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职业教育，尤其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双元制职业教育，通过借助于企业实践与职业学校学习的合作模式，充分开发个体职业方面的潜能，为个体从学校进入社会、从学生转变为技能人才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且能够持续发展路径的同时，也搭建了德国教育界人才培养供给与职业界人才使用需求的桥梁，成为德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以2018年为例，德国进入职业教育系统的学生达722684人，其中三分之二的学生（494539人，68.4%）选择的是根据《职业教育法》（BBiG）或《手工业条例》（HwO）开展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四分之一的学生（178718人，24.7%）选择的是全日制职业学校的健康、教育和社会类职业，其余少数（49427人，6.8%）进入其他形式的学校职业教育[1]。如此众多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尤其是占比百分之六七十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毕业生，后续发展路径如何？是否有获得高级（职业）资格的渠道？是否能与学术教育毕业生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环境中的前景。

德国职业教育界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探索，找到一条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即发展并完善职业进修教育体系（德国职业进修教育一般包含适应性进修和晋升性进修，本文所指的职业进修教育主要是涉及其中的晋升性进修，它是通过提升职业技能而获取高级职业资格的渠道），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获取更高级别的资格与能力铺就道路。德国2020年所实施的新版《职业教育法》修订的核心之一就是完善职业进修教育体系，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梳理并讨论德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背景下德国职业进修教育体系的新发展及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及应对，同时反思其建设意义与价值，为其他国家建设高级职业资格获取渠道、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及协调发展各种教育类型提供经验参照。

一、德国新版《职业教育法》修订的背景与目的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在世界范围来说都算是一个成功模式，且在国际上受到高度重视。数十年来，它以质量保证和需求导向的方式为企业和社会提供了合格的实践专家，也创造了可靠的个人职业机会，是确保德国年轻人在欧盟失业风险最低的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现代化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德国尝试通过制定法律来更新和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其中最有力的法律工具就是《职业教育法》。

德国《职业教育法》于1969年颁布实施，进入新世纪后，德国于2005年对《职业教育法》进行了重大修订，2007年也修订过一次，并于2020年再次实施新一轮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自上一次（2007年）修订以来，近年来德国职业教育内外部发生了一系列转变。

第一，学术化倾向。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一直是德国学生获取资格最常见的选择，尽管近年来签订的学徒合同数量趋于稳定，但年轻人仍倾向于选择通过大学学习实现学历提升，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数显著增加。据《2018年职业教育报告》统计，自2013年以来，德国大学新入学者人数一直高于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新生人数[2]。这一趋势势必将导致专家型技术工人的进一步短缺。

第二，培训岗位供过于求。2017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提供的培训岗位数量增加了1.5%，但签订的培训合同数量仅增加了0.6%。这也就意味着，每100位对职业培训感兴趣的人有105个职位可供选择。培训岗位的剩余表明了双元制职业教育学生数的结构性短缺，在缺口长期存在甚至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未来德国职业岗位缺少职业合格的实践专家情况的出现是完全可以预计的。当前，由于培训岗位供过于求的情况存在地区和部门上的分布不均，一些地区和行业的申请者短缺已经是一个重大挑战。

第三，德国资历框架（DQR）对职业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德国资历框架作为各级各类资格评价、认证与转换的透明性工具，对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确立、职业教育体系的纵向延伸、职业资格高级化发展、职业资格与学术资格等价沟通等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事实性影响。特别是对《职业教育法》和《手工业条例》中的职业进修教育领域来说，德国资历框架对进修教育资格体系的结构化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数字化发展的影响。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发展正在改变职业本身，同时也在改变对从业人员的能力与资质要求。与此相对应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也将以来自职业界最新的标准要求为导向，调整教育教学目标、内容与形式，以更好实现人才供需匹配，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3]。

对于德国职业教育发展来说，有效应对自上一次修正案以来社会经济领域、教育及职业教育自身方面重要的发展趋势，建立满足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未来发展需求并具有全球价值的法律框架至关重要。此次德国《职业教育法》修订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促使更多的学徒和企业进入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保障技术技能人才队伍持续、稳定地发展。这也是德国经济得以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

