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高峰：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栾轶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级编辑。

万安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刊记者: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出版史的研究范式走向,经历了由革命史转向社会史,又自社会史转向生活史的过程,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记者、编辑之研究,在这一范式转移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陆高峰:传播学的五大先驱之一拉斯韦尔在其《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将传播活动概括为五个要素,即“5W”。这不仅概括了传播活动的要素,也划分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板块:传播者研究、内容研究、传播渠道(媒介)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但整个传播学研究并未在这五个领域中均衡展开,而是“从一开始学者们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了效果和内容上”,有关渠道(媒介)和受众的研究也同样受到重视,唯独对传播者的研究相对较少。整个新闻传播史,包括新闻出版史的研究同样对传播媒介(报刊、图书、报刊社、出版社等)、传播的内容(文章、书稿等)、受众(读者等)和传播效果比较重视,对编辑、记者等传播主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不管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采取革命史、社会史,抑或生活史等不同范式,对编辑、记者等新闻传播主体研究的重视都是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一大进步,有利于克服新闻出版史研究只见事不见人的弊端。

在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从革命史向社会史,再向生活史转变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主体研究的重心也更多地从关注革命人物、名人大家向重视普通人物转变,从关注少数典型个体向重视普通群体转向,研究视角也从只注重对这些传播主体的新闻出版活动史料挖掘、梳理向重视其社会生活活动的归纳分析转向。对这些传播主体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生动、丰富,不光关注其具体的新闻出版活动,也关注其日常生活、个人情感、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

我对新闻出版人相关历史的研究习惯从新闻出版人从业生态史的角度进行,通过对特定时期新闻出版人的职业生态,包括其薪酬福利状况、职业稳定性、表达自由程度、劳动保障状况、职业安全危险程度等。对新闻出版从业人员群体的从业生态史进行研究,目的是将新闻出版人放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媒介生存环境下进行研究。

万安伦:这种范式转向不仅表现在新闻出版学科方面,在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都有明显表现。就文学而言,改革开放前,文学史主要是革命作家的文学史,也就是“鲁郭茅”加上“左联”和“解放区”文学。新时期,文学史研究出现社会史的转向,进入新世纪,文学史研究范式开始转向生活史。

新闻出版史的研究范式转型,与整个学术界研究范式转型密切相关。革命史视域下的新闻出版史,凸显的是新闻出版发展历史中的革命性与进步性,社会史视域下的新闻出版史,凸显的是新闻出版发展历程中的社会性和人际性,而生活史视域下的新闻出版史,凸显的则是新闻出版发展历史中的场景性和个体性。历史研究的本体性回归,恰恰要求回到历史现场,还原个体生命。从这一点来说,包括新闻传播主体的记者、编辑研究在内,新闻出版史研究的生活史转向,是大势所趋和历史必然,也是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必然和逻辑必然。

栾轶玫:新闻出版史研究经历了由革命史转向社会史,进而转向当下的生活史,这种转向具有必然性,先前新闻传播主体的记者、编辑作为革命家办报的一员,他们的书写与关于他们的书写,势必与革命斗争密切相连。

随着新闻媒体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作用日趋稳定,关于新闻出版史的记录必然走向社会,社会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角,占据着新闻版面与公众视野。社会史范式很大程度上是新闻出版史的主流,直到新技术出现,改变了媒介生态,特别是自媒体出版成为一种低门槛、高参与的新型传播方式,满足受众作为记录者主动参与的需求,成为当下新闻出版史生活史转向的重要原因。抖音、快手大行其道,Vlog来势凶猛,这一切让专业机构的媒体人不得不考虑动用新技术,采取新手段,记录新生活,希望借此重拾受众目光,在用户流失的界面中,试图挽留旧受众,发现新受众。于是人们看到了《新闻联播》播音员康辉玩起了抖音与Vlog;北京卫视招牌栏目《档案》当家主持谭江海在抖音上秀出了肌肉。生活史的转向,与其说是一种主动选择,不如说是技术裹挟下媒体人的不得已之为。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史到社会史再到当下生活史的转向,并不具备清晰的边界与断代,而是混杂、交叉的。

本刊记者:新闻出版史中,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皆为实践主体,对这一实践主体的研究,近来采用了怎样的研究方法?

