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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视角下电子货币的思考探究

  2020-10-27    13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对电子货币进行考量,是舍弃货币的有形外衣去洞悉无形背后的属人性。电子货币在“互联网+”时代的伦理出场,蕴含着固有的关系本体性,不仅凸显货币“人与人关系”之本质,而且推动拓展了新的“关系”维度。在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对电子货币伦理基础的建构,有赖于信用的高度发展以及对信任的普遍认同。鉴于被信任的对象归根结底还是交换背后的主体——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稳固性,电子货币在人的主体性确证和共同体普惠性推动两个方面彰显了特有的伦理关怀。然而在明晰电子货币伦理价值的同时,我们又应当理性地看到隐含的伦理风险。在瞬息支付误区、自我认知错位、内心扩张越界等潜在风险的交错之下,更需要把握好电子货币消费的道德性与合理性边界。因此,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如何正确认知、深刻理解电子货币这一货币新形态,如何理性地使用它,成为伦理学,尤其是经济伦理学直面时代问题的迫切任务。

  • 关键词:
  • 互联网金融
  • 伦理学
  • 异化
  • 电子货币
  • 货币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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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以创新高效、广泛便利为基本特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开放、平等、普惠为基本特征的货币经济关系和社会道德交往样式。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电子货币如同在它之前出现的其他货币形式一样,不仅具有伦理内涵,而且以特有的伦理关怀凸显着伦理价值。然而在如何正确认知、深刻理解以及理性看待和使用电子货币问题上,人们又容易陷入价值的迷误,从而引发伦理异化。


一、电子货币的伦理本质:一种“关系本体”的建构


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到纸币,再到电子货币,货币表现形式的变化深刻地揭示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这既是社会需求更迭上升的结果,又是货币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心理深刻改变的过程。在广义上,电子货币是一切以电子信息形式完成的货币支付价值,是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货币形态。在本质上,电子货币以数字信息为基本内容,构建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间“关系本体”的伦理联系。

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货币,原本就是舍弃了货币的具体可感性,分析货币背后与人密切关联的社会关系的属性,从而揭示出货币的属人性。[1]从哲学的角度分析电子货币,原本也就是“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是用抽象力去关注电子货币这一非实物形态社会存在的本质属性。而货币与电子货币的伦理本质遵循着这样的逻辑进路得以体现:人是货币主体,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货币是主体关系的连接中介,体现着一种伦理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写道: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做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中介的那个东西,也在我和对我来说的他人的存在之间充当中介。对我来说他人就是这个意思”[2]。也就是说,货币是连接人与人的关系中介。对货币属人本质确证的深刻把握,关键在于对“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3]这一现象的正确认知。要把握“货币是一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必然产物”[4]的根本属性,明晰这种关系本体的内涵在电子货币时代并未随着货币物理形态的消失而改变。

一方面,电子货币的出现拓展了交往的范围,深化了交换的内涵,使得人们对货币的内在需要不断提升。而人们对货币的需求越强烈,对货币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就越发带有默认性,就越倾向于在潜意识中接受货币,且不必过于在意货币究竟以何种形式出现。因为实现交换与交往过程的“归根结底不是物,而是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与此相关的领域中,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5]。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联系的中介,只是在电子货币时代从有形跳跃成无形。

另一方面,在广义制度观的视角下,货币是“一种个体和整体的关系”,既是一种制度[6],又是一种秩序。首先,它是经济伦理生态实现和维护的关键。“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有序社会的内在组成元素和不可或缺的刚性因素。”[7]有人说,在现代社会,货币之于人,有如空气之于人。具有制度属性的货币是维系现代社会经济伦理生态的平衡与良性运行的根本因素之一。其次,它是社会关系进行拓展的秩序基础。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看,正是货币的出现,导致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关系得以拓展,“把一些本来不属于关系共同体的人纳入共同体范围”[8],乡村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乡村共同体的边界不断延伸,并最终突破乡村地域的局限。电子货币在互联网时代依然是一种制度,构建并拓展了新的“关系”维度,把脆弱松散的非正式信任关系通过货币制度规范与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较为稳固的信任关系。