二、法律框架修订下的德国职业进修教育新发展

（一）职业进修教育作为修订重点之一

德国《职业教育法》根据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通用术语来规范职业准备教育、双元制职业教育、职业进修教育和职业转行教育。一方面，《职业教育法》是前述四类职业教育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所依据的监管框架，规定了监管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人员、教育企业的资质以及主管机构（通常是行会）考试委员会举行的毕业考试等；另一方面，它作为特殊的劳动法规定了职业教育合同的详细信息以及职业教育关系中参与人员的权利和义务。BBiG还包含有关职业教育组织的规定（例如确定“主管机构”），并为官方职业教育统计提供法律依据。最后，BBiG还定义了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的组织和任务（BBiG目录结构如表1所示）。

为更新职业教育和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德国《职业教育法》确立和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而平衡的相关措施，包括直接在BBiG中确定学徒最低津贴，促进非全日制职业教育培训，加强高级资格化的职业教育培训等。其中，为了加强高级资格化的职业教育培训（“höerqualifizierendenBerufsbildung”），先前在联邦条例实践中制定并由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推荐的三级职业进修阶梯在此次修订中也直接固定于BBiG之中（如表1所示）。根据BBiG或HwO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法律条例认可毕业证书的情况，这些阶梯具有统一且独立的资历名衔：“经考试认定的职业行家”（GepruefterBerufsspezialist）、“专业学士”（BachelorProfessional）和“专业硕士”（MasterProfessional）。这三级阶梯同时也符合德国资历框架的资格归入，分别对应DQR5级、6级和7级。

表1德国《职业教育法》（2020年版）目录结构

BBIG通过统一和具有吸引力的资历名衔三阶梯对职业进修教育毕业证书进行监管。为了防止滥用这些资历名衔，实施了与大学学位头衔保护相当的保护措施。例如，以往的“师傅”及相类似的职业称谓，在此次修订后可以通过新的统一资历名衔对相应称谓进行补充，从而进一步加强其头衔地位。该头衔名称也显示出与大学学位相比的等值性，其中后两阶梯分别与学术学士、学术硕士等值。同时，这些阶梯还旨在为《进修教育促进法》（Aufstiegs-BAföG）中计划的资金投入扩展创造必要的法律基础。这些促进措施也进一步保障了高级职业资格人员在技能提升方面的必要物质基础。

职业进修阶梯在BBIG中的法律确立，也标志着职业晋升性进修教育的结构化发展，职业进修教育成为具有统一资历名衔、有吸引力、透明的针对高级职业资格的职业教育培训。它一方面体现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直接体现了与其他资格化渠道毕业证书的对等性。这为等值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树立了明确的政治和社会标志。在职业教育培训与大学学习之间进行选择的年轻人所获资格证书的吸引力和“可解释性”大大提高。与学术资格体系相比，职业教育培训的竞争劣势逐渐减少。国内与国际的高级资格化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生涯机会、劳动力市场机会和流动机会将得到提升。尤其是中型企业对职业资格化的专业人员和领导人员的需求将得到充分确保。

表2联邦《职业教育法》关于“职业进修教育”的条款变动

（二）职业进修教育的修订结构与内容

职业进修教育在类型上隶属于非学历继续教育的范畴，在阶段上从属于职业（初始）教育基础上的高级资格化教育阶段。职业进修教育的核心教育目的是为那些有志于获取高级职业资格、实现职业生涯持续发展的人员提供优质多样的教育培训。虽然在之前已发展的职业进修资格体系中，已经做出了三阶梯的结构化设计，但在《职业教育法》或《手工业法》中并没有基于这些阶梯来构建职业进修教育。新版德国《职业教育法》与上一版相比，其目录结构上呈显著变化的主要就是“职业进修教育”的板块（如表2所示）。此次修订相对于在上一版而言，增添了第三级子目录，对职业进修教育体系中的条例、资格、考试、证书等进行了更为细致、具体的规定。

处于进修教育第一阶梯的“经考试认定的职业行家”，典型的如“专业咨询者”（Fachberater）是某行业内精通专业的外部代表，与资历框架第五等级的专业化水平相对应，以通过认可的教育职业毕业证书为准入条件，要求学习者在深化职业（初始）教育中获得的技能、知识与能力的基础上达成相应资格的学习成果要求，考试内容需要能够确定其是否加深和补充了在职业（初始）教育中获得的职业行动能力，通过职业进修教育第一阶梯考试后才能被授予“XX职业行家”资历名衔。按照BBiG和HwO的要求，其学习时间应不少于400小时，但参加课程并不是职业进修教育考试的前提，资格授予的考核指标主要在于学习成果的掌握情况，学习形式也并不做明确限定，课堂教学、自学或实践学习形式均可。德国的高级资格化资历名衔享有与大学学位毕业证书相当的规定保护，只有通过进修教育第一阶梯或者同等价值考试的人员才能被授予该头衔，不得违规及不正当使用。

