觉追求时,我们对充分体现建设性的正面报道更须一以贯之地坚持,而且应该做得更好。无庸讳言,正面报道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这些并不能成为否定正面报道科学性、合理性的理由。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新闻舆论场域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给社会舆论引导乃至整个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就更需要理解“建设性”的价值,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把建设性的思想理念贯彻到网上网下的新闻传播活动之中,发挥其形成共识、凝聚人心、创造公共福祉、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向作用。远的且不去说它,就以当前这场前所少有的抗疫之战为例。正如大家所知,我们面对的是多么复杂的舆论环境,如果不是主流媒体坚持正面报道的方针,及时传达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向社会传递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和全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无限温暖,而是任由社交媒体不负责任地喧哗吵嚷,让社会充满焦虑沮丧,看不到希望,失去信心、定力和勇气。那么,这样的舆论环境对夺取抗疫之战的胜利到底是有利还是无益甚至有害?三十多年前,曾有中央领导同志说过,一般说来,新闻舆论作用发挥得比较好的时期,也正是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贯彻得比较好的时期,反之亦然。7今天这个结论仍有警策作用。

二、建设性新闻理念和实践对优化正面报道的启示

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格局的变化,深化对正面报道的理论研究,拓展正面报道的内容,创新正面报道的形式和方法,优化正面报道的实践,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效用,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业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深入理解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可以帮助进一步增强对正面报道的认同,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对我们创新优化正面报道提供借鉴和启示。这也是引介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意义所在。

许多引介文章都告诉我们,欧美建设性新闻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承继了公共责任传统之外,还得到了积极心理学的学理支持,积极心理学成为了建设性新闻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研究者们聚焦于幸福感、美德、正能量、爱与未来发展机制,从人类在个体、社会、心理和生理层面的积极体验出发,清楚地看到了,当信息带来积极的情绪并减少恐惧和愤懑等负面情绪时,它将有助于增添人的福祉。建设性新闻充分借鉴积极心理学这一结论和理念,强调新闻业一方面应当提供准确和富有吸引力的报道,另一方面则需要用希望取代愤世嫉俗,用积极的公民参与取代冷漠,用辩论取代两极分化,从而增加社会福祉。4GyIdensted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对710名网上实验参与者的阅读效价比较表明:新闻生产过于消极,会对公众产生负面情感影响,若在报道手法上依循积极心理学原则,既可有效引导公众情绪又能不失客观、公正与平衡。2正是有赖于这些跨学科研究,丰富了建设性新闻的学理性,使它虽诞生不久,却得到了比较有力的存在发展的合理性辨护——尽管对它的争议声也不少。反观我们的正面报道理论研究,尚缺乏这样的学术深度开掘,研究成果中阐释解读领导人讲话指示多,学术含量不够。很显然,认真研究建设性新闻的这些理论建设思路,会对我们有所启迪。可以以此为“他山之石”,拓开正面报道研究的路径,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跨学科、跨囯界地征用思想资源,寻求理论支持。并从我们自己的实践与他国的经验中抽象出理论观点,形成理论体系,实现政治话语学术化,增强正面报道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和指导力。

建设性新闻具有明显的实践性特征。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建设性新闻并非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为人所知,它倚借的正是线上和线下的新闻实践行动,它的思想源于实践亦付诸实践”,2所以,引介这一新闻样态,更重要的是应当致力于被业界所理解、所接纳,将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原则乃至方法技巧合理地内化于正面报道之中,使正面报道更为丰富,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发挥作用。