万安伦:在新闻出版史中,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皆是实践主体,对于这一实践主体的研究,学术界近年来采用了更加多样、全面的研究方法。在传统的访谈法、田野调查法、文本分析法等质化研究方法之外,受国外量化研究影响,对于新闻出版史中的记者和编辑这一实践性主体的研究,此前较少使用的问卷法、实验法、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等量化研究方法,近年来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用量化研究方法对历史问题和历史施动者(实践主体)进行研究,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可以发现很多只用质化研究难以甚至不能发现的问题和结论,也可避免单一质化研究定性有余而定量不足的短板和弊端。过去新闻出版史研究及新闻人物、出版人物研究,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为质化研究,忽略或不懂得量化研究范式。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目前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偏向,就是“唯量化”“伪量化”“为量化”现象突出,这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是学术写作和学术出版中的“崇洋”心理。研究方法其实并无高下贵贱之分,关键是要看哪种方法更有利于论点证明、史料爬梳及人物分析。我比较欣赏和支持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结合、取长补短、良性互动的方法,以量化研究进行基础性和事实性的梳理、比照和分析,用质化研究进行理论性的建构、抽象和提纯。这样既有利于发现新闻出版史的新材料,又有利于从新闻出版史旧有材料中看到或得出新的有价值的看法或观点。“唯量化”的唯我独尊,“伪量化”的自欺欺人,“为量化”的本末倒置,这些都是学术研究的大敌。

栾轶玫:传统的研究方法依然起着主要作用,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文本分析法,一些新的方法也被运用,比如社会网络分析法。

学术刊物对于量化研究的偏爱,使得关于新闻出版史的出版研究近些年呈现出“唯量化”独尊的倾向,需要指出的是,不是什么研究问题都适合量化方法,特别是对于新闻从业人员这样一个群体的研究,量化研究的缺陷很明显,比如颗粒度不够,数据指标的现实还原度与阐释力不足等。质化方法对于这一实践主体的研究显然更具温度。

陆高峰:历史研究不同于现实研究,对编辑、记者的现状研究,可通过问卷调查、人物访谈等更为直接的方式进行,对于新闻出版人历史的研究,不管是革命史、社会史、生活史,还是从业生态史的范式,都需要通过史料收集和整理来进行研究,这是新闻出版人历史研究不变的法则。如果从细微处来看,随着新闻传播人物史研究范式的生活化和研究文献的数据化,新闻出版人物史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一些新情况。

其一,新闻传播主体研究的生活化,使得研究史料的搜集范围从以往注重与新闻出版密切相关的史料收集,延伸至与其生活和职业生态密切相关的经济生活、社会交往、职业生态,甚至情感娱乐等方面,开始呈现重“事”也重“人”的多维局面;其二,随着一些史料数据库的建立,对新闻出版人物史的研究开始采用大数据、数据可视化等新的研究手段。

本刊记者:新闻出版史研究中的生活史或“实践优位”的转向,有何特征?

万安伦:从革命史、社会史到生活史,从“理论优位”(theory-dominance)到“实践优位”(practice-dominance),新闻出版史研究模式转向,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特征一,新闻出版史研究的科学认知由“论在史上”走向“论从史出”。新闻出版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是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理论优位”的科学认知方法是金字塔式的逻辑范式,金字塔顶尖的部分是理论,塔身部分则是史料和史实,形成“论在史上”的主从关系。而“实践优位”的科学认知方法是“滤沙得金”的逻辑范式,它是从大量生活细节和实践活动中总结出一般性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规律的新的实践论和科学观。

特征二,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价值取向由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歌德在《浮士德》中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换句话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实践优位”转向,表现在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上,更多从宏大叙事走向个性书写,从抽象概括走向具象分析,从理论逻辑走向实践逻辑。

