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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与再发病媒传染病的现状分析及防控措施研究

2020-06-20 70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2019年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大范围流行,新发传染病成为关注的热点,新发病媒传染病作为新发传染病的重要组成部分,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病媒传染病存在新发与再发的风险,防控形势日益严峻。本文通过分析新发与再发病媒传染病的流行现状和传播风险以及病媒生物防控存在的问题,探讨病媒生物绿色治理等防控新理念和新策略,为有效控制病媒传染病提供借鉴。

关键词：
传染性疾病
病媒传染病
病媒生物防控
绿色治理
防控措施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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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我国武汉首先发现并报告暴发流行,随着在全球范围多处发现报告暴发流行,成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1]。新发传染病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发再发传染病已达40多种,如寨卡病毒病、埃博拉、出血热、SARS、禽流感等。新发与再发病媒传染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占新发传染病的2/3以上,全球病媒传染病负担占全球传染病负担构成比达17%以上。我国病媒传染病存在新发与再发的风险,由于没有特效药物治疗和疫苗预防,疫情防控主要依靠病媒生物防控,而病媒生物防控又面临气候变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病媒生物抗药性发展、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体系不健全等影响因素,防控形势日益严峻。本文就新发与再发病媒传染病的流行风险、病媒生物防控面临的问题和病媒生物防控策略进行讨论。

1、病媒传染病的新发与再发流行风险

随着全球气候改变,全球一体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森林化,农牧业资源的开发,人口结构变化,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以及缺乏有效的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病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当前全球病媒传染病呈现种类不断增多,流行范围不断扩大,流行频率不断增强等特点[2]。

首先是新发与再发蚊媒传染病,如登革热、寨卡病毒病、基孔肯雅热、黄热病、西尼罗热等不断发生与扩散。登革热是全球和我国最严重的蚊媒传染病,在过去的30年中,全球登革热的发病率上升了30倍,据估计每年有9 600万有症状病例和约4万死亡病例[3,4]。近年来,我国登革热疫情形势日益严峻,2019年报告病例数仅次于2014年的登革热大暴发,且本地报告病例空间分布显著扩大,达到前所未有水平。据预估,未来不同气候环境下,登革热风险将会向西、向北持续扩散,风险地区和人口数量也将大幅增加[5]。寨卡病毒病于2015—2016年在南美洲暴发了大规模感染,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迄今为止,共有8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寨卡病毒病[6]。自2016年起,我国陆续发现输入病例,且在我国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仍广泛分布着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埃及伊蚊,寨卡病毒病在我国仍然存在流行的潜在风险[7]。基孔肯雅热现广泛流行于非洲、亚洲、欧洲及美洲等地区,造成全球范围内每年大约100万人感染[8],在我国广东、云南和浙江等地也不断有散发输入病例出现,自2016年起连续3年出现基孔肯雅热输入病例,2010年广东省东莞市暴发了首起本地聚集性疫情[9],2周后又在阳江地区发生小规模本地疫情[10]。黄热病于2016—2017年以来,在安哥拉、刚果、乌冈达及南美洲的巴西等地暴发,造成数千人死亡。我国近年来一直存在输入病例,如2016年从安哥拉输入了11例病例,黄热病有可能成为“新发传染病”而在我国流行[11,12]。

其次是蜱传和鼠传疾病新发再发流行,如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莱姆病、恙虫病、流行性出血热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于2009年首次在我国被发现,近十年来已在大半个中国传播并流行,且近年来报告病例数和报告地区不断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有23个省、市报道了近万例病例[13]。近年来该病在韩国、日本和美国也陆续有类似报道,已致数千人患病甚至死亡[14]。莱姆病在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均有报道,是北美和欧洲最常见的病媒传染病[15]。在我国,自1986年首次报道发现莱姆病以来,现已证实在29个省(市、区)存在感染[16]。恙虫病主要在亚洲东南部地区流行。近年来,我国恙虫病病例报告数逐年增加,疫源地在长江以北地区不断扩大[17]。目前,恙虫病发病地区不断扩大,甚至在中东、非洲、南美洲和欧洲等非传染病流行地区或国家开始出现病例或动物感染[18,19]。

随着全球一体化,传染病暴发可能就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应引起高度重视。而绝大多数病媒传染病至今尚无有效疫苗预防和特效药治疗,其防控最主要依靠及早发现和隔离病例以及处置控制病媒生物的传播,但我国病媒生物防控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2、我国病媒生物防控面临的问题

随着全球一体化、气候变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病媒生物防控仍面临巨大挑战。不论是从地方政府到社区居委会、从政府机构到民间企业,从管理层到社区居民,对病媒生物防控从认识上、行动上仍存在偏差,导致存在客观和主观上的问题。

