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伦理作为一种发展时间尚短的道德理论不可避免会受到质疑。在诸多质疑声中，一个比较普遍的质疑是：作为一种从家庭、友情等私人领域的经验及其价值出发的道德理论，关怀伦理是否能扩展至更广的社会乃至全球领域，为其中的道德问题提供建议？弗吉尼亚·海尔德（VirginiaHeld）是当代西方关怀伦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学者之一，但国内目前对其关怀伦理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海尔德的关怀伦理思想，分析和论证关怀伦理何以可能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从而对关怀伦理所面临的这一质疑做出回应，也为国内对海尔德关怀伦理的研究略做添补与推进。本文分为三步。针对关怀伦理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扩展，不同学者所持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扩展的可能性，即根源于私人领域的“关怀”如何可能从心理上扩展至公共领域的陌生他者？二是这种扩展的合理性，即诉诸关怀会导致对权利要求的忽视甚至放弃。论文第一步即是基于海尔德的关怀伦理，分析它对这两个问题能如何回应；在回应了关怀伦理的这种扩展所受的主要质疑之后，论文第二步移至海尔德的关怀伦理理论本身，通过分析其理论的核心观念，来理解由这些核心观念构建而成的关怀伦理为何不限于私人领域，而是适用于更广的社会乃至全球领域；第三步，以关怀伦理在限制市场和国际暴力问题上能提供的建议为例证，海尔德进一步为关怀伦理适用于公共领域辩护。

一、关怀伦理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论证

关怀伦理根植于女性主义背景。基于真实且普遍的经验，每个人在婴幼儿时期都被关怀过，否则生命不会延续。并且，每个人在生命的特殊时期，例如生病及年老时期，都需要他人的关怀。关怀伦理采用女性在关怀实践中（尤以育儿活动为主）的经验，解释并强调内含于关怀实践中的价值，表明主流道德理论在处理关怀实践的道德方面的不足，进而考虑将关怀的观点普遍化到对更广的社会及全球领域中的其他道德问题的思考。关怀伦理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这种扩展受到诸多质疑，而这些质疑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关怀伦理以这种方式扩展的可能性。关怀伦理产生于对女性所从事的多种关怀实践（尤其是育儿活动）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的理解和重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关怀关系的范例。那么，“存在一个真实的问题，即我们是否以及为什么可能期待来自这些个人案例的见解转移到更广的世界并影响我们对贫困、不平等，以及饥饿这些全球问题的回应？”[1](650）因为首先，这种转移存在相当大的心理问题。“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和家庭所有的关怀，在其本质上，是特别的，不容易扩展至不认识的他人，或普遍地扩展至更广的世界。”[1](650）迈克尔·伊格纳提夫（MichaelIgnatieff）这样表达这种观点：“我们在我们的不同、我们的个体性、我们的历史、我们特别的义务文化正确的传播中认识到我们的人性。没有身份是我们能从我们的普遍性中认识到的。没有那种例如爱人类的东西，只有爱这个人，因为那些原因，在这个时间，并不在其他任何时间。”[2](42）因此，在私人领域的个人、面对面关系中产生的关怀是否可以从心理上扩展至不认识的他人或扩展到整个人类是不清楚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关怀伦理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的合理性。对这种合理性的质疑主要出于对诉诸权利的辩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关怀伦理应用到整个社会范围，社会聚焦于关怀而不是正义，基于权利的要求会被削弱[1](651-652）。而尤其对女性而言，诉诸关怀而减少或反对对权利和正义的要求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策略，早期女性主义的许多成功就是通过诉诸权利和正义获得的。正如安妮·菲利普斯（AnnePhillips）所说：“同情不可能代替正义和平等的公正性，因为同情潜在地限于那些我们能理解的人———因此那些最像我们自己的人。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会是一条冒险的追求之路，正是跨越似乎不可通过的不理解和不同的障碍对平等的要求，产生女性主义传统。”[3](147）权利和正义论证在改善许多人包括女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做出了很多贡献，关怀伦理放弃基于权利的要求是一种很冒险的尝试。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以海尔德为代表的关怀伦理能如何回应。海尔德所理解的关怀伦理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女性主义道德进路，它对关怀的价值的重视产生于对例如抚养小孩和照顾病弱等关怀实践中所包含的大量劳动的女性主义意识。关怀伦理最初的某些构想的确更多地关注私人领域，并且关怀的有些相关价值在个人背景中能最为清楚地得到理解。但是，“它已经被作为一种不仅与所谓的家庭和友谊这种私人领域，而且与医学实践、法律、政治生活、社会组织、战争和国际关系相关的道德理论来发展”[4](9）。包括海尔德在内的当代西方主要的关怀伦理学者，如萨拉·拉迪克（SaraRuddick）、卡罗尔·吉利根（CarolGilligan）、内尔·诺丁斯（NelNoddings）、霍安·特朗托（JoanC.Tronto）、伊娃·琦黛（EvaFederKittay）以及菲奥娜·鲁滨逊（FionaRobinson）等，都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关怀伦理与社会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相关性进行了论证。例如，在关怀伦理与国际政治的相关性上，拉迪克说明关怀伦理对构建和平政治的意义[5]；海尔德基于关怀的观点理解国际暴力并为如何更好地解决它提供建议[6]；在关怀伦理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性上，特朗托探讨建立制度化关怀的最好形式及其对社会制度改革的建议[7]。关怀伦理从女性主义者对关怀工作所提供的大量经验的关注开始，但其研究不停留和局限于私人领域的关怀活动，而是早已扩展至更广范围的社会乃至全球领域问题，并尝试基于关怀的价值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