二、电子货币的伦理基础:信任认同与信用发展


在齐美尔看来,人类社会的形成起源于互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一切社会交往形态的发端。交换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社会互动形式,“交换使社会得以形成;交换其实是社会化的一种方式,是众多个体用以结成一个社会群体的诸多关系之一,因为‘社会’就是这些关系的集合”[5]。信任则是社会交往(广义的交换)得以完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信任,任何交易都不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是,如若“人们相互之间不是具有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就会解体”[5]。信任是交换的基础,更是现代货币经济中以货币为媒介的金融交换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交换与交往媒介的货币,究竟是何以得到广泛使用的呢?在一定程度上,最初缘于货币是“一种人们可以保存而不至于损坏的东西,他们基于相互同意,用它来交换真正有用但易于败坏的生活必需品”[11]。也就是说,基于货币的信任伦理基础。

当货币还是金属货币形式时,就内涵着“信任”的伦理认同。按照齐美尔的观点,如果没有公众的信任,现金交易是无法进行的,即使是通常被视为非信用货币的金属铸币,也“包含着两种以独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的信用预设”,内涵着信用的元素与基础:其一,人们要信任货币背后的经济主体,因为在日常的交易中,人们大多不会对货币的成色进行检验。“如果公众对发行铸币的政府没有信心,或者在特定情况下对那些有能力决定铸币与其面值相比之下之实值的人没有信心,货币交易就不可能发生……没有信用这一组成要素,甚至连一个足色的铸币也无法在绝大多数场合履行其职能。”[5]其二,人们要对货币的价值持有信心,货币必须让人相信今天被接收下来,今后还可以相同的价值(至少不会过于贬值)被再次消费。因此“在货币的问题上,必不可少而且具有决定性的东西是‘信用至上’……如果不是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信用,铸币是不可能为人们提供服务的”[5]。

当货币发展到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形式时,货币信用(信任)基础的意义更为凸显。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麦克鲁德在《信用的理论》中所揭示的:“人们以生产物与劳务和人交换,而换得货币,此货币既不能用以果腹,又不能用以蔽体,然而人们却乐于用其生产物与劳务换取货币,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换得货币以后,可在需要之时,凭以换取所需之物的缘故。所以,货币的本质不过是向他人要求生产物与劳务的权力或符号,从而实为一种信用。”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时代,货币彻底脱离了实物形态,以电子货币的虚拟形式成为货币经济与互联网金融不可或缺的元素。尽管它的出现带来了对信任关系的挑战,使人们一方面得益于信息不对称改善后欺骗概率的降低,另一方面又困惑于海量信息导致的对信息本身及其提供者的不信任程度增加[14],但是作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货币变革的产物,电子货币无疑是互联网金融的运行和发展的核心动因,取代着传统的货币形态,成为当代货币金融领域中最活跃的力量。如果我们考察互联网金融,就会发现其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开放”,即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增加[14]。这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个人决策的自主性和主导性,凸显了交换主体间信任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货币形态每发展一步,信用就随之提高一步。可以说,货币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增长的过程。因而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出现,意味着信用的高度发达。[16]不论是对电子货币本身,还是对以其为中介的电子支付而言,值得被信任的对象归根结底还是货币背后的交换主体———人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稳固性。


三、电子货币的伦理关怀:主体确证与平等普惠


首先,是对人的主体性确证。马克思曾经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其中第二种形态的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一阶段,现代社会随着商业、货币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从血缘、地域、宗法等变更为人与物(货币)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没有完全否定这种人对物(货币)的依赖性,反而认为“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17],其原因就在于,以货币为中介的交往关系是人独立性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货币使人摆脱了自然身份的束缚,从而成为更加自主独立的个体。而人的这种独立性、自由性在电子货币体系的框架内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

