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究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急性应激障碍(ASD)的相关因素并针对性给出干预方案。方法 随机选取2021年1月—2023年11月于鹰潭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妇科肿瘤患者134例,采用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SASRQ)对患者进行应激障碍水平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将患者分为稳定组75例与研究组59例。总结患者临床资料以及心理状况评定结果,分析ASD相关因素并给出针对性干预方案。结果 研究组中家庭平均月收入4 000元、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化疗次数3次的患者占比分别为38.98%、50.85%、35.59%明显低于稳定组的58.67%、69.33%、65.33%),SASRQ、HAD评分分别为(48.93±8.26)、(11.42±3.48)分明显高于稳定组的(42.55±7.83)、(9.16±3.73)分,CD-RISC、SSRS评分分别为(64.15±7.11)、(38.82±8.45)分明显低于稳定组的(72.38±6.95)、(43.39±9.0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年龄、肿瘤类型、婚姻状况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平均月收入(OR=1.689,P=0.005)、教育水平(OR=1.613,P=0.014)、化疗次数(OR=1.409,P=0.005)、CD-RISC评分(OR=1.175,P=0.037)与患者ASD表现正相关(P<0.05);SASRQ评分(OR=0.723,P=0.032)、HAD评分(OR=0.533,P=0.007)与患者ASD表现负相关(P<0.05)。干预前,研究组患者CD-RISC评分(64.15±7.11)分、SSRS评分(38.82±8.45)分明显低于稳定组的(72.38±6.95)分、(43.39±9.02)分,HAD评分(11.42±3.48)分明显高于稳定组的(9.16±3.7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CD-RISC评分、HAD评分、SSR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ASD与经济、文化水平以及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相关,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干预可有效缓解患者ASD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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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一直是我国临床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如宫颈癌、乳腺癌以及卵巢癌等,而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现状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1]。急性应激障碍(acutestressdisorder,ASD)属于一种一过性精神障碍,该现象主要引起因素多为突发性、异常性的强烈应激性生活事件,或持续困境[2-3]。ASD可在短时间爆发症状,且症状持续时间在1周~1个月内不等,轻度患者可见有茫然、分离性木僵等症状,而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严重的焦虑、幻觉等[4]。妇科恶性肿瘤人群是ASD好发人群,除肿瘤患病本身对患者ASD产生的影响外,需要对患者的ASD进行具体的相关因素分析,以此缓解临床发病率。本研究分析了134例妇科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并给出了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随机选取2021年1月—2023年11月于鹰潭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妇科肿瘤患者134例,年龄41~68岁,平均年龄(51.22±6.91)岁。纳入标准:①肿瘤均符合诊断标准[5],并经指标检查、影像学方法确诊;②ASD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诊断标准[6];③肿瘤首发;④无先天性精神功能或心理功能障碍。排除标准:①语言障碍;②近期出现有突发的创伤性事件;③重要脏器功能障碍或损坏;④病灶转移。采用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StanfordAcuteStressReactionQuestionnaire,SASRQ)[7]对患者进行应激障碍水平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将患者分为稳定组75例与研究组59例。
1.2方法
1.2.1临床资料收集采用院内自制的患者临床资料表格,收集患者的各项临床资料,包括:年龄、病理类型、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化疗次数等。
1.2.2心理状况调查①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ResilienceScale,CD-RISC)[8]:CD-RISC包括25个条目,共3个维度,依次评估患者坚韧、自强以及乐观的心理特性,每个条目采用Liker5级评分法,分为0~4分5个评分等级,评分越高表明每个条目表现越明显;CD-RISC总分100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弹性越好。②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TheHospitalAnxietyandDepressionScale,HAD)[9]:HAD包括14个条目,分为焦虑亚量表和抑郁亚量表,每个亚量表7个条目,以0~3分的4级评分法进行评定;每个亚量表总分21分,0~7分者评定为无表现,8~10分者评定为可疑,11~21分者评定为存在反应。③社会支持量表(SocialSupportRatingScale,SSRS):SSRS采用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0],该量表分为3个维度,分别是客观支持(1~22分)、主观支持(8~32分)以及支持利用度(3~12分),每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支持度越好。
1.2.3干预方法针对患者所表现出的ASD症状以及相关因素分析结果,本研究采用以下干预方法对患者进行院内干预:①安全管理:对住院治疗的妇科肿瘤患者进行全面的安全管理,干预人员选择恰当的沟通、接触方式询问患者每日行动计划,或是否需要下床活动等,叮嘱患者应警惕危险活动项,避免剧烈运动,在院内可能发生危险事件的地点如楼梯、厕所等张贴安全提示,尽可能使患者在活动过程中集中注意力。②健康教育:定期开展关于妇科恶性肿瘤的知识讲堂,依据患者临床资料,组织对应病理类型的患者听讲,鼓励患者多参与讲堂,学习基础病理学知识;讲堂内容根据疾病知识、治疗方法以及治疗原理等内容展开,尽可能以简易易懂的语言向患者提供讲解各项内容,使患者更加深入了解疾病特点、发展过程与治疗过程,树立患者信心。③心理干预:及时了解患者心理需求,尽可能与患者建立友谊关系,以朋友的身份走进患者内心,在与患者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捕捉患者的动作、表情以及异常行为,引导患者口述身体的不适感,为患者耐心讲解不适感可能的产生原因,疏导其不良情绪。④生活管理:为患者制定健康的生活方案计划,包括饮食、活动、环境等因素在内,在病房内为患者播放柔和、轻快的音乐,帮助患者睡眠,缓解精神压力。
1.2.4SASRQ评估标准SASRQ共计3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0~5分的6级评分方式,依据条目所描述的内容,可将量表的条目分为分离症状(10项)、回避症状(6项)、再体验症状(6项)、高警觉性症状(6项)、社会功能损害(2项),量表总计150分。以评分中位数作为分组标准,将入组患者中评分<中位数的患者归入稳定组,将评分>中位数的患者归入研究组。
