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发放了第一个5G商用牌照，这标志着5G时代的到来。1G、3G和5G是具有阶段性意义的移动通信技术，都说“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这已成为我国通信业界的普遍共识，并由此带来了出版传媒业的一系列变革，例如主从逆转、虚实融合。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95后”每天使用手机8.33小时，扣除8小时睡眠时间，新生代网民在现实世界的生活时间已少于8小时。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的主从逆转，将引发互联网生活的全程化、全息化、全员化和全效化，现实世界的社会化也渗透到了网络世界，从而将虚拟和现实融合起来。进入5G时代后，视频的作用将更加重要，视频打破了年龄、地域、知识水平、收入水平等门槛，使得文本作为媒介的优势被瓦解，在5G技术大规模商用后，视频的媒介之王地位将进一步强化。不同于4G时代的实拍，5G时代的视频中会增加更多智能化和虚拟化内容，以实现更好的用户体验。再如万物互联，预测决策。5G带来了万物互联，设备到设备的通讯将成为常态，物联网更便于人们感知周围的环境态势，当我们把物联网各个终端上的数据收集起来并加以分析，便能更好地对未来作出预测和决策。

以上种种，不仅会引发出版传媒产业的深刻变革[1]，同时将对以出版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产生影响，对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出版史料的发掘与研究是回溯、总结性质的学术活动，看似与最新技术的应用分属趋新与趋旧的两端，但其实二者存在着联动关系。

一、内省：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的现状、问题

技术的更迭日新月异，为了较好地对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作出响应，有必要对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的现状、问题作简单梳理。

（一）学界：受限多种因素，并非主攻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来，宋原放、汪家熔、宋应离、吴道弘、周振鹤等老一辈学者高度重视出版史料工作，在系统整理、刊行出版史料方面成果丰硕；而近年来涌现的中青年学者如周武、吴永贵、石鸥、汪耀华、张稷等充分利用现代化方法来发掘、整理和利用史料，成效显著[2]。以上列举的两组人名的差别，一方面是年资辈分，另一方面其实也恰好是身份职业的大致划分：宋原放、汪家熔、宋应离、吴道弘诸位先生是以出版家的身份来研究出版，周振鹤先生为复旦大学教授，其较早关注到晚清书目和土山湾印书馆，并对相关资料进行编纂整理；而周武、吴永贵、石鸥皆系高校学者中的佼佼者，汪耀华、张稷虽为出版从业者，但皆为业界研究有素的学者型出版人。由此可知，出版史料的系统编纂整理，多由出版系统的老领导、老专家牵头，而对某一领域或题材进行专门的出版史料发掘、整理与利用的，则多系学界，专业学者对于系统编纂出版史料的兴趣似乎不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除周振鹤的《晚清营业书目》外，范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和吴永贵的《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民国时期出版史料续编》是其中的典范。但与专业学者研究成果相比，史料编纂整理类的成果占比较少。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出版史料特别是当代出版史料的获取不易；高校科研考核体系对文献整理类成果的评价低于著作和论文；历史学和文献学相比于新闻传播学，与编辑出版学的关系更远，等等。

（二）业界：出于宣传需要，提升空间较大

出版业界是出版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出版机构对于自已保存的出版史料重视程度普遍不足。遍观当下的中国出版界，只有历史最为悠久的商务印书馆设立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2，其他老牌出版社如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虽也有专门的人员或机构保存相关档案，但专门组织人员整理与研究出版史料的却为数不多。这些出版机构出于自身企业文化建设需要，或为配合纪念活动而出版了一批出版史料，如《商务印书馆一百年》《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三联书店简史》等，但多为了宣传，缺乏与学界的有效沟通，对学界研究成果的吸收也不充分。

除了高校科研机构主办的编辑出版类刊物外，还有行业学会和出版机构主办的刊物，如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中国出版》、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出版发行研究》等，然而这些刊物多刊发关于理论问题、热点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关出版史料整理和出版史研究的成果则较少。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华书局主办的《中国出版史研究》，该刊自创办以来，即设立“史料钩沉”栏目，专门结合史料对出版史上重要的人物、书刊、机构和活动进行研究，还专门整理刊发原始档案文献资料如“中华书局董事会档案”“舒新城日记”等，以资学界研究利用，可惜的是，类似的刊物和栏目并不多。

（三）文博单位：成果值得期待，资源有待整合

上海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是发掘、整理出版史料的又一重镇，该馆不仅出版馆刊并刊发相关史料，还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多部卓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如苏精的《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此外，还影印出版了一些出版史料专题作品，如《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孙宝林带领团队组建了中国出版博物馆筹建办公室，为解决我国出版文化资源和文物缺乏系统收集、收藏和保存条件严重不足的局面而奔走努力，如征集文物史料、举办学术研讨会，等等。可以想见，未来的中国出版博物馆会将出版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高度。3然而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自主启动的出版史料整理和出版项目，却缺乏有效的横向沟通。

目前，出版史料发掘、整理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不充分，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壁垒，学界、业界与文博单位的协作仍有待加强。这些问题，使我们更加期盼新技术的落地。