现代社会的物质交换,在以电子货币为中介的时代,不仅可以用“普遍性”“全面性”来描述,更可用“国际性”“瞬时性”“跨越性”来概括其广泛与便捷。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从自我意识的角度出发,感受到了更多的自我解放与自由发展。马克思曾说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都消灭了”[18]。“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17]而电子货币借助无形的电子信息流,进一步瓦解了人对物的依赖,拉开了人与人交往的时空差距,使得人们不仅保持着相互平等,更开辟了个性张扬与个体自由的无限空间。

其次,是对货币金融体系普惠性的推动。传统的货币金融体系不仅缺乏金融的民主化,而且进入的门槛很高,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互联网金融则以电子支付与移动支付为主要手段,以电子货币为主要媒介,扩大了金融的普及面。它“打破了传统金融的垄断,并成为传统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资金的有效流动,为小微企业、普通民众的投融资打开了一扇窗”[20],使得现代货币金融的发展,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特征,“以有效方式使金融服务惠及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尤其是那些通过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14],使更多的人得益于经济的增长与金融的发展。

我们仅从两个维度来分析:其一,向内,普惠至乡村,促进了乡村的振兴。信任与信用是货币金融的基石,分析电子货币与互联网金融不能脱离对信任问题的关注。而诸多学者对金融信任的研究以乡村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另一方面根植于学者们探寻中国乡村巨大变迁缘由的历史使命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传统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过程中“信任模式”转变的精当描述与深刻分析,揭示了乡村经济现代转变中信任消解的根源。传统乡村金融的生存与发展,以信任为基础。民间借贷的产生与维系、金融机构的出现与运作,无一不是在乡村信任的前提下展开的。问题是一旦乡村结构单元过度扩张,突破了原有的边界,新的社会规则和价值体系又尚未形成,乡村信任的脆弱性便逐步显现,极易导致乡村民间金融的解体。这也是乡村金融为何一直徘徊在现代金融体系边缘的缘由之一。而电子货币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设计出更为高效科学的信任与信用识别方式,不仅拓展了现代金融的所及范围,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而且以更为有效的规约机制,重塑了乡村金融的信任基础,推动了乡村金融的现代发展。其二,向外,助推共同体,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交融。在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2]。对全球共同利益的价值追求,使得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考量超越了狭隘的国家本位主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寻求全球经济基于共生理念的包容性得以增长。电子货币的出场带来了全球经济的互融,以之为中介的电子支付全球运行,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成为“货币的全球化”,即货币作为一种符号在全球广泛、自由流动。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一方面,人们“凭借简单的世界货币符号就可以周游世界,其功用让我们惊喜”[23];另一方面,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人们得益于以电子货币交易为核心的金融全球性服务,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下货币合作深化与经济文化融通,彰显了电子货币与互联网金融的平等与互惠。


四、电子货币的现实反思:消费需要合理性与道德性边界


从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再从纸币到电子货币,货币逐渐褪去可见的实物形态,成为了纯粹的价值符号。作为现代社会不可见的无现金支付手段,电子货币将货币储藏手段的功能弱化甚至消解。“符号化”的电子货币“关联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6],一旦陷入资本主导的逻辑循环,逾越了消费的合理性与道德性边界,就有可能“把人生的消费和积累作为惟一之上的终极追求目标”[6]。恰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描述的那般,如果说思想是对语言的表达,那么货币就是对人类欲望和财产的表达,它同语言一样,得益于目标的达成,必然激发人性更多的活力和热情。人类对这种活力与热情的把控,在电子货币出现后,更加需要对消费行为理性的伦理引导与道德约束。

而这种引导与约束的重要性,则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把握:

首先,电子支付的无形与便利快捷。技术支撑下的电子货币支付,使得支付的效率得以空前提高,它把消费的主体(人)、消费的客体(商品与服务)、消费的载体(电子信息),甚至是消费的心理,瞬间连接在一起,整合、作用、再消解。鲍曼说:“消费社会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不是存折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现世’社会,是一个欲求社会,而不是一个等待社会。”[26]电子货币通行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信用卡社会,更是一个移动互联社会(一个手机与网络的社会)。在这个进阶的消费社会中,由于消费的愈加便利与隐形,人的获得感、满足感、对财富的追求感会自发而生。

