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道德判断是人类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须从青年期开始培养。通过基于道德判断的ETIC模型来分析公安院校学生的道德判断特性,并比较与普通大学学生异同,发现公安院校学生对每一种道德情境(中性×中性、中性×负性、负性×中性、负性×负性)的道德判断都更加宽容,但实际负性情绪更高。由此证明,公安院校学生能较好控制情绪,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更依赖于认知加工,倾向于理性思维主导的道德判断。公安院校学生正义感强,自身情绪稳定,利于以公平正义的方式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
道德判断是道德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定义上看,道德判断指的是个人对涉及道德层面的行为进行评判的能力,是根据内在的道德评判准则,并且通过评判的结论逐步作出反应的能力[1]。对同一事件的道德评判,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表现也各不相同。比如,“群众有难,警察就来帮忙”,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可以定性为道德上的优势,但一个事事亲力亲为的警察,其道德水准是否优于普通民警,并非可以进行单一认定。尤其是非警务警情较多的现实下,将警力更多用于非警务警情,很可能会影响紧急警情的及时处置。
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同时行使国家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因而社会对警察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和执法公正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警察示众的决策对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社会道德风尚建设、他人的道德判断影响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安院校学生作为共和国预备警官,处于培养道德判断力的重要时期,此阶段接受的教育将会深刻影响其未来的道德标准与处警方式,因此,我们有必要聚焦公安院校学生道德判断特性。本研究将基于ETIC模型探究公安院校学生的道德判断特性。
一、ETIC模型
ETIC模型也称道德心理模型,其中“E”代表情绪唤醒(emotional arousal),“T”代表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IC”代表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2]。该模型指出了个体从面临道德情境到形成道德行动的合乎逻辑的心理过程,纵向剖析这些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及交互作用。ETIC模型认为,道德判断的形成既含有许多情感成分无意识的道德直觉,也结合了人类对“情感和理性”的思考,即认知系统和情感系统共同参与了道德判断。
道德直觉是指个人在进行道德实践时,不进行深思熟虑直接给出回答,也不采取行动[3]。道德直觉不涉及任何有意识的认知加工,使个人可以快速地进行情感上行之有效的(好/恶、好/讨厌)、直观的、有意识的道德判断。所以,初期道德直觉[3]的形成主要是受感情因素的影响,而并非受逻辑推理的影响。
在对道德情境有初步判断后,个体便会进行认知处理和情绪处理,前者是审慎、自觉、受控的道德推理过程;后者是道德直觉快速、无意识、自动化过程,两者并行但又相互竞争[4]。竞技的结果是道德评判的结果,道德判断的关键是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一种涉及对行为者的因果责任(即行为者是否造成了伤害),另一种涉及对行为者的心理状态(即行为者是否有意造成了伤害)的评价。
ETIC模型理论涉及情绪唤醒、心理理论、抑制控制三个部分[5],它为道德判断理论的建立与完善指明了明确的预测方向,从而促进了人们对道德认识与实践的进一步理解。公安的工作性质导致民警面对的主要是不法犯罪分子,处理的案件大多偏向负面道德信息,以往研究表明,ETIC模型在评价对象上——有伤害行为的道德——具有较高的精准度,适合于公安民警的道德判断特性的评估[2]。
二、方法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面向浙江省普通大学①学生和公安院校学生两类人群开展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52份。综合参考青少年道德判断特性与ETIC模型,结合本研究目的编制调查问卷。问卷由ETIC模型中的情绪唤醒、心理理论、抑制控制等三块内容构成,经预调查后定稿并发放,由调查对象匿名填写后回收。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中,男生149人(59.10%),女生103人(40.90%);普通大学学生112人(44.40%),公安院校学生140人(55.60%)。本研究将公安院校学生作为实验组(n=140),将普通大学学生作为对照组(n=112),数据分析主要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对普通大学学生与公安院校学生的道德加工方式进行统计分析与比较。
(二)实验设计
实验开始时,为被试展示一种道德困境与一种道德判断情景,问卷将对道德事件加以说明,分别由每位被试对材料进行认真阅读和独立思考,阅读结束后进行评分。
1.道德困境任务
该环节中所采用的道德困境材料为车祸困境[6],情境如下:
你在县城里开车,正在让行前方抱着孩子的母亲时发现刹车失灵了。现在你唯一能够避免碰到她的办法就是强行变道,不过变道的方向上有一个正在过马路的老奶奶,如果变道,你很有可能会撞到她。此时,你变道到老奶奶的方向,希望避开母亲和婴儿。你对这种变道的情况接受度有多大?