2.1注重快速化学杀灭而轻视综合治理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专业机构,如疾控中心等长期倡导病媒生物防控要坚持环境治理为基础的综合治理,但从专业发表论文数量到社会各界认知,化学药物杀灭的应用研究和应用实践远多于其他方法。尤其是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疫情暴发期间,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过度依赖化学杀虫剂喷洒,不注重孳生地清除等治本措施,如2014年广州市、2015年潮州市和2019年汕头市的登革热暴发流行,初期都存在过度依赖杀虫剂喷杀,对孳生地清理不及时和不彻底的现象,导致登革热扩散流行[20]。对鼠类防控同样存在依赖灭鼠药毒杀而轻视减少鼠类食物和水,清除或限制鼠类栖息繁殖场所的治本措施的问题。

2.2病媒生物抗药性日益严重

长期大量的杀虫剂使用容易诱发抗药性的产生,导致抗药性问题日益严重,全球至少有57个国家或地区报告了抗药性或疑似抗药性问题[21],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白纹伊蚊种群无论是成蚊还是幼蚊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均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抗药性,尤其是广东省及福建省等沿海地区[22],抗药性已成为日趋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此外,滥用杀虫剂也严重危害了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

2.3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能力和技术亟待提高

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涉及公共安全与公众健康,既有地方区域性责任,也有全国性跨地域扩散与传播的特点,如何界定和落实事权与财权统一,目前仍缺乏顶层设计和明确界定,导致区域、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首先是监测与控制经费不足,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不统一,中央下达任务,地方缺乏经费,工作难以落实;二是监测方案不统一,如蚊虫监测方法就有布雷图指数法、路径法、诱蚊灯法、化学引诱素诱捕法、诱蚊诱卵器法等;三是监测与控制方法的自动化程度和精准度不高,容易受个人因素影响。四是新技术、新方法应用和实践有待普及推广。

2.4社会与公众对病媒生物防控的主体责任认识不足

鼠类、蚊虫、蝇类和蟑螂等病媒生物与人类共存已有几千年历史,它们与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其生长繁殖与人类居住环境布局建设、自来水供应、下水道系统建设、生活垃圾处理、环境保洁密切相关。公众家居环境整治、保持干净减少病媒生物食物和栖息场所、清除闲置积水避免蚊虫孳生、减少并及时清理垃圾预防蝇类孳生和鼠类食物与栖息等对病媒生物防控十分关键。有人认为,家居环境属于个人私有财产和私密环境,整洁与否和是否存在积水孳生蚊虫和繁殖鼠类与他人无关,但由于繁殖的鼠类和蚊虫可能侵入周围居民,危及公共安全和公众健康。因此,病媒生物防控是每个单位和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也就是说,每个单位和每位公民都是单位和家居环境病媒生物防控的第一责任人,这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病媒生物管理规定的刚性要求。

2.5病媒生物防控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执法依据

病媒生物防控是病媒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手段,但传染病防治法和实施条例关于病媒生物防控的只有一个条款,且缺乏相应的处罚条款,不能彰显法律的刚性与执行性。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病媒生物控制法律及标准体系建设差距较大。另外,除了《传染病防治法》,目前我国有不少法规对病媒生物控制有规定,如《食品安全法》《动植物检疫法》等,但细化操作的规章制度很少,且分散在不同的专业,存在现有法规与执行标准滞后、执法主体不明确,执行标准缺失或缺乏强制性,存在有法不依或有法难执行的问题。

有害生物防治机构(PCO)服务质量良莠不齐,服务效果缺乏科学评价与监管。我国PCO在病媒生物日常监测、疫情的应急处置、创建卫生城市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PCO存在服务效果隐蔽和专业性强的特点,目前缺乏专业评估机构和科学评价标准,导致PCO服务市场存在恶性竞争,甚至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同时还存在人员素质不高、技能水平不够、使用药物不规范、喷洒方式和频次不科学、偷工减料等问题,这些都将严重影响病媒生物防治工作的质量。

3、病媒生物防控对策

新发与再发病媒传染病的不断发生与扩散,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如何科学有效应对是病媒生物防控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须勇于直面困难与问题,并从防控理念、体制机制、技术方法等方面创新发展。

3.1病媒生物绿色治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国家新时期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的战略指引,指明了未来我国的发展思路。病媒生物防控同样面临发展质量不高、区域不平衡、人与自然生态友好与安全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等问题。

病媒生物绿色治理是以绿色协调价值理念为指导,将“人-环境-病媒生物”作为一个有机生态整体,以环境治理抑制病媒生物环境容纳量为基础,综合采用生态友好的生物、物理、化学等控制手段,安全、经济、易行、可持续地将病媒生物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该策略以预防控制病媒生物对公众健康与日常生活的影响为目标,注重人与环境协调发展,采用生态友好的控制技术手段,为实现病媒生物的可持续控制提供支撑。

