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范文 > 医药卫生论文 > 肿瘤科论文 > 妇科肿瘤论文 > 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家庭照顾者焦虑、抑郁的心理状况分析

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家庭照顾者焦虑、抑郁的心理状况分析

2020-09-05 47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了解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的家庭照顾者焦虑、抑郁发生情况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进行术后辅助化疗的200例乳腺癌患者的FCs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年龄、性别、学历、婚姻状况等一般信息。在患者首次辅助化疗开始前24h，所有FCs填写焦虑抑郁量表及Zarit负担量表。结果：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50%,181例FCs的数据纳入最后的统计分析。29.83%的FCs可能存在焦虑、28.73%的FCs可能存在抑郁，人群整体焦虑和抑郁评分分别为（5.77±3.69）分和（5.27±3.82）分。ZBI的评分为（22.79±12.13）分，其中，49.72%的FCs评分大于20分。分析显示FCs与患者的关系、FCs的婚姻状况、是否合并慢性疾病、患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及不同ZBI得分组之间焦虑差异有显著性；FCs的婚姻状况及不同ZBI得分组之间抑郁差异有显著性；患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及ZBI与FCs发生焦虑相关，婚姻状况及ZBI与FCs发生抑郁相关。结论：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的FCs的焦虑及抑郁发生率及水平较高，需要引起临床医务人员的重视，照顾负担水平及患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婚姻状况等因素的评估有助于高危人群的识别。

关键词：
乳腺癌
抑郁
焦虑
照顾者
辅助化疗
加入收藏

近年来，中国乳腺癌的疾病负担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乳腺癌给患者及家庭成员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痛苦及负担，对其心理状况也产生了不良影响。目前，中国乳腺癌患者住院期间的照顾者主要为家庭成员即家庭照顾者，他们在患者治疗的整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既往研究显示,肿瘤患者的FCs心理痛苦程度与患者相当，甚至更高，而且FCs的负面情绪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治疗依从性及预后均产生不良影响，对FCs进行心理筛查及干预，则有助于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以及预后[3,4,5]。目前国内外均缺乏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FCs心理状况的相关数据。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以及指南指出，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核心的姑息治疗应该尽早整合于肿瘤治疗的全程，而对FCs进行心理照护是姑息治疗体系中重要的一个部分[6,7]。本研究旨在了解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FCs的焦虑、抑郁情况及照顾负担水平，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临床医务人员发现高危人群，同时为今后开展筛查、干预等研究奠定基础。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进行术后辅助化疗的200例乳腺癌患者的FCs，所有研究对象在入组时统计年龄、性别、学历、婚姻状况等一般信息。在患者首次辅助化疗开始前24h，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住院医生一对一指导FCs进行纸质问卷填写，包括焦虑抑郁量表及Zarit负担量表。住院医生均在FCs填写问卷之前介绍注意事项，对不能理解的条目进行指导，但不给予任何暗示。问卷回收后，由两位研究者同时、分别录入并核查数据，确保数据录入的准确性。本研究为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研究实施前已经通过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临床研究注册号为NCC1867，所有研究对象均严格按照试验设计进行筛选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1.2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年龄≥18岁且≤75岁；(2)对乳腺癌患者病情知情知晓，且为住院期间承担主要照护责任的患者家庭成员；(3)需照顾的患者即将入院接受乳腺癌术后首次辅助化疗；(4)无沟通障碍或语言障碍，能独立完成问卷；(5)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无法清楚表达自己内心感受；(2)既往有自杀史或有精神心理疾病病史；(3)正在服用抗焦虑或抗抑郁药物；(4)存在妨碍研究方案进行的精神、心理、家族、社会或地理等潜在因素；(5)任何其他原因，经研究者判断不能完成本研究的参与。

1.3评估工具

HADS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情境下焦虑及抑郁的评估，包括焦虑分量表（HADS-anxietysubscale,HADS-A）及抑郁分量表（HADS-depressionsubscale,HADS-D）两个部分。HADS共有14个条目，每个分量表均包含7个条目。分量表总分0～7分表示无焦虑或抑郁，≥8分表示可能存在焦虑或抑郁。中文版的HADS在肿瘤患FCs群体中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及效度[8]。