关怀伦理重视大量关怀实践中的价值并探索它们对人类生活各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诚然，这些关怀实践包括家庭或友情中的关怀实践，但也包括医院、学校、慈善组织等公益性质的机构中的从业者，以及用许多其他方式提供关怀的其他行业中的工作实践[4](31）。关怀伦理所强调的价值即是所有这些类型的关怀实践所共有的价值，包括敏感、共情、对需求的回应、团结以及信任等。相应地，关怀伦理要求扩展至陌生人的关怀，并非仅限于家庭或友情背景中特殊的关怀，而是所有类型的关怀实践共有的价值所组成的关怀。因此，关怀并不局限于家庭或友情等私人领域，而是存在于社会的医疗、教育、慈善及各种营利性质的行业中，存在于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和经济领域中。诚然，关怀在家庭或友情等私人领域的关系中最明显也最强烈，但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相对较弱的关系仍然具有需要关注与回应需求、关心彼此的实际情况等特征。关怀伦理所提倡的关怀，就是用所有类型的关怀实践共有的价值，例如信任、相互关心、相互考虑等，评价与指导关怀实践和社会各领域的活动，是对每个人需求的敏感与共情并用有效和负责任的方式回应。

第二个问题，关于关怀伦理在权利论证上的立场。海尔德反复说明，关怀伦理承认并重视正义和权利在确保基本权利和提高人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与重要贡献，它反对和批判的是正义和权利论证主导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领域。诚然，权利在近半个世纪取得了卓越的进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权利被严肃对待并作为国际法的一个真实的部分。在确保人们的基本权利和提高人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权利论证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权利论证有其局限和脆弱性。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持续死于饥饿和可预防的疾病，“大约整个人类的一半人口活在严重的贫穷中，并且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严重或有生命威胁的贫穷中……大约所有死亡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年1800万，是由于与贫穷相关的原因”[8]。因此，通过声明所有人有获得充足的食物、医疗保健、安全以及教育的权利是不够的，它取得了多少成效也是不清楚的。而如何在全球背景下实现所有人的这些权利一直是充满争议的问题，这要求经济安排、政府政策以及关于各种团体的利益的认识的巨大重建。实现这种重建所需的东西远远超过单个国家的法律系统，也远不能在权利的基本法律概念中得到。

