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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影响因素分析

2025-03-25 6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为临床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卵巢癌患者在康复检验过程中的焦虑抑郁情绪，采用单因素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结果 137例卵巢癌患者参与调查研究，回收有效样本134份，有效回收率为97.81%。134例卵巢癌患者中，有负性情绪的100例，占比为74.63%，其中存在焦虑情绪的卵巢癌患者100例，占比为74.63%，存在抑郁情绪的卵巢癌患者93例，占比为69.40%。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负性情绪的卵巢癌患者和无负性情绪的卵巢癌患者在厚发肿瘤淋巴结远处转移（TNM）分期、康复压力、康复检验环境适应性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M分期Ⅳ期、有康复压力、不适应康复检验环境是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出现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P<0.05或0.01）。结论卵巢癌患者在康复检验过程中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检出率较高，且TNM分期Ⅳ期、有康复压力、不适应康复检验环境是其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临床需要有针对性的缓解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

关键词：
临床观察
卵巢癌
发病率
心理健康状况
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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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影响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卵巢癌发病率呈逐年递增趋势，死亡率在妇科恶性肿瘤中居于前列[1-2]。因心身医学的快速发展，心理健康状况和妇科肿瘤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基于长期临床观察，作者团队发现卵巢癌患者心理问题表现最明显、情绪变化最激烈的时期是在康复检验过程中。因此，作者团队通过对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旨在为调整卵巢癌患者负性情绪及相应干预措施提供思路，以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死亡率。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2019年1月~2022年12月濮阳县人民医院收治的卵巢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均经病理检查确诊，并符合相关诊断标准[3-4]；（2）病历资料完整；（3）患者及家属对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孕妇；（2）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或自身免疫性疾病；（3）肝肾功能不全；（4）近一月接受过激素、免疫、抗生素等治疗。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共137例。研究经濮阳县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编号KY2019-01-01）。

1.2方法

1.2.1研究方法（1）一般资料收集。通过搜集相关文献，结合临床经验，再与专家探讨之后，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具体包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平均月收入、医疗付费方式、居住地、独居情况、原发肿瘤淋巴结远处转移（Tumor Nodes Metastasis,TNM）分期、康复压力、康复检验环境适应性，上述问题被调查人员均按照自己的实际状况填写。（2）负性情绪评定。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Scale, 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Scale, SDS）评定患者焦虑抑郁情绪[5]。SAS及SDS均由20个条目组成，采用Liket 4级评分法。SAS评分标准：＜50分为正常；50 ~ 60分为轻度焦虑；61 ~ 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SDS评分标准：＜53分为正常；53 ~ 62分为轻度抑郁；63 ~ 72分为中度抑郁；≥73分为重度抑郁。评分越高说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SAS的Cronbach'sα 系数为0.81，SDS的Cronbach'sα 系数为0.84。根据SAS评分、SDS评分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负性情绪，存在焦虑和（或）抑郁情绪的患者均视为存在负性情绪。

1.2.2质量控制

对研究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分为若干调查小组，每个调查小组均配置两名研究人员。调查采用面对面方式进行。在调查的过程中向被调查人员详细说明调查内容及注意事项，由被调查人员独立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137份，在剔除填写不完整的3份之后，共回收有效问卷134份，有效回收率为97.81%。所得研究数据由两人分别输入到电子数据库，并相互校对数据，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1.2.3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c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情况

134例卵巢癌患者中，有负性情绪的患者100例（74.63%）。所有患者中存在焦虑的患者100例（74.63%），其中轻度焦虑37例，中度焦虑18例，重度焦虑45例。所有患者中存在抑郁的患者93例（69.40%），其中轻度抑郁9例，中度抑郁33例，重度抑郁51例。

2.2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有负性情绪的卵巢癌患者和无负性情绪的卵巢癌患者在TNM分期、康复压力、康复检验环境适应性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表1-1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表1-2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3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卵巢癌患者是否存在负性情绪为因变量（有负性情绪=1，无负性情绪=0），将表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2。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M分期Ⅳ期、有康复压力、不适应康复检验环境是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出现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P＜0.05或0.01）。见表3。

表2自变量赋值情况

表3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卵巢癌作为女性三大恶性肿瘤之一，由于缺乏有效早期诊断手段，患者在就诊时往往已处于晚期[6]。根据临床经验，近年来患者5 a生存率已有所提高，但大部分卵巢癌患者在生存期间可能存在复发风险。当病变仅限于I期的卵巢癌，约90%的患者可以通过手术和化学治疗治愈；即使病变在II期，扩散到骨盆，70%的患者可以治愈，但当已经扩散到整个腹腔或超出腹腔外的远处转移时，不到30%的患者可以治愈，且复发机率明显增高，I期约10%患者复发，II期约30%患者复发，III期和IV期约85%患者复发[7]。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对预防女性高发肿瘤复发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多种体液特别是具有血液循环释放特征性肿瘤信号的生物标记物，可将恶性肿瘤的诊断窗口前移，实现早诊早治。在术后康复检验过程中，卵巢癌患者可能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怀疑自己此次的检验结果是否高出正常值、是否存在复发的风险，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8]。因此，作者团队研究了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为改善卵巢癌患者预后提供参考。

研究发现，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有负性情绪的卵巢癌患者占比为74.63%，存在焦虑情绪的卵巢癌患者占比为74.63%，存在抑郁情绪的卵巢癌患者占比为69.40%。表明大多数卵巢癌患者在康复检验过程中存在负性情绪。分析原因可能为，确诊较晚、高复发率、高死亡率和难以治愈的卵巢癌均会引发患者负性情绪[9]。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M分期、康复压力、康复检验环境适应性是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出现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P＜0.05或0.01）。分析原因可能为：（1）TNM分期。患者病情越严重，通常需要更具侵袭性的治疗方案（如化学治疗、放射治疗、手术），这些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如疲劳、恶心、身体变化等）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10]。面对诊断和不确定的未来，患者可能体验到强烈的失控感与无助感，对治疗效果感到焦虑。可通过提供定期的心理咨询和团体支持，帮助患者表达和管理情感；同时，实施个体化的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身体康复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11-12]。（2）康复压力。经过手术和其他治疗，患者会经历身体机能下降、疼痛、疲劳、药物副作用等，对自己的康复进程质疑，产生失望和无助感。而且患者对康复的期望可能与实际的进展不一致，产生对自身情况的不满和挫败感，进而加剧抑郁和焦虑情绪。临床应根据患者的个体需求，制定并调整康复计划，确保身体康复的同时关注心理健康。此外，鼓励患者适度参与体育锻炼和社交活动，改善患者负性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13-14]。（3）康复检验环境适应性。康复检验环境通常是临床环境，具有冰冷、无生命的特点，陌生的设备和技术术语会让患者感到不安和紧张，尤其是对于需要反复进行的项目，身体的不适和程序的重复性可能加剧其心理负担。加之有些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对自身病情的变化感知不强，进而在检验中感到焦虑。因此，提供一个更为人性化和温馨的检验环境，增强患者对检验程序的理解，提高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质量，有助于缓解患者对康复检验环境的焦虑感[15]。

综上所述，卵巢癌患者在康复检验过程中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检出率较高，且TNM分期Ⅳ期、有康复压力、不适应康复检验环境是其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临床需要有针对性的缓解卵巢癌患者康复检验过程中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但由于研究样本量有限，无法全面代表所有卵巢癌患者的情况，且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调查设计，未能探讨卵巢癌患者负性情绪的动态变化及其长期影响，未来可以增加研究样本量，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和统计功效，同时定期跟踪患者的情绪变化，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卵巢癌患者情绪波动与康复进程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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