二、外拓：技术革新对出版史料外延的拓展

技术革新既如彼，出版史料工作现状又如此，如何更好地利用新技术，为出版史料工作赋予新的动能，是当下出版史料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承载介质的拓展

目前学界关于出版史料的整理成果和学术研究所使用的史料，多为纸质媒介。但是随着新技术的落地，出版史料的媒介范畴理应随之拓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书报刊等纸质媒介出版物的传播力，和网络、电视等大众主流媒体相比相差甚远，比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由于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的热播而销量激增，仅因为剧中人物高育良的随口一提。可以预见，未来出版物的媒介传播力、主流媒介对图书市场表现的影响、发掘跨媒介的图书营销手段等话题，将成为学界、业界关注的热点，而研究这些新的出版课题，必须重视影音介质的资料。

（二）记录方式的拓展

随着纸媒拓展为多媒介，史料的保存方式也相应地由文字记录拓展为拍、摄、录等多种手段。前辈出版人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榜样，笔者有幸接触到中华书局书稿档案中的一类特殊文献—电话记录。如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沈锡麟，他们都在工作期间留下了接听重要电话指示的记录。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记录仍以纸质媒介的方式呈现，但这些业界前辈重视不同媒介出版史料的精神值得提倡。当下，各种新书发布会、研讨会所在多有，其史料价值不仅在于讲话、发言之文本，出席人员、发言次序等信息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单凭文字记录无法很好地呈现，需借助其他记录手段。如会议的全程影音记录将是新形式的出版史料，而5G技术的超视频化，则使这种史料的留存方式变为现实。

（三）研究手段的拓展

以往的文献史料研究以纸质媒介为主要对象，研究手段也主要是对应纸质媒介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灿在学术期刊《文献》组织的笔谈中，介绍了新技术为文献研究带来的新方法：“学界曾识别出包括影印本、抄录本、最佳手稿本、综览本、折衷本、精校本等诸多文献整理方法，这些方法有时各有利弊，但却很难在同一部纸质书籍中方便地实现。”[3]这还仅仅是一般文献学意义上的文献史料，具体到出版史料就更为复杂了。很多出版史料除了书、报、刊等成品形式，还有大量的原稿、校样、审读意见、加工记录、校对说明、设计样稿等多种“附文本”，它们无法通过一份纸质媒介清晰地呈现，但新技术可解决这个难题。“莱顿大学的Silk教授近年开始提倡所谓‘开放语文学’（openphilology）。该项目在理念上将每一个传本都平等地视为作品的不同见证，来否定传统的文本‘优生学’。项目所开发出的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设置参数，来安排文本和异读的呈现方式和排列顺序，用户也可以选择参考编辑者所重构的文本。”[3]这为出版史料“正文本”与“附文本”的交互梳理与呈现提供了极大方便。

5G带来的极大便利，除了体现在具体的史料整理手段上，还有人工智能预测决策，以辅助研究者更快捷地掌握巨量出版史料之规律。

三、互鉴：深度融合趋势下的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

万物互联、深度融合的趋势对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带来了深刻影响。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将成为出版史料发掘与出版史研究的新常态，而国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应被国内学者重视和借鉴。

（一）学术理路的吸收融通：以文献学为例

文献学领域的青年才俊，已然有了关于不同研究理路互鉴与融合的倡议：“计算文献学是新兴的文献学研究路径……当最近的人工智能研究发现，仅仅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信息管理是难于有突破的，基于人类认识基本规则的人工智能才是重要方向。这提醒我们，传统文献研究与计算文献学将不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研究传统文献的方法和理论，应该能为计算文献学的突破提供支撑。”[4]把历史悠久的传统文献学与最前沿的计算文献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描述为“合辙同轨”，颇有见地。而这些，不仅适用于传统文献学与计算文献学，也同样适用于文献学与出版史这两个不同的学科。

在有志者关于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探讨中，笔者发现了一个频频出现的关键词—书籍史。

文献学……核心旨趣在于发现并解决书籍史（书籍本身的历史及与社会史相交通的部分）与学术史（学术源流演变的历史）中的问题。[5]

研究古代书目，不能全然将之视作某个“目录学家”的学术思想体现，更应看作通过某种具体可操作的编纂方法形成的结果，视作某个时段书籍史的一个截面。

……与书籍史的充分结合，更能激发书目研究的活力。

……中国古代书目研究并非题无剩义，重新回溯余嘉锡、王重民对书目的理解与认识，充分结合书籍史的前沿进展，其实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6]

于是佛教传播的问题就转化成了具体的某一文献群扩散的历史，由一个历史学问题转化成一个书籍史的问题。[7]

这组笔谈吹响了文献学与出版史研究融合互鉴的号角。然而受客观条件限制，目前在学界，学术活动邀请本领域的专家学者尚恐不够，更别说兼顾相邻学科了。而5G技术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将能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它将以更强大、安全、稳定的信息传输力，以超视频化实现实时的跨区域线上多边学术会议。客观条件对学科间交融互鉴的限制将随着5G技术的逐步落地而被极大程度地打破，学科间学术理路的互鉴将进一步加深。