因此，海尔德认为，“至少对许多问题，一种专注于关怀而不是权利的进路可能是一种有前景的替代选择”[9](625）。正义和关怀都是重要的道德价值，但关怀更为基础。因为没有关怀，不可能有生命，人类不能没有关怀而生存。正义是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之一，但没有正义，许多生活（例如家庭和友情）也依然继续[4](72-73）。没有对所有其他人一定程度的关怀的道德考虑，不可能有任何道德和道德理论。只有社会成员间已经存在充分的关怀，正义关系才能形成。因为“没有足够的我们关心社会中的同胞成员被得体地对待，不会有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去使一种法律、政治系统或权利实施运作”[9](625）。“权利和法律属于社会领域之内的一个有限领域，它必定由至少有点关怀的关系组成。”[9](625）关怀在这种关系中是微弱的，但却是必需的。因此，关怀“提供更广且更深刻的伦理，正义应该在其中被寻求”[4](17）。但是，“尽管关怀是更根本的价值，关怀伦理自身很可能并没有提供充足的理论资源来处理正义问题。在其适当的范围中，因其相关的问题，正义伦理或许是我们所寻求的最好的理论”[4](17）。可见，关怀伦理并不反对权利及其重要作用，在它们适合的领域，海尔德将其视为高度合理的。她强调的是权利和正义不是道德应该关注的所有方面，关怀的要求具有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的道德价值。

由此，针对关怀伦理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的可能性与合理性的质疑，海尔德的关怀伦理给出了回答。关怀伦理要求扩展至他人的关怀，并不是私人领域中特殊的关怀，而是用所有类型的关怀实践共有的价值，包括敏感、共情、对需求的回应和信任等，指导和评价我们回应他人需求的关怀实践，并为社会其他领域的活动提供建议。关怀伦理并不反对正义和权利的重要作用，它质疑的是权利和正义论证几乎主导道德生活的全部领域。权利也有其局限和脆弱性，在许多问题上，关怀伦理会是更好的替代选择。

那么，海尔德的关怀伦理理论本身，对关怀伦理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的可能性，能提供哪些论证呢？

二、关怀关系为个人、社会及国际层面的关系所预设和需要

作为一种独立的道德理论，关怀伦理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于它基于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关系。“在我们阐明关怀的时候，我们需要依据关怀关系来理解它。”[4](36）关怀的价值包括敏感、共情的回应、信任等，这些价值体现于关怀关系中。“关怀关系要求对需求的回应、敏感、共情，以及信任。”[4](44）处于关怀关系中的人，关心彼此的幸福，关注并尊重对方在身处的具体情境中的真实需求，并寻求用有效的方式回应和满足这些需求。海尔德认为，不仅家庭或友情等私人领域中的个人关系，社会及全球领域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同样需要关怀关系的维系。因为社会的法律和政治系统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已经存在充分发展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将社会成员联系起来。而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必定由某种程度的关怀关系组成和维持。因为只有社会成员间存在足够的信任、相互关心、相互考虑和团结，他们才会将彼此视作同一团体、社会或民族中的一员，从而愿意在彼此之间寻求一致、关心并尊重彼此的权利和利益追求。因此，权利和正义原则得到承认和尊重的社会基础，是社会成员间已经存在某种程度的关怀关系。

相反，家庭或友情等私人领域中的个人关系如果仅以个人利益和权利的实现为目标，社会范围内的成员或团体如果将彼此的利益和权利视为对抗关系，这些领域中的关系都将难以维系。而关怀“表达了伦理上重要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我们对彼此重要，将人际关系转变成某种超出存在论的必需或野蛮的生存的东西”[10](1）。关怀关系所要求的信任、团结、对需求的敏感与回应，是形成和维持个人及社会范围内的各种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一种充分关怀的社会关系中，关怀的道德价值被承认和重视，在此基础上，社会及其每个成员得以在正常运作的经济与法律系统中追求和实现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一个所有人的权利都能得到尊重的社会或国家得以形成、发展和凝聚。“更为远隔的人之间较弱但仍然明显的关怀关系使他们能足够信任彼此以和谐地生活并尊重彼此的权利。”[4](43）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依然能和平共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双方信任彼此会共同遵守国际协议与约定，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彼此的承认和关心。