每个被试必须对材料中该行为的道德接受程度从1(特别不理解)到7(特别理解)的七点量表上评分。比较公安院校学生与普通大学学生之间在合适性与道德接受程度上的不同。
2.道德评判任务
该环节共包含4个不同的道德评判情境材料:未产生损伤(中性意图、中性结果)、意外损伤(中性意图、负性结果)、损伤未遂(负性意图、中性结果)以及损伤已产生(负性意图、负性结果)[7],如表1所示。
表1四种不同的道德评判情景材料
本研究选择了认知发展论和道德归因论中使用的两种评估系统[7],以研究大学生在道德判断中利用意图和结果信息的方式。研究主要为行为的好坏程度,旨在探讨公安院校学生以及普通大学学生在道德判断中加工心理状态信息与因果关系信息的方法。
实验采用2(组别:公安院校学生、普通大学学生)×2(意图:中性、负性)×2(结果:中性、负性)三因素混合设计,因变量为行为的好坏程度以及情绪唤醒的程度。被试须在阅读道德判断材料后分别采用了1(一点也不坏)至7(非常坏)的七点量表对行为的好坏程度进行评价;同时还需使用-5(非常不悲伤)到5(非常悲伤)的十点量表对阅读后的情感感受进行评价。
(三)数据分析
1.对于是否选择的行为合适性判断
以材料中被试回答“不合适”的比例为因变量,来分析被试的道德判断倾向。整体而言,公安院校学生作出不容许判断的比例为32.14%,普通大学学生作出容许判断的比例为22.32%。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公安院校学生和普通大学学生的道德评判倾向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1.98,p>0.05),这也表明,普通大学学生和公安院校学生作出判断的心理判断路径[7]没有显著差异。
2.基于对七点评分的容许度的判断
对被试在车祸困境中行为的容许度[7]的平均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公安院校学生和普通大学学生在道德评判上的容许度存在不同,公安院校学生(M=3.68,SD=1.66)比普通大学学生(M=3.23,SD=1.87)对不容许的判定比率更高(t=-1.40,p<0.05)。
(1)好坏程度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意图主效应(F=83.54,p<0.01,η2=0.08)和结论主效应(F=26.16,p<0.01,η2=0.02)都比较明显,组别的主效果并不明显(F=3.73,p>0.05,η2=0.00),即意图好坏和结果好坏对道德判断都有影响,组别对道德判断影响较小。
意图方面,公安院校学生组中性意图的道德好坏分值(M=4.07,SD=1.45)显著小于负性意图的道德好坏分值(M=4.98,SD=1.62),普通组中性意图的道德好坏分值(M=4.33,SD=1.58)显著小于负性意图的道德好坏分值(M=5.22,SD=1.70),说明负性意图下的道德分数较中性意图更低;结论方面,公安院校学生组中性结果的道德好坏分值(M=4.25,SD=1.58)显著小于负性结果的道德好坏分值(M=4.80,SD=1.50),普通大学学生组中性结果的道德好坏分数(M=4.47,SD=1.79)显著小于负性结果的道德好坏分数(M=5.06,SD=1.69),说明负性结果下的道德分数较中性结果更低;组别方面,公安院校学生的道德好坏分数(M=4.53,SD=1.54)只比普通大学学生的道德好坏分数(M=4.73,SD=1.74)略低。
(2)情绪唤醒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普通大学学生组,意图主效应对于公安院校学生组显著不明显(F=6.67,p<0.051,η2=0.00);结果主效应显著(F=43.87,p<0.01,η2=0.04);组别的主效果并不明显(F=0.21,p>0.05,η2=0.00),即意图好坏和结论好坏对情绪唤醒的判定均有影响。
意图方面,公安院校学生组中性意图的情绪唤醒分数(M=5.86,SD=2.27)和负性意向的情绪唤醒分数(M=5.45,SD=2.65)的数据差异不大,普通组中性意图的情绪唤醒分数(M=5.96,SD=2.61)比负性意图的情绪唤醒分数(M=5.50,SD=4.10)高,说明对于普通大学学生而言,负性意图比中性意图有更负性的情绪;结果方面,公安院校学生组中性成绩的情绪唤醒分数(M=9.21,SD=2.24)显著高于负性成绩的情绪唤醒分数(M=5.09,SD=2.70),普通组中性结果的情绪唤醒分数(M=6.80,SD=2.61)显著高于负性结果的情绪唤醒分数(M=5.16,SD=4.10),说明对于两类人群而言,面对负性结果比面对中性结果都有更负性的情绪;组别方面,公安院校学生的情绪唤醒分数(M=5.65,SD=2.47)只比普通大学学生的情绪唤醒分数(M=5.73,SD=2.80)略低。组别的差异可能不存在于每一种意图条件之中,如在中性意图与中性结果下,两组被试的判断之间并不存在差异。