(二)史料资源的充分共享：以现当代文学为例

从事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学者，对稀见史料获取之难或多或少有所体会：

……稀见史料毕竟有限，而且多数收藏机构和学者为了独享新史料带来的好处，往往不肯示人。不少公益性的图书馆、档案馆和专题资料馆也为稀见史料的查阅与利用设置重重障碍，要么封锁资料，要么高额收费。一些著名作家的后人将珍贵史料捐赠给公益机构后，要再次查阅这些资料也是费尽周折，常常吃闭门羹。[8]

这种局面，其实也是各学科领域史料发掘与研究工作共同的困难，新技术的落地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这一状况。当代史料数量之巨大，是文学史料与出版史料工作的共同难题，以至于有学者断言：

我们很难再编类乎30年代的新文学大系那样的大系，或者说，如果勉强编出来也难以产生那样的影响。追求“客观”、“全面”（王元化先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编纂的指示）的观念，在资讯爆炸的今天，“陷阱”的可能胜过“坦途”。[9]

而在新技术条件下，相邻学科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换言之，通过以5G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不仅限于文学与出版史料，出版与其他相邻学科之间可以实现更为便捷的史料共享，进而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融与互鉴。

（三）国外技术应用成果和范式的借鉴学习

新技术如何在出版史料的发掘研究中落地，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和既有成果可以视作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参照系。这里以英国的阅读体验数据库与著述、阅读和出版历史学会官网为例。

阅读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阅读能力和阅读行为在所有发达社会都受到高度重视。然而，阅读的实践不是统一的或不变的，它就像其他任何人类活动一样是有历史的。RED是一个开放存取数据库的集合，其目的是积累和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世界各地阅读实践的证据。该平台有大量的、形式多样的记录，目前已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和英国五个区域开设开放平台，鼓励读者上传自己的阅读记录。尽管这一平台的资料更多地侧重阅读史，对出版环节的史料不够重视，但其互动性和开放性很有借鉴意义。

SHARP网站成立于1991年，是一个关注图书贸易、图书出版、图书馆、图书审查制度、作者、编辑、读者等各种与图书史相关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的国际非营利性学术团体，其在业界享有盛誉，2001年获得了美国印刷历史协会颁发的最佳组织奖。值得称道的是，该组织积极拥抱新技术，早在互联网尚未普及之时就研发了SHARP-L交流软件，此后在Twitter、Facebook、Flickr等主流社交平台设立主页进行推广和交流，而且还在网站LibraryThing上建立了资料共享目录，汇集了近十年来获得奖励或会员推荐的图书史研究成果目录。同时，从2010年起，SHARP将年会的某些场次进行网络转播，以满足未能到场参会会员的需求。[10]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领域目前还没有出现类似的数据库和网站，出版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还任重道远。

四、结语

技术变革给出版传媒带来产业变革的同时，对出版史料发掘和出版史研究的影响亦不容忽视。通过内省，我们不难发现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相关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技术变革？技术不仅使万物互联，也使学科间、国际间的交融、互鉴更为充分、深入。技术变革撞击下产生的质变，使得出版史料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量的激增与堆积，而是观念的改变，只有以更为开放、包容、积极的心态面对，才能更好地适应。但技术始终是为人服务的工具，须保有充分的人文关怀，才能在过高的热度和过多的泡沫之外，真正思考技术如何落地为人服务。具体到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领域，“文献意识”无疑是重要的思考维度之一。

传统技术条件下，编辑的选题策划，稿件组约、审读，与作者进行意见交流与稿件修改，这一流程所产生的出版史料多以纸质媒介呈现，往返一份书面审稿意见就需经旬累月，信息交流效率低下。技术革新后，编辑与作者的联系变得更加便捷，但效率大幅跃升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大量出版史料就漫漶在电话、电邮、微信等通信工具中，若编辑缺乏文献意识，对它们的收集、整理工作就更难有效开展，遑论深入研究。技术为史料工作的问题解决、边界拓展和与相邻学科的融合、互鉴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同时也造成了史料的耗散。如何更好地保有文献意识，以谨敬之心发挥好新技术的作用，做好出版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等，还需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关注和讨论。

参考文献：

[1]付玉辉.我国5G产业发展特征及未来趋势[J].中国传媒科技,2019(2):25-29.

[2]范军.深化中国出版史研究之浅见[J].出版参考,2019(3):24-27.

[3]李灿.成为更多语种文献学的平台[J].文献,2019(3):183-185.

[4]史睿.从传统文献研究到现代文献学的转型[J].文献,2019(3):186-189.

[5]王天然.读者的观感[J].文献,2019(3):172-173.

[6]马楠.目录学再出发[J].文献,2019(3):175-176.

[7]陈志远.宗教文献研究方法谈[J].文献,2019(3):176-179.

[8]黄发有.史料多元化与当代文学研究的相互参证[J].南方文坛,2019(3):5-14.

[9]王贺.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其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J].新文学史料,2019(2):112-118.

[10]陈颖,何韵.试论著述､阅读和出版历史学会(SHARP)的发展和作用[J].图书馆论坛,2015,35(5):110-118.

张玉亮.内省､外拓与互鉴:技术变革背景下的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刍议[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37(03):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