处于进修教育第二阶梯的“专业学士”，典型的如专业管理人员（Fachwirt）是某行业内的承担中层的面向行业的事实性、组织性和管理性任务的领导，工业师傅（Industriemeister）是资格化的工业技术领导，专业师傅（Fachmeister）是某一非工业技术的专业领域师傅（如酒店师傅）等，这些资格与资历框架第六等级的专业化水平相对应，以通过职业进修教育第一阶梯考试并获取相应证书为准入条件，要求学习者在深化第一阶梯考试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基础上，花费不少于1200小时的学习时间，掌握承担专业型和领导型职能，组织独立控制、执行管理流程，并对员工进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技能与能力，通过职业进修教育第二阶梯考试后，才能被授予“XX专业学士”资历名衔。第二阶梯的进修学习同样没有规定具体学习形式，学习形式并不纳入考试、考核的范畴。该资历名衔也只能授予通过进修教育第二阶梯或者同等价值考试的人员。该阶梯的职业资格在三级阶梯中数量最多，也最为核心，可以通过职业进修学校，如在专科学校（Fachschule）的学习来获取，对于那些完成职业（初始）教育毕业生来说，是唯一的国家性非学术化的继续教育形式，能够直接通向资历框架的第六等级，与学士学历相等值。相比而言，行会主管的大部分继续教育形式都只能通向第五等级。

处于进修教育第三阶梯的“专业硕士”，典型的如考试认定的企业经营人员（GeprüfterBetriebswirt），他们作为专业管理人员或专业经营人员承担独立的管理任务。职业教育者（Berufspädagoge）是具备IHK进修教育二级毕业证书或者高校毕业证书作为企业职业和劳动教育与培训的策略性专家，与资历框架第七等级的专业化水平相对应，以通过职业进修教育第二阶梯考试并获取相应证书为准入条件，要求学习者在深化第二阶梯考试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基础上，花费不少于1600小时的学习时间，掌握除了适当的专业知识外作为责任领导在组织或处理新的复杂任务和问题（例如流程和产品开发）时所需的新技能、知识和能力。第三阶梯是进修教育的最高层，形成企业管理人员或IT工程师等职业的继续教育，促进对于企业管理层面必需的多方面的领导能力提升。通过职业进修教育第三阶梯考试，才能被授予“XX专业硕士”资历名衔。同样，该资历名衔也只能授予通过进修教育第三阶梯或者同等价值考试的人员。

这三级阶梯或层级代表了不同领域的垂直“晋升路径”，例如对于工商行业领域来说，可具体划分为商务分支、工业技术分支和IT专业领域。该体系不是封闭的体系，转行者也有诸多可能性[4]。

三、德国职业进修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反应

根据BBiG和HwO，职业进修教育体系隶属于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同时又相对独立地自成系统。针对学徒、技术工人等的职业（初始）教育和其后以授予正式高级资格为目标的职业进修教育在教育内容、标准要求、教育产出上呈现相互承接的关联性。在德国也面临着技术技能人才紧缺的当下，参加职业进修教育并顺利获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相对于中等职业资格的持有者甚至是同等学术资格的持有者而言，享有更高工资水平和更低的失业率。相比于同等级的学术型毕业生而言，高级职业资格的毕业生能够更早地承担高要求的专业任务和领导任务。开展职业进修教育是提升技术技能人才整体质量水平、优化人才结构、缓解用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有力举措。然而，从目前职业进修教育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职业晋升性进修在第三级教育阶段的资格化供给竞争中其实具有明显的竞争劣势，并且在国家和国际资格化和劳动力市场上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一）职业进修资格的国内认可度不一

德国先前的职业进修资格的文凭多达200多种，但这其中除了像“师傅”一类的高级资格形象外，剩下的许多晋升性进修证书尚不充分或根本不为公众所知。其他被大家熟知的证书一般并没有完全归属于职业教育范畴，另外的如“服务型技术员”（Servicetechniker/in）和“药品代表”（Pharmareferent/in）则被认为是职能称谓而非资格称谓，“企业经营人员”（Betriebswirt/in）通常归属于学术毕业人员，“技术员”（Techniker/in）非特定的话也归属于学校毕业人员等，即各行各类的职业进修资格具有不同的规范化程度和透明度，且较难区别是否是职业进修教育领域的独特资格。