将“人-环境-病媒生物”作为一个有机生态整体,以环境治理抑制病媒生物环境容纳量为基础是指通过清除病媒生物孳生环境,减少和限制其栖息与繁殖环境,最大限度减少或清除其生长生存的营养素,抑制病媒生物环境容纳量。如建立建筑物的防鼠设施、安装下水道的防鼠装置,保持室内外环境整洁、垃圾分类收集日产日清,最大限度减少食品和水的跑冒漏,将褐家鼠限制在下水道环境,有效抑制其繁殖扩散和侵害家居环境危害人类健康安全;做好家居环境卫生,翻盆倒罐清除闲置积水,清除伊蚊环境容纳量,预防伊蚊孳生。

安全、经济、易行、可持续地将病媒生物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是指采用的控制手段必须对人体健康安全无伤害、对环境友好无污染、成本低且成本效应高、措施可及易于实施、综合措施可持续发展,长期有效地将病媒生物控制在不影响公众生活、不传播疾病的阈值以下。

3.2创新病媒生物防控机制

病媒生物防控是新发与再发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手段,是绝大多数病媒传染病防控的最重要措施,应该作为重要条款纳入传染病防治法,从法律上刚性明确和固化政府、部门、单位和个人四方责任。将病媒生物防控纳入社会发展规划,从社会发展、财政、城乡规划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农村城乡管理、卫生健康宣教与管理、海关检疫、爱国卫生、疾病防控等部门纳入预算管理和绩效考核。

加强病媒生物防控标准体系建设,制定颁发国家病媒生物强制性卫生标准,为依法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明确专业的病媒生物防控机构的定位,它既是政府的技术决策参谋部,又是病媒监测与控制技术研究与评估机构,应加强病媒生物专业科室的建设,保证所需经费、设备配置、人员配备。

建立PCO服务良性竞争机制,完善PCO服务质量评估与监管,制定和完善PCO的现场应急处置培训和考核体系,建立和储备平战结合的PCO应急处置队伍;同时加强专业技术人员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合作。

3.3创新病媒生物监测与防控技术

创新与利用现代科技应用于病媒生物防控,一是将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和5G远程遥控技术应用于病媒生物监测,减轻人力成本和提高监测的客观精准和效率;二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系统开展病媒生物风险监测与评估;三是探索绿色环境友好型药物,如IGR(昆虫生长调节剂)、生物杀虫剂如Bti(苏云金芽孢杆菌)等缓释剂在大规模现场和社区的应用前景;探索以蚊治蚊,利用沃尔巴克体胞质不相容原理,释放感染雄蚊压制自然蚊虫种群密度。

3.4强化公民病媒生物防控职责

每个单位和每位公民是单位和家居环境病媒生物防控的第一责任人,这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病媒生物管理规定的刚性要求。公众既是参与者又是监督者,应全面发动学会、协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公众等社会力量开展病媒生物防控工作。各地应创新群众动员方式,广泛动员公众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升公民公共卫生素养,推动专业防控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创新宣传方式,增强大家的绿色理念,调动公众积极参与到绿色治理中,做绿色治理的践行者和监督者。

4、结语

2019年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大范围流行,暴露了我国应对新发再发传染病的短板,随着病媒传染病流行强度和频次的增加,探讨我国登革热等病媒传染病流行的风险和应对面临的挑战,创新病媒生物防控理念、新方法和新技术,建立病媒生物绿色治理等新策略应对病媒传染病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2]刘起勇.新时代媒介生物传染病形势及防控对策[J].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9,30(1):1-6,11.

[5]刘起勇.我国登革热流行新趋势､防控挑战及策略分析[J].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20,31(1):1-6.

[7]许秀燕,王琴燕,王晶,等.亚洲国家Zika病毒及其感染的流行状况[J].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2020,36(2):149-157.

[13]马涛,徐庆,李晨,等.2010-2016年南京市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流行特征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7,44(16):2890-2894.

[14]李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研究进展[J].中国热带医学,2019,19(10):1004-1008.

[16]耿震,万康林.莱姆病流行病学研究新进展[J].中国自然医学杂志,2007,9(2):158-160.

[17]余向华,张孝和,倪庆翔,等.鼠传疾病流行病学研究进展[J].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5,26(6):634-636,644.

[18]李贵昌,刘起勇.恙虫病的流行现状[J].疾病监测,2018,33(2):129-138.

[20]吴海霞,刘小波,刘起勇.我国病媒生物防控现状及面临的问题[J].首都公共卫生,2018,12(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