在对长期揭露批判报道不良效果的反思中生成的建设性新闻,研究者将其理念的核心要素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问题解决导向,即报道问题的同时要有解决的框架。二是面向未来的视野,即立足于当下的情势,既要对现在有所担当,也要对未来有所产出。三是包容与多元,吸纳更多的声音和观点以对抗传统新闻的两极化,尽量调和新闻事件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冲突。四是通过报道为民众“赋权”,通过广泛的采访充分了解民意,并通过对话与互动,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五是提供语境,即在报道冲突和争议时充分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提供充足的背景和语境,倡导舆论场的理性讨论。六是协同创新,即在与公众互动中协同创新新闻内容。8这些理念及其指导下的种种建设性新闻行动,对于我们在当下的正面报道实践中应该坚持什么、加强什么、拓宽什么、深化什么,是很有启迪的。至少下述几点值得重视。

其一,对于社会矛盾问题不能止于揭示呈现,同时应该予以客观理性的分析剖解,尽可能地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偏爱揭示真相、揭露问题和揭穿骗局,这是西方新闻记者的惯常做法,也是西方公众对新闻认知的普遍性心态。建设性新闻倡导者认识到,相比较而言,如果能在揭示矛盾的基础上,对问题作出有洞见的分析揭示,并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对策,则更能为社会公众“赋能”“提振”。正因为如此,建设性新闻力倡“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框架去报道社会问题”,9“‘解决’是建设性新闻理论的一个典型标签”。2这告诉我们,正面报道一定要在分析社会矛盾、解决问题上有所作为,要强化“解决”意识,把“解决问题”的文章做足。比单纯呈现、揭示问题和矛盾更重要的是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是为深入认识问题、正确解决问题寻找方法、思路和对策。正是在这点上,我们还有所欠缺。其实,找出不足,写出一般的问题报道,这并不难;难的是在提出了不足、介绍了问题的同时,还要用有力度有深度的思考,也就是艾丰同志早就说过的用“思考的笔”,对问题产生的背景原因、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想象和创见。这是实现正面报道“建设性”的重点所在,也是对新时代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考验。新传播格局下主流媒体新闻传播内容的创新,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努力方向,在解决问题中出思想、出智慧,让媒体当好“思想库”“智囊团”。

其二,以积极的态度和努力引领社会意见,凝聚社会共识。作为追求更好地造福公众与服务社会的新的范式和新闻改革运动,建设性新闻主张忠于新闻核心价值,一方面通过鼓舞人心的积极叙事,寻找可转化为行动的观点资源并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努力主张并践行吸纳更多的声音和观点,鼓励公众以积极健康的态度,展开对问题的讨论,在包容性和多样化的共存中实现民主协商的目的,防止情绪化的意见对抗。同时,通过提供全面的新闻背景资源,培养良性的舆论语境,帮助人们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理解公共事件,从而为引领社会意见、形成社会共识提供思想基础。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也是不言而喻的。媒体作为缔造公共性的重要介质,在凝聚公共意见、形成社会共识中的重要作用早已成为共识。然而随着私人化、小众化、分众化传播的兴起,有人却提出了“未来的技术是否会消解公共领域”的观点。对此,这里姑且不论。当下大家都能看到的现实景况是,新的传播环境下,众声喧哗,意见纷呈,社会分歧加大,特别是在突发重大公共事件袭来时,网上网下舆情会更加复杂。这次抗疫实践进一步证明了主流媒体在引领社会意见中负有多大责任。所以,主流媒体在用党的创新理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受众,统一社会认识,形成社会共识,防止社会意见分化散裂这些事关社会有效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必须有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可行的办法。