特征三,新闻出版史研究的观照视角由间接旁观走向直接体验。“理论优位”的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研究者往往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这种视角的优点是纵横捭阖及居高临下,缺点是间接的旁观者身份带来的疏离性和隔膜感。“实践优位”的范式转型的突出优点是,研究者及读者更能获得直接体验带来的亲切感和体验性,往往能给人以还原历史现场的身临其境的代入感。

栾轶玫:新闻出版史研究“实践优位”的转向,也是与新技术的应用密切相连的。以视觉传播为列,最早视觉传播借助技术可以实现电波的跨境传播,人们通过电视共享某个媒介事件与媒介仪式,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视觉传播越来越直面经验,比如现在人人手中一个手机即可拍摄视频,甚至是电影,专业门槛极高的好莱坞也已开始考虑拍摄竖屏电影。如果说先前视觉传播还是媒介机构的某种专业特权,需要深厚的话语理论指导媒介实践,并实现专业区隔的话,当下的视觉传播则越发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密不可分。简言之,实践本身构成了新闻出版的主要内容。

进入后现代之后,宏大叙事、元理论被消解,“意思比意义更重要”成为新生代族群媒介消费的主要特征,对于媒介生产者而言,回应这种需求的唯一做法就是“实践,不断地进行实践”。

陆高峰:严格说来,“实践优位”其实并不算什么新鲜事物,它是实践哲学或实践观点在新闻出版史学研究中的实际运用。所谓实践哲学,即以实践、改造社会为最终目的,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哲学方法和理念。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启了一个从实践出发来研究人的实践行为的哲学传统。实践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主义的根本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

新闻出版史研究出现从“理论优位”到“实践优位”的转向,正是现实问题需求所决定的,其目的不在解释世界,而是试图通过对新闻出版历史的研究改变世界。美国历史学家崔登堡在其《历史研究取径与方法:以外交史为例》一书中认为,历史研究除“去查资料”建议外,难道就没有其他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吗?毕竟人们不能盲目地检视资料。他建议历史研究关键一项是“我们心中必须先存有特定问题再探究证据”。当前新闻出版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正是新闻出版史从实践出发探究历史证据的出发点。

新闻出版业面临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媒体、新技术冲击,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直播、短视频等开始不断改变传统新闻出版生态,传统新闻出版业开始深刻转型变革,这决定着新闻出版业在持续的技术变革大潮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作为新闻出版产业发展主体的新闻出版人,也成为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主体。如何促进新闻出版人的创造动力、创新活力,不能再从以往“死”的人——人物的生卒年、被动的新闻出版事迹、年谱出发,甚至只见“森林”(群体)不见“树木”(个体)地研究,而应注重从“活”的人——具体社会实践的人,从其喜怒哀乐出发来研究。这自然也形成了新闻出版史研究的生活化和“实践优位”的转向。

当然,对于现有的新闻出版史研究的生活化或“实践优位”转向,也需辩证看待。新闻出版史研究中对生活史和传播主体研究的重视,既有利于克服以往新闻出版史研究只见事不见人、只见名人大家不见普通人物、只见少数个体不见群体等弊端,但也容易出现琐碎化、娱乐化的倾向。

本刊记者:“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新闻出版史研究中的生活史或“实践优位”的转向,折射出当下新闻出版研究的何种问题意识?