《职业教育法》中新划定的三级资历名衔：（经考试认定的）职业行家、专业学士、专业硕士的修订虽然得到多数行业的支持和肯定，但表示“基本赞同”的远多于“完全赞同”，而“完全否定”的则远多于“部分否定”的。争议焦点是：对高等教育学术学位的刻意模仿，容易导致丢失职业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这一优势；引起与传统职业称谓的冲突，而只能采取传统职业称谓加三级资历名衔的表述方式；新的学位制度与传统职业进修资格无法完全匹配而导致失去吸引力[5]等问题。

（二）职业进修资格的吸引力度仍有限

在过去的十多年，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升和民众受教育水平的高移化，德国大学的入学机会也在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以获取学术性资格。这一趋势直接导致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降低，而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另一条获取资格的路径，正在日益被人们忽视。

对于当前实施职业进修教育的专科学校来说，总体来看，其学生数量较少，主要涉及如下原因：一方面，近年来经济形势较好，失业率持续下降，所有的劳动力都被充分利用，在此状况下，只有较少的人员会进入职业继续教育系统。另一方面，大学学习通道对职业通道来说也形成竞争，因为大学毕业学历在社会上总体上还是获得了较高的价值，并且德国在国际教育比较中的高等教育低入学率在近些年来也有所改善。但就其结果来说，人们有时也称之为“学术化妄想”[6]，因为实际情况表现为，许多年轻人进入大学学习，但也有许多人从大学辍学，且没有获得任何学历或职业资格。对于这些人而言，则走上了从学术道路转向职业教育培训的冤枉路。随着学术化教育的推动与发展，当前的最新发展也显示，经济界对政治层面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职业教育继而又重新获得重视。经济界需要职业教育毕业的人才，并且也觉察到学士等学历毕业人员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人。

（三）职业进修资格的国际通用性较弱

职业教育中的晋升性进修具有区域特色，目前只在德语区国家较为通行。相应的资格证书在其他国家的资格体系中主要是通过大学学习来获得的，甚至在欧盟的博洛尼亚进程中更为集中地统一以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的身份完成。虽然德国或德语区的职业教育可以自豪地宣称，其他国家通过大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德国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来实现，但在国际资格比较时，学历性的资格仍是主导的资格类型。随着欧洲一体化和世界全球化日渐深入，尤其是国际范围内活动和招聘的中层领导职位至少需要学士学位或者同等学历，因此较为明显的是，非学历性的职业资格证书必然不占优势；而对于职业晋升性进修的毕业生如果在德语区以外的国家应聘的话，则会因为个人需要对职业资格类毕业证书的等值性解释压力而受到歧视。非学历高等职业教育实际上并没有获得与学位文凭一致的价值，这也进一步导致了职业进修资格吸引力的降低。

由上述可知，虽然德国职业进修资格及教育体系得到了较大的促进与发展，但依旧面临着内外部的诸多挑战。这些发展挑战需要职业进修教育体系在未来做出系统反应。一些已经考虑并着手的方面包括如下3个。

第一，与学术型高校进行合作。职业晋升性进修的提供者寻求并通过与国内外大学的合作，或者通过拟获取学士或硕士学位目标群体的大学学习与进修教育进行组合来提高其地位。然而，这也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方面，在德国技能形成体系与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是两条并行的路径，走职业晋升路径的传统目标群体一般未获得普通大学入学资格；而另一方面，这些合作或组合渠道的毕业生主要是以学术毕业证书为主进入劳动力市场，其晋升性进修所获资格事实上成了“以实践为导向的附加资格”，因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品牌其实排在了第二位。与学术型高校开展的各种普职融合的学习形式也是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一。

第二，部分职业教育的“学术化”转换。在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除了如双元制职业教育等较多依赖于行业企业的内部技能形成体系外，一些其他的职业教育资格化类型已经实现或正在努力通过可选方案来实现“学术化”，例如“护理”专业。