其三，致力于培养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把激励受众的成就与幸福作为重要目标，优化社会心态。研究者指出：“积极的情绪，譬如喜悦、兴趣、满足和爱等元素，能够‘扩展’（broaden）人们的正面认知和积极行为倾向。虽然这种影响并非立竿见影，但日积月累，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助于促进长期福祉和优良心理资源的‘建构’（build）。”10因此，“正面的情感安置与注入积极的情绪是改善新闻基调的重要驱动力”，10也是建设性新闻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所以，建设性新闻着力于挖掘展示社会的积极因素，以“构筑良性情绪的循环系统”。10即使是负面报道，也从中挖掘积极的元素，给人“看得见的希望”，例如“在固有的负面新闻报道中添加诸如希望、荣誉、快乐等情感；使受众体验到更多正面的情绪”。10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比起那些被负面的故事基调裹挟的消极情绪，拥有过正面情绪的人不仅能够对新闻故事本身做出更为积极的阅读反馈，还会主动地向他人释放关爱，从而促进社会问题的修复与公共价值的创造”。10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优化社会心态，建好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而搞好社会心理建设，培养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有赖于各方面的努力。实践表明，任何社会心态的形成，都有媒体这只“有形的手”在起着或有形或无形的作用。媒体的作用归根到底就表现在对人的精神影响和塑造上。所以，媒体如何实施“积极的情绪策略”，“成为社会心理治疗师”，10让受众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得到“更为积极的阅读反馈”，产生更多理性健康的、向上向善的正面情绪，看到希望，增强信心，培养良知，增进成就感和幸福感，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研究的重要问题。

其四,充分尊重公众的参与性,引导公众在建设性的框架内贡献事实,交流观点,提供方案,开掘群众智慧,搞好公共建设。建设性新闻倡导公众导向,赋权于民,在其兴起过程中“包含有一种从告知新闻向对话新闻的转向”。所以,注重构建“更具公众介入性和关联性的积极新闻报道形式”,要让“公众在新闻的阅读过程中提升对建设性项目、创新和方案的参与意识”,在广泛的协商讨论中发掘蕴藏在公众之中的智慧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推动公共建设事业的发展。2这告诉我们,要充分尊重受众参与传播、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激发受众参与传播、参与公共建设的热情。对有些重大事件重要问题,主动积极地构建平台,吸引公众关注讨论,积极建言,献计献策。要善于引导,将建设性精神贯彻到群众性的讨论之中,使讨论的过程变成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以获得最大公约数和最佳方案的过程。

三、用建议性的理念破解正面报道面临的难题

正面报道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效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尤其在新传播格局下,正面报道中的某些问题、不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被人人都是传播者的舆论环境所放大,对正面报道的正面效果产生了更大的对冲力量。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切实解决正面报道中的缺失、不足,提高正面报道水平,确保正面报道效果最优化,这是我们正在下大力解决的问题。建设性新闻的引介有助于我们对“建设性”理念理解的深化,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这些问题的表现特征及负面作用,克服曾经有过的犹豫、顾虑,形成一些新的思考、新的思路,并获得改进的动力。

一是如何在正面报道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宣传光明希望、赞颂成就经验、树立典型模范、表彰善行义举为主的同时,兼顾问题报道,适度呈现社会问题,以增强正面报道的客观性、平衡性和针对性;二是在正面报道中如何开展批评性报道,实施媒体的舆论监督,这是在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中被议论较多的两个问题,也是影响正面报道效果最大化的重要症结所在。如何认识和处理正面报道与问题报道、批评性报道的关系,也可以再用建设性的理念视角予以强调。