ZBI亦是一个自评量表，包括个人负担及责任负担2个维度，从照顾者的健康状况、精神心理状态、社会生活状况及经济情况4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照顾负担评估[9]。ZBI共有22个条目，总分为88分。总分≤20分为无或很少负担，21～40分为轻度负担，41～60分为中度负担，≥61分为重度负担。中文版本的ZBI内部一致性及效度较高，目前被广泛用于照顾者的负担评估。

本研究无效问卷定义为：HADS-A、HADS-D或ZBI量表评分信息缺失。

1.4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SAS9.4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频数及百分比描述FCs群体基本特征，用描述焦虑、抑郁水平。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非参数检验（不满足正态分布、方差齐性时）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焦虑、抑郁得分差异，同时分别以焦虑、抑郁得分为结局指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探索可能影响照顾者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对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显著性的变量进一步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关联。所有统计学分析均采用双侧检验，以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结果

2.1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FCs的基本特征

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0.50%,181例FCs的数据纳入最后统计分析。平均年龄（45.03±11.11）岁，143例（79.01%）为男性，170例（93.92%）已婚，77例（42.54%）为高中或大专及以下学历，58例（32.04%）为商业从业人员，34例（18.78%）为管理人员或公务员，43例（23.76%）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慢性疾病，57例（31.49%）有护理经验，143例（79.01%）平日与患者一起居住生活，81例（44.75%）为单独照顾患者，100例（55.25%）有其他家属协助一起照顾患者。175例（96.69%）乳腺癌患者有国家医疗保险支持。ZBI的水平为（22.79±12.13）分，其中90例（49.72%）分值大于20。

2.2FCs的焦虑及抑郁水平

HADS-A≥8分和HADS-D≥8分作为可能焦虑和可能抑郁的诊断标准，29.83%的FCs可能存在焦虑、28.73%的FCs可能存在抑郁、18.78%的FCs可能同时存在焦虑和抑郁，人群整体焦虑和抑郁水平分别为（5.77±3.69）分和（5.27±3.82）分。

2.3影响FCs发生焦虑或抑郁的因素

FCs与患者的关系、FCs的婚姻状况、是否合并慢性疾病、患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以及不同ZBI得分组之间焦虑差异有显著性，见表1。FCs的婚姻状况以及不同ZBI得分组之间抑郁差异有显著性，见表2。患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及ZBI与FCs发生焦虑相关，见表3。FCs的婚姻状况及ZBI与FCs发生抑郁相关，见表4。

表1不同分组FCs焦虑分值比较

表2不同分组FCs抑郁分值比较

表3FCs发生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表4FCs发生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3、讨论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的FCs焦虑、抑郁状况，结果显示29.83%的FCs可能存在焦虑、28.73%的FCs可能存在抑郁、18.78%的FCs可能同时存在焦虑和抑郁，人群整体焦虑和抑郁水平分别为（5.77±3.69）分和（5.27±3.82）分。而既往研究显示，上海一家综合性医院内科门诊患者可能焦虑及可能抑郁的发生率仅分别为6.93%和3.66%[10]。范青等[11]对11766例内科门诊就诊患者进行HADS评估，显示男性患者焦虑及抑郁水平分别为（3.14±2.62）分及（3.68±3.14）分，女性患者焦虑及抑郁水平分别为（3.37±2.81）分及（3.83±3.14）分。GRUNFELD等[2]报道晚期乳腺癌患者的FCs在患者开始接受姑息治疗时，抑郁发生率与患者接近（11%和12%），焦虑发生率高于患者（35%比19%,P=0.009），而且当患者处于临终期时，FCs抑郁发生率为30%也显著高于患者（9%)(P=0.02）。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因为女性第二特征的缺失、恶性肿瘤本身的打击、化疗相关不良反应等，焦虑及抑郁往往较其他恶性肿瘤更为突出，且发生率高于非化疗患者以及术后辅助放疗、辅助内分泌治疗的患者[12,13]。目前国内肿瘤患者的照护主要依赖于家庭成员，对于即将面临术后辅助化疗的FCs，在与患者共同遭受这一系列恶性应激事件的同时，还必须照顾患者的身体及心理，承受经济、社交活动等压力[14,15,16]，因此，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的FCs焦虑、抑郁发生率及水平均较高，需要引起重视，而分析高危因素有助于临床医务人员及时、快速地识别高危人群，并进行进一步地确诊及合理的干预。