第三，作为第三级教育阶段的独特资格体系。如果德国职业晋升性进修体系持续发展甚至得到加强，那么根据BBiG和HwO进行的晋升性进修将很快成为欧盟乃至德国全国范围内最后一套位于第三级教育阶段但未与国际衔接的学士和硕士制度的资格化体系。

四、总结与思考

总体而言，德国新版《职业教育法》修订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一体化优化设计和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资格体系的规范发展和高层次职业资格的建构提供法律上的支撑和多方面的保障，是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该修订尤其对职业进修教育体系的结构化设计，对当前学术化倾向和数字化发展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民主化社会发展、教育公平和个性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一）对于职业教育本身而言，职业进修教育结构化设计提供规范和明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第一，进一步规范了职业进修文凭的管理与认证。如前所述，德国先前的职业进修文凭及名称多达200多种，如汽车服务技术员、过程管理者、专业管理者、专家型商务人员、企业管理者等。新修订的职教法通过设立透明化的职业进修阶梯，将之前的200多个职业进修文凭名称统一到该框架下，有利于结束职业进修文凭任意增长的现象，明确职业进修文凭所属的类型与等级，规范文凭的认证和授予行为。因此，在德国高级资格化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中，通过联邦统一的法律法规定义了三个透明的且具有统一性和国际可理解性毕业证书的职业进修教育阶梯，学习者通过学习达到了相应的学习成果要求，不仅保留原有的资格名称，还须在原名称之后加上以三阶梯职业资格证书名称进行统称的资历名衔。此外，进一步发展了进修规章的监管体系，通过单独的法规防止滥用这些资历名衔。

第二，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等值性和吸引力。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计划通过增强德国职业晋升性进修所颁发的高层次职业资格的透明度来提高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等值性，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7]。这也意味着，在德国资历框架中，职业晋升性进修的第二和第三阶梯：专业学士和专业硕士与高等教育的学士和硕士学位等值，并在DQR中处于同一层级。通过引入“专业学士”和“专业硕士”，提高了职业资格与学历资格在国际上、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可比性和等值性。将来，国内外企业的招聘人员应该能够更轻松地比较学历资格与职业资格，并且可以直接识别出德国职业教育资格证书的价值。此外，在职业资格中添加的独特性、描述性词汇“Professional”，也进一步消除了与学术性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混淆。

国家层面正式的资格授予、等级确认和类型确立进一步提高了高级职业资格在社会生活、职业世界和教育领域的说服力度和证明效度，为学习者在职业生涯中的晋升和在学业生涯中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因此，高级资格化职业教育为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以面向未来和有竞争力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了职业教育。

（二）对于社会及个人发展而言，职业教育形成学历与非学历两条并行的高级资格化路径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总体上设计了两条路径，既有相对独立的依照职业能力发展规律的职业路径，如由职业（初始）教育转向职业进修教育，也有职普相互结合的融合路径，如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双元制大学（DualeHochschule）、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等。从德国职业进修教育面临的挑战来看，职普融通/融合是折衷调合且国际普遍的发展趋势。为应对新工业革命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复合型人才与高级资格人才需求的增长，除了德国在原有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内继续发展学历和非学历的高等职业教育外，纵观其他职业教育典型国家，也在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如英国的学徒制体系在初、中层次的学徒制的基础上，也在大力发展高等学徒制，甚而是学位学徒制，使得学徒不仅能够获得职业资格，更能获得完整学位[8]；我国也正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职业教育的路径延伸至职教本科、专业硕士等。

针对《职业教育法》修订对职业进修教育体系做出的新设计，职业进修教育一方面保持相对独立的高级职业资格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尝试与学术教育进行沟通与转化，以应对国际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挑战以及满足终身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德国职业进修教育的新发展塑造了中级职业资格人员走向高级职业资格的贯通路径，也保障了在职人员具备持续、系统的再学习和职业晋升机会，逐步实现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统筹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巫锐,陈洪捷.德国《职业教育法》修订的新动向及其争议[J].比较教育研究,2020,(03).

[2]关晶.英国学位学徒制︰职业主义的高等教育新坐标[J].高等教育研究,2019,(11).

文章来源：谢莉花,余小娟.德国新版《职业教育法》修订背景下职业进修教育的发展与挑战[J].中国成人教育,2021(09):45-51.

基金资助：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课题“职业教育‘1+X’证书制度改革研究:职业资历框架的构建与应用”(项目编号:20YJC880107,主持人:谢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