因此，关怀关系并不是仅仅被家庭或友情等私人领域的个人关系所需要，社会的法律系统和政治体制之中及其正常运作、不同国家间的和平交往都预设并依赖一定程度的关怀关系。并且，人对关怀的依赖也使关怀关系成为一种必需。基于真实且普遍的经验：被关怀过的经验，是关怀伦理作为一种独立的道德理论区别于正义理论或德性伦理的另一独特特征。每个人都有被关怀过的经验，同时也对特定的人付出过不同程度的关怀劳动。在早年时期，所有人都是需要关怀的，并且仍然在整个人生从根本上依赖他人。儿童、生病或年老的人、残疾人以及所有从事无报酬或低报酬的关怀工作的人等，都在他们生活的许多方面严重依赖他人不同程度的关怀。任何人在成为能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个体之前，都有很长时间处于与他人的关怀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每个人对关怀不同程度地依赖的事实，都使个体需要处于与他人的关怀关系之中维系已有的关怀关系并培养新的可贵的关怀关系。这种对关怀关系的需要并不为私人领域的个人所特有，它也为处于更广范围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所需。关怀伦理认识到人类相互依赖的深层现实，以及以关怀关系为基础构建与维持社会关系的真实需求，因而建议在个人与更广的社会层面建立并扩展关怀关系，用关怀的价值理解和处理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

关怀关系是海尔德关怀伦理的核心，它要求对需求的回应、敏感与共情，并以信任为特征。关怀关系所具备的这些道德价值和特征，使它成为个体的基本生存、社会的正常运作以及和谐的国际关系等得以维系的前提和必备条件，这使关怀伦理为私人领域、社会及全球领域所需要。进而，海尔德以关怀伦理在限制市场和国际暴力等问题上能提供的建议为例，进一步为关怀伦理并不限于私人领域，而是适用于更广的社会及全球领域作论证。

三、关怀伦理与人类面临的社会及全球问题相关

针对关怀伦理与社会问题的相关性，海尔德以关怀伦理为限制市场提供依据为例证。作为人类社会运作的一种规则，市场规则逐步并正在加速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和几乎所有种类的人类活动的依据。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出现了：哪种类型的活动应该或不应处于市场中并被市场规则支配？市场的界限在哪里，而回答应基于什么道德理由？康德主义道德为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约束，但只要在尊重权利所设定的限制内，许多市场行为都会被允许。功利主义几乎会允许所有活动进入市场，只要它能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康德主义道德或功利主义都没有提供根据，决定例如医疗保健、儿童护育、教育以及文化生产这些领域是否应该由市场价值引导。海尔德认为，用关怀伦理及其相关价值，例如敏感、共情、责任感、承担责任的价值等，能更充分地判断市场的界限，为市场所忽视的相关价值提供基础。[4](119)

在关怀伦理的理解下，肩负重要社会责任、对社会变革方向有根本影响的公共和私营企业，都不是也不应该以商业收益为首要目标。即使市场是公平且有效率的，教育、儿童护育、医疗保健、文化生产以及保护环境等活动都应该外在于市场，以关怀的价值为导向，用关怀的方式回应人们的需求。“因为市场不能表达和促进对这些活动很重要的许多价值如彼此共有的关怀的关心。”[4](120）产量、效益以及成本等市场目标，不应是衡量教育的价值的标准，为每个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才是学校教育的最高优先事务；非公共教育机构的非营利属性和目标应该有更多的政策支撑；医疗保健和儿童护育需要提供的不只是个人消费的商品，它更需要表达相关社会机构对其脆弱和依赖的成员的关心；新闻媒体和电视网络等文化表达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提供公民进行批判性评价所需要的信息；艺术和娱乐应主要因为审美价值和有价值的人类乐趣而创造；文化应该是创作者的想象的自由呈现，它激发对仍有争议或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创造性解决；等等。关怀伦理理解限制市场的紧迫性，它要求经济活动的转变。人类的社会交往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中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经济发展应该满足人类的真实需求并提供所有人所需的关怀。