就以正面报道与揭示呈现问题的关系为例。如前所说,建设性是正面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西方建设性新闻理念把“建设性”表达为为社会发展“提振”“赋能”;我们则将其表达为鼓劲激励、教化引领、指导服务。虽然表述不同,但要旨都是应该以积极的态度给受众以积极向上的帮助。如果充斥于媒体的都是落后、黑暗、对抗,当然谈不上建设性。所以,我们才必须以正面报道为主。但是,建设性并不是完全地排斥对问题的呈现和揭示,甚至恰恰相反,为了实现建设性,有时必须先提出问题。不首先提出问题,如何分析解释问题,何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一直把“指导性”作为重要功能——指导学习、指导思想、指导工作、指导生活,在今天这样社会大变革、媒体大发展的形势之下,指导引领的责任更重了。而指导性是以针对性为前置条件的。“针对”什么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针对现实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有的放矢”才能实现有效指导,这个“的”,就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导性、建设性应当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为起点。这也是建设性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的含义所在。因此,不能把对现实问题的呈现揭示与建设性对立起来。有时候,建设性内在于呈现揭示问题之中。其实,我们一直讲以正面报道为主,“为主”并不是“全部”,不是百分之百。谁也没有说媒体坚持正面报道为主,就只能是全部地、一律地赞颂表扬。关键在于,在报道问题时,要站对立场,把握好度,注意方式方法。只报喜不报忧不仅有违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不能全面客观完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全貌和真相,而且很容易使受众产生“接受疲劳”,伤及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传播力。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社会越来越透明。对客观存在的问题,主流媒体只有积极面对,道明真相,正确回应,说真话,说实话,才能赢得主动,把握舆论引导的话语权。至于坚持正面报道还要不要批评报道、要不要强化舆论监督,道理无须多说。一言以蔽之,正确的、适度的批评性报道,是实现正面报道“建设性”的重要途径,对于实现建设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如果丢失了批评性报道,建设性是要大受损害、大打折扣的。

正面报道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创新中增强亲和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过正面宣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归纳,第一,报道者以自我为中心,居高临下,目中无人,板着面孔说话,照搬照抄领导讲话或政策文件,群众敬而远之;第二,存在模式化、套路化现象,语言生硬,形式刻板,缺乏亲和力和感染力;第三,满足于形式上的热闹,花拳绣腿,实效性不强。总书记的这些归纳切中肯綮,他指出的正面报道需要增强亲和力尤应引起高度重视。在传播主体多元,各类媒体都在千方百计吸睛圈粉的信息环境里,正面报道应该努力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亲切生动的面目走到受众之中。为此,也要用提升正面报道建设性的要求促进此一问题的改进。亲和力也是实现建设性的内在要求。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信息海洋里,任何正面报道必须出乎类拔其萃,通过很强的亲和力抵达受众,让受众喜闻乐见,欣然接受,其建设性方可得以实现。难以被受众“看见”,亦或不被人们“待见”的正面报道,所谓的建设性效果都是空谈。在提升亲和力的努力中,也需要遵循建设性的原则精神。一方面,要革故鼎新,适应新的传播生态,放下架子,放平身段,吸纳时代元素,创新叙事模式,更新叙事话语,坚决摒弃呆板僵化的老面孔,大力提升正面报道的“颜值”,增强“受众缘”,让受众一眼认出,一见钟情,一读难忘。同时也要注意,不能为了“亲和”“亲民”而过于娱乐化,甚至为了吸晴吸粉牺牲主流媒体正面报道应有的品位格调,走庸俗、媚俗、低俗的路子。如果这样的话,就违背对正面报道进行叙事姿态、叙事方式、叙事话语进行创新的初衷了。无原则的迎合、无条件的迁就,这些不正是建设性新闻力加修正的网络文化之弊吗?

注释：

1.漆亚林:《建设性新闻的中囯范式——基于中国媒体实践路向的考察》,《编辑之友》2020年第3期,第12､15､18页｡

2.金苗:《建设性新闻:一个“伞式”理论的建设行动､哲学和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第111页,第111页,第113页,第111页,第118页,第113页,第118页,第113页,第115页｡

3.唐绪军:《建设性新闻实践:欧美案例》,社会科学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2019年11月版｡

4.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第39页,第35页,第34页｡

6.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2月版,第101页｡

7.李瑞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人民日报》1989年12月3日｡

8.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第34页;金苗:《建设性新闻:一个“伞式”理论的建设行动､哲学和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第112页｡

9.徐敬宏等:《建设性新闻:概念界定､主要特征与价值启示》,《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第144页｡

10.陈薇:《建设性新闻的“至善”与“公共善”》,《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0期,第123页,第123页,第124页,第124页,第124页,第124页｡

蔡惠福,张小平.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意义探赜[J].传媒观察,2020(0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