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分析对肺部曲霉菌感染患者实施不同微生物检验的诊断价值。方法66例疑似肺部曲霉菌感染患者为研究样本,所有患者分别进行三种不同微生物检验[痰液培养、(1,3)-β-D葡聚糖(G)试验、半乳甘露聚糖(GM)试验]。以病理诊断结果作为金标准,观察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诊断结果,比较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诊断效能及菌落分型检出率。结果66例疑似患者中,经病理诊断49例为肺部曲霉菌感染(阳性),17例为其他病菌感染(阴性)。痰液培养诊断阳性45例、阴性21例;G试验诊断阳性44例、阴性22例;GM试验诊断阳性47例、阴性19例。痰液培养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9.59%、64.71%、75.76%、86.67%、52.38%,G试验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1.63%、76.47%、80.30%、90.91%、59.09%,GM试验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5.92%、100.00%、96.97%、100.00%、89.47%。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GM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高于痰液培养及G试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9例阳性患者中,经病理诊断侵袭性肺曲霉病(IPA)12例,寄生型26例,过敏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11例。痰液培养检出IPA10例(83.33%),寄生型22例(84.62%),ABPA7例(63.64%),总计检出39例(79.59%)。G试验检出IPA9例(75.00%),寄生型24例(92.31%),ABPA7例(63.64%),总计检出40例(81.63%)。GM试验检出IPA11例(91.67%),寄生型26例(100.00%),ABPA10例(90.91%),总计检出47例(95.92%)。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菌落分型检出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GM试验的菌落分型检出率高于痰液培养及G试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对肺部曲霉菌感染的诊断上,微生物检验可提供准确数据,但在不同微生物检验中GM试验的诊断结果更有可靠性,在肺部曲霉菌感染检验中的诊断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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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曲霉菌感染,尤其是由曲霉菌引起的IPA,是一类严重的真菌感染疾病,对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群体构成了重大威胁。随着免疫抑制治疗的广泛应用、器官移植和癌症治疗技术的进步,IPA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1]。由于IPA的临床表现多样且无特异性,加之缺乏快速、准确的诊断方法,导致该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面临重大挑战。微生物检验作为诊断IPA的重要手段,其在早期识别、准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传统微生物学诊断方法——培养法和显微镜检查法,虽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但其耗时长、敏感性不足和特异性差[2]。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技术的发展,新的微生物检验技术应运而生,极大地提高了IPA的诊断能力。特别是GM试验和G试验等血清学方法,因其较高的敏感性和非侵入性特点,已成为IPA诊断的重要辅助手段[3]。这些方法不仅能够为临床提供快速的诊断信息,还能够监测治疗效果和评估疾病预后。本研究旨在探讨微生物检验在肺部曲霉菌感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比较不同检验方式在肺部曲霉菌感染早期诊断、治疗监测和预后评估中的作用。本研究期望为临床医生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诊断信息,以指导临床实践,改善患者治疗效果,最终提高肺部曲霉菌感染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为2023年1月~2024年1月,以66例疑似肺部曲霉菌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37例,女性29例;年龄介于24~63岁之间,平均年龄(43.52±6.66)岁。纳入标准:患者均为肺部感染患者;无恶性肿瘤疾病;有肺部感染临床典型症状;临床资料完整,可进行后续回访;患者及家属对研究内容知悉并签字确认。排除标准:合并全身性感染者;免疫系统疾病者;伴有认知障碍,不能有效沟通者;中途退出者。1.2方法 所有患者分别进行三种不同微生物检验,包括:痰液培养、G试验、GM试验,具体如下。
1.2.1痰液培养
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用力咳出深部痰液,避免口腔分泌物的污染。使用无菌、带盖的容器收集痰液标本。采集的痰液应呈现黄色、灰色、血性或铁锈色,且浑浊、稠厚,呈现团块状。检查痰液的颜色、透明度和粘稠度,排除不合格的标本。对标本进行显微镜检查,确保白细胞数量>25个/低倍镜视野,鳞状上皮细胞数量<10个/低倍镜视野。使用生理盐水对痰液进行洗涤,以去除不必要的上呼吸道菌群。加入胰蛋白酶溶液,消化90min,以分离病原体。根据怀疑的病原体类型选择合适的培养基,如Sabouraud葡萄糖琼脂(SDA)对于曲霉菌的培养。将处理后的标本接种到培养基上,并根据培养基要求调整培养条件(如温度、CO2浓度等)。记录菌落的形态、颜色、大小和生长速度。使用乳酚棉兰染色,通过显微镜观察真菌的形态学特征。
1.2.2G试验
用无菌技术,通过静脉穿刺采集患者的血液样本3~5ml,使用含有EDTA或其他抗凝剂的采血管,以防止血液凝固。将采集的血液样本在2000~3000g力下离心10~15min,以分离血浆,将上层血浆转移到新的无菌试管中,避免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污染。根据检验试剂盒的要求,对血浆样品进行适当稀释,将稀释后的血浆样品在60~70℃下孵育10min,向孵育后的血浆样品中加入G试验试剂,该试剂含有能够与G反应的特定因子。将试剂与样品混合后,放入专用的检验设备中进行反应,在特定波长下测定反应混合物的吸光度(OD)值,以定量检验G的含量。使用已知浓度的G标准品制备标准曲线,根据标准曲线和检验结果,判断样品中G的浓度是否超过设定的阳性阈值,如果检验结果超过阳性阈值,表明可能存在侵袭性真菌感染,如果检验结果低于阈值,表明未检验到G,可能排除侵袭性真菌感染。
1.2.3GM试验
