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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关于明代戏曲书籍的出版与流通

2020-05-07 54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明代戏曲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流通,随着戏曲的盛行在明中后期亦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和盛况,尤其是明中后期对戏曲及书籍的宽松政策、刊刻和印刷术的进步以及书籍出版业的繁荣,为戏曲书籍的大量出版和流通营造了宽松的政治土壤和生态环境。因此,不难见出,对明代戏曲书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随着明代戏曲文献的不断问世和研究,相信会有更加丰富的成果。

关键词：
出版
印刷
明代戏曲书籍
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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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戏曲书籍的出版

明代戏曲书籍因其通俗、读者量大、广为百姓喜爱和流传等特性,印刷和出版趋于商业化。江浙两地是明代戏曲书籍刻本和出版的重要场所,并且辐射到周边和扩大到北京、山东、广州等地,《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中所统计:明代江苏境内书坊的刻书概况,其中戏曲类居其次,共158种。[1]由南至北,如此规模之大的戏曲书籍刊印,足以看出明代戏曲书籍的繁荣和流传之盛况。明代戏曲书籍出版主要以江南经济发达地区为中心,且以经营、盈利为目的,出现了商业竞争的局面。南京是明代书籍出版和印刷的中心城市之一,书坊集中、坊间刻书坊林林总总。“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2]“据诸家目录所载及原本牌子考证金陵书坊共有93家。”[3]“在前者统计的基础上又增加11家,共计有104家。”[4]窥斑见豹,由南京书坊统计数量可以目睹明代图书印刷、刊刻情况,戏曲书籍的出版亦属其中。

(一)插画与版画

图书行业的大量需求必然带来商业的竞争,各家书坊和刻板印刷单位为了提高戏曲书籍销量不得不推陈出新,从戏曲书籍的形式和内容纷纷进行变革。首先,形式方面推出带有插图和版画的戏曲书籍。明代百姓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市民对通俗的戏曲书籍和文学文本的需求激发了雕版印刷业的进步,民间书坊对于戏曲书籍的印刷,除文字外还引入了全新的内容载体,即图画,其阅读的直观性为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图书行业发达的同时,图像印刷也随之崛起。明中后期,插图和版画在戏曲书籍中已经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阅读形式,甚至达到没有图像则阅读不习惯的地步,在戏曲书籍中图像已经成了必备元素之一。“附有插图的明刻戏曲文本达212种,插图3800余幅,平均每种有18幅之多。”[5]戏曲书籍中的图画不仅数量颇多,而且形式多样和丰富,建阳作为明代著名的刊刻中心,其插图较大,且为双幅,在画面的两边有一副对联或者相关文字是对画面的概述,如《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镌新编全像三桂连芳记》等。该形式较早,且影响了南京等地的书籍出版,不只戏曲书籍中采用,在其他通俗书籍如小说中亦采用这种形式。徽派插画则以精细、雅致著称,并且对明代插画总体样貌有着深远的影响,徽派插画凭借着出众的技艺在竞争激烈的书籍出版行业打出了自己的名号,在戏曲书籍的版画镌刻中,徽派版画线条刚柔并济、秀美有力,画中人物逼真,画面典雅清秀简洁,艺术水准较高,因此徽派戏曲版画广受欢迎,其戏曲书籍销量也随之大增,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占有率,如《义烈记》《三祝记》《投桃记》等,均是徽州名家刻制,其中插画如巧夺天工一般。

(二)音注释义与名家点评

明代戏曲书籍和文本的流通规模空前,不仅被百姓大量消费,同时也促进了对它文学点评和赏析的流行。戏曲书籍本是流行于大众的通俗文学文本,但经由文人或知识分子创作的戏曲文本和写作的戏曲书籍,碍于文化层次不高,不易被普通民众所理解,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久而久之也减少了读书的兴趣,亦会降低购买量,销售大打折扣。书坊以盈利为先,为了增加民众购买量、不断获取利润,商家会聘请或雇佣知识分子对戏曲文本和书籍进行点评,以方便百姓阅读,从而达到获利目的。明代知识分子对于戏曲书籍的点评包括注音释义和文本点评。首先,注音释义可以降低对文本阅读的难度要求,使戏曲书籍更加通俗易懂。注音释义通常直接标明,位置大都在书名、眉栏、句后和正文中,标明音注、释义、附释标注等明显字样,以便读者能直接看到,如《绣刻演剧十本》,其中每一本都在书名处标注了“新刻出像音注”,使读者一目了然,除此之外,还有上述内容的插画与正文、释义搭配,方便不同层次的读者均可以读懂。其次,专人或名家点评,形式为在文本或句子旁边加入相关内容的评语或解析之词句。如《螾庐曲谈·论度曲》中点评内容:“更观工尺等字旁之板眼记号,可知某腔宜过速,某腔宜延长。凡某曲歌几板,及于第几句、第几字著板,在南曲规律甚严,不可移易。”[6]此内容为对戏曲演唱的点评,类似的还有《新刻出像音释点板东方朔偷桃记》《新刊出像点板红梅记》《新刻出像点板八义双杯记》等,另外,还有对表演的点评,如《重校十无端巧合红蕖记》中批语:“此后旦唱渐高,似以锦被兜身,只当坐定,或靠桌上,不可行走。”

