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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思潮和文学观念对古代图书出版的影响以宋代词总集为例

2020-05-07 47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词至宋代达到全盛,但在当时出版技术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宋代词总集的编纂并未随之兴起,现存于世的宋代词总集寥寥无几。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是士人主导的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坊刻的先天不足、词坛主流观念的无形约束亦是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

关键词：
出版
古代出版业
宋代词总集
文学观念
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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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词这一文学体裁,在有宋一代达到全盛,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令人称道;同一时期,我国古代出版业也逐渐发展,雕版刻书、印书技术步入成熟阶段,成立了很多书坊,开展图书刻、印、销等经营活动。但是无论就书目记载还是现存数量来看,宋代词总集的编纂都与词的创作不成比例,存世的宋代词总集寥寥无几,远不如宋代诗总集,更遑论其他。这一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现存宋代词总集概况

现存最早的宋人所编词总集,当推《尊前集》一卷。此书收录唐明皇、唐昭宗、后唐庄宗至前蜀李珣等唐五代三十六位词人词作二百八十九首。集中称李煜为“李王”,又收其降宋后的作品《望江南·多少恨》及《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可知此书编成于北宋。

除《尊前集》外,北宋词总集都未保存下来,现存南宋人所编词总集也只有以下零星几部:

(1)《梅苑》十卷,南宋黄大舆编,成书于南北宋之交,是集所编皆为咏梅之作,属于咏物类词总集。

(2)《乐府雅词》三卷,拾遗一卷,南宋曾慥编,成书于南宋绍兴丙寅(1146年)上元日。

(3)《花庵词选》二十卷,南宋末黄升所编,成书于淳祐九年(1249年)。前十卷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始于李白,终于北宋王昂;后十卷称《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始于康与之,终于洪叔屿。

(4)《阳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南宋赵闻礼编,成书于淳祐十年至景定二年(约1250—1262年)。全书收录北宋、南宋词作六百七十一首,二百三十一家。

(5)《草堂诗余》前集二卷,后集二卷,南宋何士信编,收录北宋至南宋词。

(6)《绝妙好词》七卷,宋末元初人周密编,收录南宋一代一百三十二位词人近四百首词。周密是著名词人,选词崇尚清空骚雅,入选多为伤今吊古、登览游记、寄托高洁抱负的作品。

(7)《乐府补题》一卷,宋末元初人陈恕可编。宋亡之后,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冯应瑞、李彭老、吕同老、唐艺孙、李居仁、陈恕可、唐珏、赵汝钠、张炎、仇远、佚名等十四位遗民词人,先后在宛委山房、浮翠山房、紫云山房、余闲书院何天柱山房结词社唱和,分别以《天香》《水龙吟》《摸鱼儿》《齐天乐》《桂枝香》五调咏龙涎香、莼、白莲、蝉、蟹,共三十七阕,词作往往托物寄情。

三、士人主导的社会思潮对于宋代词总集编纂与流传的影响

在宋代士人心目中,宋词区别于传统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宋词从创作之初就是娱宾遣兴之物。欧阳修在其组词《采桑子》长序《西湖念语》中提到:“昔者王子猷之爱竹,造门不问于主人;陶渊明之卧舆,遇酒便留于道上。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颍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己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词,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在欧阳修看来,流连光景、适情任性乃是“闲人”的事业,而写小词“陈薄伎”“佐清欢”是他对词的游戏功能的理解。

晏几道在《小山词跋》中讲道:“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余绪,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

晏几道写词聊以欢娱,作词给宠歌妓演唱,目的就是“为一笑乐”。从晏几道的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词的娱宾遣兴的游戏功用。其中的“自娱”“娱宾”“一笑乐而已”等词语,即对词作为歌妓演唱的歌词的游戏功能。

在宋代士人心目中,写诗乃是作文的正道,而填词只是“余技”。苏轼在《题张子野词》中写道:“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余技耳。”因此,宋代也称词为“诗余”,“余”与“诗”相比,就有官私之分、正邪之分。

胡寅在《酒边集·后序》中称:“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诗出于《离骚》楚辞,而《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意,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名之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

胡寅同样谈到了诗庄词谐的说法,他认为词只适合用来抒发个人的情感,它无法同诗歌相比,只能作为游戏之用。士人的这种观念主导着社会思潮,词因此难登大雅之堂。人们对词的忽略和轻视,直接影响了词总集的编纂活动。