1.3统计学分析所有统计学资料都采用SPSS21.0专业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以[例(%)]表示。单因素分析: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而所有的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所有统计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临床资料与心理状况比较研究组中家庭平均月收入4000元、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化疗次数3次的患者占比明显低于稳定组,SASRQ、HAD评分明显高于稳定组,CD-RISC、SSRS评分明显低于稳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年龄、肿瘤类型、婚姻状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两组患者临床资料与心理状况比较[x±s,例(%)]
2.2影响ASD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将两组患者资料中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家庭平均月收入(OR=1.689,P=0.005)、教育水平(OR=1.613,P=0.014)、化疗次数(OR=1.409,P=0.005)、CD-RISC评分(OR=1.175,P=0.037)与患者ASD表现为正相关(P<0.05);SASRQ评分(OR=0.723,P=0.032)、HAD评分(OR=0.533,P=0.007)与患者ASD表现为负相关(P<0.05)。见表2。
表2影响ASD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2.3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况比较干预前,研究组患者CD-RISC评分、SSRS评分明显低于稳定组,HAD评分明显高于稳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CD-RISC评分、HAD评分、SSR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况比较(x±s,分)
3、讨论
3.1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心理现状在周洪等[11]的研究报道中对324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进行了调查评估,结果发现,无论是哪种妇科恶性肿瘤,重度焦虑患者占比都接近10%,其中乳腺癌重度焦虑患者占第一位;而在朱琴[12]的研究中则认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在肿瘤首发、首确诊的患者中极其常见,且痛苦的治疗过程同样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美国综合癌症网络将这种心理现象归纳为“癌症相关心理痛苦”[13]。目前,我国仍未有权威机构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全面的心理健康筛查,但各项临床研究报道已显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现状不容乐观。ASD作为心理疾病中症状表现较为明显的一种,其具有的潜伏性、突发性等特点可能使患者在短期内形成心理障碍,继而影响后续治疗。因此,早期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ASD进行干预,有益于患者预后。
3.2本研究分析结果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中家庭平均月收入4000元、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化疗次数3次的患者占比明显低于稳定组,SASRQ、HAD评分明显高于稳定组,CD-RISC、SSRS评分明显低于稳定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该结果表明,在不同程度的ASD患者中,其经济水平、文化水平以及心理状态等均表现出了差异性,以上因素可能是ASD的相关影响因素。为此,进一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得到相关性,结果显示:家庭平均月收入(OR=1.689,P=0.005)、教育水平(OR=1.613,P=0.014)、化疗次数(OR=1.409,P=0.005)、CD-RISC评分(OR=1.175,P=0.037)与患者ASD表现为正相关(P<0.05),而SASRQ评分(OR=0.723,P=0.032)、HAD评分(OR=0.533,P=0.007)与患者ASD表现为负相关(P<0.05),该结果与单因素分析结果表现出一致性,且与杨蕊等[14]的研究结果类似。经济压力是肿瘤患者心理压力较为直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多数患者口述心理压力时,首先提到的是肿瘤治疗费用为家里带来的经济负担过大,类似“得病都是次要”“如果太贵不如不治”等消极的思想并不少见;而对疾病缺乏根本的认知,对“癌症”产生的恐惧心理则是最为直接的因素,这种心理影响与患者受教育程度也存在相关性,在张英丽等[15]的研究报道中也发现,文化水平越低的肿瘤患者心理弹性越低,其应对肿瘤时所产生的希望感、自信心表现也越弱。而从本研究进行的心理状态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同样存在心理弹性与明显的不良情绪发生情况。为此,需要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例如,采用有效的健康教育,可使文化水平较低的患者获取基本的病理学知识,使其认识到如乳腺癌、宫颈癌等肿瘤的患者只要在早期及时发现并接受良好的治疗,其5年生存率以及总体预后是较为良好的,并非不可治;而由于ASD的症状表现可能使患者出现精神茫然、发呆等现象,这种症状在患者日常活动中较为危险,因此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的安全管理,避免危险情况发生;同时,为患者制定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与患者沟通,使其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均可改善其心理状态。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研究组患者CD-RISC评分、SSRS评分明显低于稳定组,HAD评分明显高于稳定组(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CD-RISC评分、HAD评分、SSRS评分无明显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该结果表明经过针对性的干预后,ASD较为严重的患者心理状态得到明显改善,其心理弹性得到提高,不良情绪得到缓解。
综上所述,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ASD与经济、文化水平以及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相关;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干预,可有效缓解患者ASD症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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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董国琴,彭银琴,黄节红.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急性应激障碍相关因素及干预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2025,40(12):2267-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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