栾轶玫:问题意识,首先应是真问题意识,对于新闻出版史研究者而言,这种转向要有三个标准。

首先,关注真问题。新闻出版领域有许多亟须创造性探索回答的大问题、真问题、新问题,这些应成为研究的主流,而非细碎的、边缘化、看上去能用定量做出“长得科学”的论文题目。问题意识即要紧紧抓住这些“真问题”,这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出版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其次,关注新技术。媒介发展史的实质是媒介技术发展史,关注新技术是每个研究者所必备的态度。技术的一小步,媒介的一大步,跟进新技术才可能深入媒介内部认知媒介。与此同时,技术的指向是唯一的,就是“向前看”,作为社会学者,不能只做技术的“吹鼓手”,而要做能“踩刹车”的那个人。从这个意义而言,好的新闻出版史研究者应既是“麦粉(麦克卢汉)”,又是“哈迷(哈贝马斯)”,既热爱新技术,又保有敏锐知觉与谨慎批判。

再次,关注人。新闻出版史是人史。研究者必须关注参与整个新闻出版环节中的各类人,即作为个体的人、作为群体的人、作为机构的人、作为非机构的人,作为媒介消费的人、作为媒介生产的人、作为虚拟网络中的人、作为游走于二次元或三次元世界中的人,以及表达中的人、记录中的人、展演中的人、行动中的人。记录本身是人的记录、对人的记录,同时也记录了人。人构成了新闻记录、集体记忆与媒介历史。

陆高峰:吕思勉在其《中国通史》一书绪论中,对于研究历史有何作用的解答中这样写道:“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对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以史为镜,毕竟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而是要从中找到成败兴衰的道理,并用来解决现实问题。新闻出版史对于生活史和实践主题研究的重视,一方面是在弥补以往研究不足的空缺,另一方面与当前人们注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对传播活动重大影响以及新闻传播主体的能动性有关。

万安伦: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历史是人类过往生命的历史,历史是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下现实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新闻出版史研究中的生活史转向或“实践优位”转向,折射出当下新闻出版研究的三个突出问题。

其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就是说,新闻出版研究中,只见到面目模糊的集体群像,而见不到面目清晰的个体具象。人们经常把新闻出版史中少数智者的创造,说成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

其二,“只见死人,不见活人”。新闻出版史中的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基本上是“故人”,“理论优位”范式很难将这些故人鲜活地呈现于人们的眼前。他们没有情感,没有生活,没有生命,只有被人们贴上的标签和“为尊者讳”的刻意修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缺乏生动性、鲜活性和生命性。

其三,“只见假人,不见真人”。新闻出版史研究的“理论优位”范式,往往带给人们的是抽象的人,比如蔡伦是造纸术的重大改良者,出版史很少提到他作为东汉皇宫的宦官,任尚方令,曾卷入皇室斗争和参与毒害他人的活动,其结局也悲惨。这种研究范式缺乏将“发明家蔡伦”与“凶手宦官”复杂人性的统一机制。

陆高峰:我所做的新闻出版人从业生态史研究,就是想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新闻出版人职业生态的研究,以此作为纵向坐标在历史背景下分析当下的新闻出版人从业生态究竟有哪些进步,以及还有哪些问题。在当前传统新闻出版与新媒体、新技术不断融合,新闻出版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新闻出版史研究走出仅解释世界、从历史研究到历史研究的不足,及查找一些历史八卦、绯闻的不足,着眼于改变世界,解决处在技术转型风口的新闻出版业实践问题,才是新闻出版史研究的守正创新之路。

本刊记者:新闻出版史之作,早已有汗牛充栋的数量、翠羽明珰的质量,却是整个大历史中的九牛一毛。新闻出版史研究的转向,同样源于史观的进步,此即“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新闻出版史首先是人的历史,或者说应首要着眼于人,围绕人展开。新史料挖掘,旧观念更张,研究永远处于正在变化的状态,这也是固有话题常说常新的原因。社会形态处于流动之中,失去创新追求的研究者,不久就得出局,而所有创新的源动力,离不开研究转向的推助。研究创新自求异开始,最终以平庸或趋同而告终,然后开始下一循环的程序等待,当然旧的方式不是不好。一次转向之前,会有稍长时间的停顿,数量的累积,终获质量的提升,由此台阶式跳跃,而非慢坡式前行,研究转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此问题的回答,似乎意犹未尽,还可引出一些话题,待有机会,再续话题。谢谢各位专家!

本刊记者.关于新闻出版史研究的转向[J].编辑之友,2020(07):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