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FCs的ZBI的水平为（22.79±12.13）分，仅11.60%为中度或重度负担，同时分析显示ZBI是影响FCs焦虑及抑郁的危险因素。GRUNFELD等[2]研究亦提出照顾负担是预测晚期乳腺癌患者FCs发生焦虑、抑郁的最重要因素。此外，多项研究均显示不同类型肿瘤患者FCs发生焦虑或抑郁均与照顾负担相关，但ZBI的水平相差较大[17,18,19,20,21]。例如CHINDAPRASIRT等[19]报道老年晚期肿瘤患者FCs的ZBI为（19.2±12.9）分，其中63%的FCs无或很少负担。HU等[20]报道116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FCs的ZBI为（38.8±13.4）分，其中77.6%的FCs的ZBI大于24分。LUO等[21]报道老年脊柱肿瘤患者FCs的ZBI水平（35.5±7.5）分，其中84.5%的FCs存在中度或重度负担。本研究的ZBI水平相对较低，考虑与乳腺癌相对大部分恶性肿瘤而言，预后较好，且术后辅助化疗乳腺癌患者一般都处于TNM较早期，本研究中44.75%的FCs有人协助照顾患者等因素相关。

本研究显示患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与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FCs发生焦虑相关，无国家医疗保险患者的FCs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有国家医疗保险的FCs，考虑与国家医疗保险显著减低患者FCs经济压力相关。我国一项共纳入13个省内37家医院的2746例乳腺癌患者研究显示，乳腺癌诊断及治疗的平均总费用为$8450，其中90%为医疗费用，高达$7527，非医疗费用为$922[22]。LI等[23]报道我国乳腺癌患者次均住院费用从2011年至2015年逐渐增长。在乳腺癌患者术后辅助化疗期间，更多的照顾家人的责任附加到了FCs身上，有的时候FCs被迫辞职或者减少工作时间以便照顾、陪伴患者及家庭，因此，家庭收入减少而医疗费用等开支增多会增加FCs的经济负担。

此外，本研究亦显示FCs的婚姻状况与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FCs发生抑郁相关，已婚FCs组相对于未婚及丧偶、再婚等婚姻状况组，抑郁的水平更高。分析可能的原因如下：相对于其他婚姻状况，已婚FCs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在家庭其他成员的照顾方面可能压力更大。而且未婚及丧偶婚姻状态提示研究对象不是患者的配偶，而本研究显示配偶组焦虑的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关系组，既往亦有研究提出乳腺癌患者的配偶照顾者焦虑或抑郁水平较其他关系更高的结论[24]。

综上所述，焦虑、抑郁发生率及水平在中国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的FCs群体均较高，应该引起重视及进一步研究，同时照顾负担水平以及患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婚姻状况等因素的评估有助于高危人群的识别。

本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本研究报道没有分析FCs在乳腺癌患者辅助化疗期间及化疗结束后随访期动态的变化，在寻找焦虑、抑郁的相关影响因素时，没有纳入照顾时长、家庭月收入等因素。

参考文献：

[10]凌政.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在内科门诊患者中的应用[J].上海精神医学,2010,4(22):16-18.

[11]范青,季建林,肖泽萍,等.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在内科门诊病人中的应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5):325-328.

杨敏,兰波,孙晓莹,马飞,蔡建强,徐兵河.181例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家庭照顾者的心理状况分析[J].中国临床医生杂志,2020,48(09):1059-1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