作为一种全面的道德理论，关怀伦理同样能为全球领域中的问题，例如如何面对恐怖主义、战争等国际暴力的威胁提供指导。从关怀的观点来看，恐怖主义例证了关怀的失败，它“不仅有对权利的侵犯，而且有我们称为人类同胞感的一种整体缺乏，恐怖主义者对潜在受害者的关心或共情的缺乏”[11](350）。关怀伦理引导我们培养与暴力的受害者产生共情的能力，它要求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诉诸暴力的人，而不是用处理恐怖主义惯常的方式，通过全面谴责和过度的军事力量打击和清除恐怖分子。海尔德认为，“处理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因素是理解如何使潜在的募兵远离暴力的道路”[6]，而不是频繁地使用武力和战争这种自身就是暴力的方式。

注意并回应他人的需求，是关怀内含的价值。关怀伦理能帮助我们倾听并试着理解他人的观点，用尽可能非暴力的方式禁止暴力，致力于阻止暴力而不是清除暴力分子。“自身是暴力的突然反应在减少暴力上，远没有耐心和关怀的长期努力有效。”[6]关怀伦理尊重维持和平与避免暴力冲突的需求，关注保护生命与促进相互依赖的人类的整体幸福。它要求国家间在面对冲突时，致力于阻止和限制而非消除和毁灭彼此；在处理暴力时，不导致超出必需数量的毁坏和伤害；用尽可能少的必要武力去限制冲突，从而使国家间的和解仍然可能。正如拉迪克所指出的，“许多母亲知道很多军事积极分子忘记的事情———破坏的能力可以震慑和使人敬畏，但强迫意愿是微妙的、最终协作的工作”[12]。关怀伦理鼓励国家承担起和平解决冲突的责任，用非暴力的方式协商处理争议。尊重国际法是处理恐怖主义、战争等国际暴力需要诉诸的重要途径。信任是关怀内含的另一重要价值，依赖国际法处理国家间的冲突和争议需要培养国家间的信任，以促进相关国家之间对彼此的利益、目标与恐惧的深入了解与共情。这要求各种类型的跨国界的努力：培养和平和防止暴力的主体；建立国家之间预防暴力的约定和措施，在导致暴力前协商解决问题；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安排及国际组织，缓和国际政治与经济不公；等等。对每一个国家而言，防止暴力的关键在于建立非政府网络及其文化、经济、教育、环境、科学以及社会福利形式的协作制度，扩展它们的影响以更多地表达关怀。[13]

四、结语

关怀伦理并不局限于家庭或友情等私人领域，而是能够扩展至更广的社会及全球领域，为其中的道德问题提供建议。它要求扩展至社会及全球范围的关怀，并非私人领域中特殊的关怀，而是用敏感、共情回应需求以及信任等价值，理解、评价与指导社会的道德生活，并用有效和负责任的方式回应他人的真实需求。并且，关怀伦理并不反对正义和权利论证，它批判的是正义论证像传统上一直所是的那样，主导道德思考的整个范围而不给其他道德思考方式任何空间。海尔德的关怀伦理所致力的，是关怀关系和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能对人类道德生活产生更广泛且更深刻的影响。这种思考与处理道德问题的新的理论进路，以不同于传统的正义理论或德性伦理的方式提醒我们，为什么应该前进，以及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

刘念,李萍.关怀伦理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何以可能——以弗吉尼亚·海尔德的关怀伦理为视角[J].道德与文明,2020(03):10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