通常采集血液标本,包括血清或血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采集肺泡灌洗液(BALF)或其他体液。准备GM试验试剂盒,通常包括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或其他免疫学检验方法所需的所有试剂和缓冲液,将处理后的血浆或血清样品加入试剂盒的反应板中,按照试剂盒说明书的要求,将反应板置于适当的温度和时间下孵育,以允许GM抗原与抗体结合。使用试剂盒提供的洗涤液清洗反应板,去除未结合的物质,加入与GM抗原-抗体复合物结合的酶标记二抗,再次孵育,加入底物产生颜色反应,颜色的深浅与GM抗原的浓度呈正比,使用停止液终止酶的活性。使用酶标仪测定每个孔的OD值,并与标准曲线比较。根据试剂盒提供的参考值或标准曲线,判断样品中GM的浓度是否超过阳性阈值。
1.3观察指标
以病理诊断结果作为金标准,观察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诊断结果,比较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诊断效能及菌落分型检出率。灵敏度=真阳性/(真阳性+假阴性)×100%,特异度=真阴性/(真阴性+假阳性)×100%,准确度=(真阳性+真阴性)/总例数×100%,阳性预测值=真阳性/(真阳性+假阳性)×100%,阴性预测值=真阴性/(真阴性+假阴性)×100%。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处理计算。结果数据均为计数资料,表述方式为百分比(%),组间验证采用χ2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诊断结果
66例疑似患者中,经病理诊断49例为肺部曲霉菌感染(阳性),17例为其他病菌感染(阴性)。痰液培养诊断阳性45例、阴性21例;G试验诊断阳性44例、阴性22例;GM试验诊断阳性47例、阴性19例。见表1。
2.2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诊断效能比较
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GM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高于痰液培养及G试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痰液培养与G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
2.3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菌落分型检出率比较
49例阳性患者中,经病理诊断IPA12例,寄生型26例,ABPA11例。痰液培养检出IPA10例(83.33%),寄生型22例(84.62%),ABPA7例(63.64%),总计检出39例(79.59%)。G试验检出IPA9例(75.00%),寄生型24例(92.31%),ABPA7例(63.64%),总计检出40例(81.63%)。GM试验检出IPA11例(91.67%),寄生型26例(100.00%),ABPA10例(90.91%),总计检出47例(95.92%)。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菌落分型检出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GM试验的菌落分型检出率高于痰液培养及G试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痰液培养与G试验的菌落分型检出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3。
表1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诊断结果
表2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诊断效能比较
表3三种微生物检验方法的菌落分型检出率比较
3、讨论
肺部曲霉菌感染是一种由曲霉菌引起的肺部疾病。曲霉菌是一种真菌,常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如土壤、腐败植物和堆积物中。在某些情况下,曲霉菌会进入人体,引发感染[4]。曲霉菌感染通常发生于免疫系统低下的人群,包括接受器官移植、化疗或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以及艾滋病患者。对于肺部曲霉菌感染,及时的诊断和治疗非常重要,以减轻症状、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5,6]。本研究主要分析在对该疾病诊断时微生物检验的临床准确性,并通过对比不同微生物检验方式,为患者寻找最佳诊断检验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在对疑似患者分别进行三种不同检验后,GM试验的检出率高,诊断效能最佳,寄生型的检出率可达到100.00%。现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痰液培养在肺部曲霉菌感染中是一种传统的检验方法,该方法通过将患者的痰液样本培养在适合曲霉菌生长的培养基上,然后观察和鉴定培养的细菌或真菌。痰液培养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操作复杂、时间长、技术要求高,且对细菌或真菌生长的环境要求严格,有时会出现假阴性结果[7,8]。G试验是通过检验血清中的(1,3)-β-D葡聚糖水平来间接诊断曲霉菌感染。(1,3)-β-D葡聚糖存在于除隐球菌和接合菌之外的所有真菌细胞壁中,因此该检验方法可检验是否感染曲霉菌。该方法具有非侵入性、操作简单、结果迅速的优点,能够提供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然而,G试验不能直接确定感染部位和感染程度,且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假阳性结果[9,10]。GM试验是针对半乳甘露聚糖的检验,该物质是由曲霉属真菌产生的一种胞外抗原。由于GM试验的高度特异性,可以准确地检验出曲霉菌感染,避免了其他微生物感染的干扰,因此具有较高的检出率。GM试验对曲霉菌感染具有较高的灵敏度,能够检验到对曲霉属真菌普遍产生的GM抗原的低水平。这种高灵敏度使得在早期感染阶段就能够发现病原菌的存在,提高了检出率。GM试验不仅可以判断样本中是否存在曲霉菌感染,还可以通过测定GM抗原的浓度来评估感染的严重程度。这样的定量分析可以为医生提供更准确的信息,指导治疗方案的选择和调整。
综上所述,不同微生物检验在肺部曲霉菌感染的诊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痰液培养可以提供病原菌种类和数量信息,G试验可以快速检验曲霉菌,GM试验具有快速准确的特点,且GM试验的诊断效能更高。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结合多种检验方法,综合评估判断是否发生曲霉菌感染。
参考文献:
[1]宋谦,罗丹.肺部曲霉菌感染应用微生物检验诊断的效果分析.当代医药论丛,2023,21(19):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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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陈丽娟,郑丽衡.微生物检验对肺部曲霉菌感染的诊断价值[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25,19(16):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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