二、明代戏曲书籍的流通与意义

(一)戏曲书籍的品质精进

《少室山房笔丛》中记载:“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7]此文记载了明代书籍刊刻的质量比较,说明南京出版的书籍品质为上乘,但是其他地方也不差,只是相较而言,戏曲书籍亦属其列。在内容层面,除前文所述的插画、音注释义和点评外,另有对书籍和戏曲文本的校勘与订对,使其更为严谨和准确,这在书籍的流通方面尤为重要,尽可能地避免了错误内容的传播,如《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书林子弟朱少斋校正”、《镌新编全像三桂连芳记》“秦淮墨客校正”等,书名后都标注了校正之人。另外,戏曲文本逐渐规范,明代中后期,戏曲书籍和文本大量流通,读者遍布各个阶层,为了提高销量、迎合读者大众,戏曲文本成为流行文化和通俗文本的一种,这也激发了戏曲作家的创作,并且对创作的内容和方向有一定的影响,戏曲文本的流通以及根据该文本编排的戏曲表演,作家也会对流通之后所产生的效果有所关注,从而根据效果反馈不断革新,如文本叙事性的加强,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旁白内容的增加等,“《西厢》《琵琶记》传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独此二家”[8]。由此可以看出对戏曲文本变革以适应大众需求的关注,戏曲文本的故事性、趣味性、易读性的加强和人物性格凸显,更易于戏曲文本的流通,其创作的内容和架构形成了一定的规范。

(二)戏曲书籍的流通与作为文献传承的价值和影响

在还没有摄影摄像技术的明代,戏曲艺术的保存和传承最为可靠的方式即以戏曲书籍作为载体进行流传,戏曲表演转瞬即逝,只能够依靠表演者的记忆保存,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方式。在封建社会时期,戏曲行业被称为“下九流”,是一个不被官方和文化阶层所认可的行业,戏曲的功能只有娱乐,因此,戏曲书籍也被官方所轻视,而正是民间书坊的大量刊刻和出版,戏曲书籍在民间的大量流通,才能够有一部分得以保存至今。尽管书坊和书商出版戏曲书籍的目的在于获取利润,而在这个目的之下,书商对戏曲书籍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和进步,如插画、音注释义、点评和校对以及印刷质量的提升等措施,均对明代戏曲书籍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如此才可以扩大销量,使其广为流通,尤其在民间,将读者群体尽可能地不断扩大,如此才有一定数量的明代戏曲书籍流传至今,“坊肆本者,诸书坊、书肆所刻本也。书籍之流播,全赖有坊肆之雕刻”[9]。另外,不少戏曲书籍流通到国外,向不同国家传播了中国的戏曲艺术和中华民族民俗文化。再者,民间流通的戏曲书籍大部分流传至今,成为当代研究明代戏曲和文学的重要文献资料,为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明代戏曲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流通,随着戏曲的盛行在明中后期亦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和盛况,尤其是明中后期对戏曲及书籍的宽松政策、刊刻和印刷术的进步以及书籍出版业的繁荣,为戏曲书籍的大量出版和流通营造了宽松的政治土壤和生态环境。因此,不难见出,对明代戏曲书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随着明代戏曲文献的不断问世和研究,相信会有更加丰富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Z].线装书局出版社,2001.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2.

[3]张绣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234-237.

[4]缪永和.明代出版史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73-74.

[5]王伯敏.中国版画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73.

[6]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近代编第一集)[Z].合肥:黄山书社,2009:300-301.

[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3.

[8]何良俊.曲论[C]∥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卷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6.

[9]郑鹤生,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67.

任泓一.明代戏曲书籍的出版与流通[J].中国戏剧,2020(04):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