三、对策建议
在“有困难找警察”标语的指引下,警察处理的民事纠纷种类颇多,其中非警务类警情占比显著增高,运用法律无法统一解决的矛盾频发,此时警察秉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原则应当充当和事佬的身份,以妥当的方式调解邻里矛盾,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而现阶段网络涉警舆情复杂多变,若因警察处理不当则易导致公安机关形象被恶意污名化。基于此,就公安院校学生该如何在学校里培养执法思维,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明确警务核心价值,提高法治素养
警务核心价值是秩序与安全,考虑社会利益和价值是警务工作必须遵从的原则。又由于警察执法环境复杂、执法对象多样,难以对个体情形做出统一、确切的标准。因此公安院校大学生当提高法治素养,以法律为基本点,将维护治安秩序作为第一要义,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为首要目标,从警察的职能定位出发,在问题分析上继续保持客观理智,就事论事。
(二)超越功利主义,注重培养人性化执法思想
办案不能只追求效率,照着法律套前人经验。当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在实践中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解决问题,认识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实战中增长阅历,尝试站在群众立场看待问题,尊重相对人的主体价值和遵循社会一般理性认知标准的方式执行法律并服务于相对人。
(三)紧跟主旋律,构建贴近主流价值观的道德规范
公安院校学生依旧处于个人道德观未定型阶段,道德观念仍存在一定可塑性。当今多元道德观的冲击下学生或许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道德迷失,出现冷眼旁观的倾向。因此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立足点,构建向善向美的道德观,并适当参与道德建设的宣讲与交流,将“十六字”(1)要求在实践中逐步落实,知行合一,构成全方位的“德、能、勤、纪、廉”价值体系。
四、结论
本研究发现,相比于普通大学学生,公安院校学生被道德情境激发出更多的负性情绪,但在较好的抑制控制下,这种负性情绪没有被过度唤醒,并且公安院校学生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更依赖于认知导向的道德加工方式,更倾向于理性思维主导的道德判断[8]。本研究结果提示,公安院校学生较普通大学学生拥有较强正义感,且对于自身情绪控制能力较强,不容易被情绪影响判断结果,为将来在履行职责中做到公平正义奠定了重要基础。由此更加彰显了公安院校持续教育学生在警务实践中培养执法思维,保持自身情绪稳定,以合理公正的方式处理警情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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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202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公安民警与普通群众的道德判断特性差异:基于ETIC模型”(编号:202211483005x); 2023年度公安部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公安民警抗逆力的动态评估与数字化干预体系建设研究”(编号:2023LL29)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郭扬意,叶枝.基于ETIC模型的公安院校学生的道德判断特性分析[J].西部学刊,2024,(20):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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