四、坊刻宋代词总集编纂与流传的先天不足

宋词在时人的眼中地位不高,但是其流行之广、受众之多,催生了词集编纂的需求。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以及不同的审美口味,编选总集实为一法。

宋代图书出版可分为三种:官刻、坊刻、私刻,主导者分别为国家、书商、私人。如前所述原因,宋代官方没有主持编修过词总集,词总集编纂局限在坊刻与私刻中,而以坊刻为多。

宋代坊刻较为发达,坊刻本词总集有《百家词》,南宋宁宗嘉定年间长沙刘氏书坊辑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郭应祥《笑笑词集》下注:“自《南唐二主词》而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其前数十家皆名公之作,其末亦多有滥吹者。市人射利,欲富其部帙,不暇择也。”又《草堂诗余》二卷、《类分乐府》二十卷(已佚)、《群公诗余前后编》二十二卷(已佚)、《五十大曲》十六卷(已佚)、《万曲类编》十卷(已佚)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万曲类编》条下称“皆书坊编集者”,还有《典雅词》,南宋临安陈起书棚所刻。

坊刻出于商业利益,其动机是为了谋利,编纂水平参差不齐,满足的主要是城市平民的文化消费需求。这就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图书质量不高,主要流通于平民阶层。而这也直接限制了词总集的流通和保存。

五、词坛主流观念对于宋代词总集编纂的无形约束

宋代词总集特别是南宋词总集的有个特点,就是选文多注重文雅。这一特点与文人参与词总集编纂,以及词坛主流观念的转变有关。

宋室南渡之后,词坛出现了“复雅”风潮。黄大舆在《梅苑·自序》中谈到:“诗人之意,托物起兴;屈原制骚,或列芳草。今之所录,盖同一揆。”将词的作用与诗歌、离骚共比,指出词的“托物起兴”之功用,而并非单纯填词之游戏。稍后鮦阳居士选编《复雅歌词》五十卷(已佚),选录自唐至北宋宣和词共计四千余首。此书名为《复雅歌词》,题目即标举“复雅”。

曾慥的《乐府雅词》直接承袭《复雅歌词》,主张词风“复雅”,是编所取以雅词为选录标准,凡谐谑艳词,概不入选。之后《阳春白雪》出,共收词六百七十一首,除十八首为无名氏所作,共收录词人二百三十一家,其中以南宋词人为主,北宋词人当中入选作品最多的是周邦彦,共收词二十首,南宋词人当中入选最多的是史达祖,选词十七首,其次是辛弃疾、吴文英、胡翼龙,选词各十三首,谭宣子、姜夔、翁元龙、张矩,各十二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其选录标准主雅不主俗。取书名为《阳春白雪》,意在表明所选皆高雅精妙之词,不是浅陋鄙俗之篇。

宋末元初周密编《绝妙好词》,是宋代词总集尚雅的另一实例。周密是一位著名的词人,高士奇《绝妙好词笺序》说:“公谨生于宋末,以博雅命东南,所作音节凄清,情寄深远,非徒以倚丽胜者。”周密选词以姜夔一派词人较多,其中姜夔、史达祖、吴文英、李彭老等均在十首以上。《四库提要》称其“去取谨严,犹在曾慥《乐府雅词》、黄升《花庵词选》之上。又宋人词集今多不传,并作者姓名亦不尽见于世。零玑碎玉,皆赖此以存,于词选中最为善本”。

词坛复雅的风气带给词人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使得有志之士在编选词总集时注重从文雅的角度选择词作,给集子打上“雅”的烙印。在这一观念笼罩之下,大量流行于市井的宋词被排除在外,无形之中约束和限制了词总集的编纂活动。

六、结语

宋代,词的兴盛与词总集编纂的寥落形成了鲜明对比。士人主导的社会思潮是这一现象产生的基础,坊刻的先天不足和文人将词“雅”化的无形约束,又从两个方向限制了宋代词总集的编纂与流传,最终造成了词作大盛而总集数量稀少的局面。由此反思社会思潮、文学观念与对于图书出版的影响,对于我们现在的出版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宋]晏几道.小山词[M].四库全书本.

[2][宋]杨万里.诚斋集[M].四部丛刊本.

[3][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5][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霍本科.探析社会思潮和文学观念对古代图书出版的影响——以宋代词总集的编纂与流传为例[J].传媒论坛,2020,3(08):9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