其次,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表征:一是自我认同的缺乏;二是心理焦虑的提升。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动力学展示了消费是自我认同结果的观点。根据美国坎贝尔的观点,现代社会消费的本质并非理性的,而是为了实现自我梦想,其消费的核心也不是对商品的实际选择、购买和使用,而是对想象性愉悦的追求,真正消费的主要是这种精神上的享乐主义的产物。电子货币的使用降低了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减少了流通中的现金,降低了交易的成本,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一些人便试图通过不断消费来确证自己,达成自我认同价值观的异化。另一方面,虽然人类对永久财富(如黄金)一直心向往之,但后现代社会的人似乎更易于焦虑和脆弱。因为担心信用变化和币值不稳,消费的急迫性不断增强,心理上便希望尽快消费,以确保贵重物品保值。[27]电子货币支付高效率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种应对与缓解焦虑感的消费行为产生成为可能。

第三,人性内在自由度的潜在扩张。人生来就有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而货币,正如卢梭所言,是“我们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体现着人的自由意志。在货币诞生之前,社会共同体以血缘、亲缘、姻缘、地缘关系将人的行为甚至心理置于有限的框架内,个体的自由度有限。而当货币在人类历史舞台粉墨登场后,便促使了原有共同体的解体。它保障自由平等的天然属性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创建了社会的繁荣,成为经济自由的逻辑起点;也扩展了自由的空间,推动人内心自由的维度和边际潜在地放大与拓宽。

正是基于这三个维度的思考,如何把控好消费的合理性与道德性边界,有效抑制个体层面的挥霍无度以及群体层面的消费异化,就成为对电子货币下消费行为进行反思的核心问题。倘若使用货币(电子货币)进行消费,被非理性地理解为“花费积蓄来满足个人享受,这就是货币的实现”,“只有把货币当做纯粹为他的存在而付出去,才能实现货币的为我的存在。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实际财富的纯粹的幻影”[17]。这就印证了齐美尔所言“从来没有一种把其自身的价值唯一地归功于其手段属性,归功于其变换成为确实价值之能力的东西,如此彻底、如此毫无保留地在心理上发展成为绝对价值,成为全面渗透到实践意识之中的终极目的”[5]的存在。很显然,这种现实存在是亟待反思与归正的。马尔库塞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消费异化时曾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显见的特征是“消费社会”,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断地满足自身的“虚假需要”,所拥有的一切物质设施与消费品表面上铺垫了“安逸”的生活,却在根本上造就了自身的压抑与异化。他们从大量的消费品的获得与消费中确证自己的存在,从而成为一心只渴求商品的“单向度的人”。面对资本主义非理性的消费扩张,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是人作为“主体”消费了“客体”,还是作为“客体”的商品消费了“主体”?

从实物货币到电子货币,货币形态的每一次改变都预示着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恰如一枚硬币总是存在两面,货币不仅推动经济发展,改变社会交往结构,甚至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选择。然而一旦缺少伦理引导与道德约束,它就有可能泛化人的欲望,强化人的利益需求,异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依赖性”(体现为:在货币的框架下,人们追求的不是共同利益,而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对单个人个人利益的满足),用外在的力量反过来制约人的真正自由发展。


五、结语


今天,尽管“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这样繁多,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量”,人类的智慧时常也会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不知所措”,但总能“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因为“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30]

电子货币的出现和普及,对人类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短短十余年间,“无现金”社会从憧憬设想到近在咫尺,电子货币与电子支付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如何正确认知、深刻理解电子货币这一货币新形态,如何理性地使用它,成为伦理学尤其是经济伦理学直面时代的迫切问题。如何加强伦理学的学科引导,并注重加强与经济、法律、信息技术等其他学科的合作探究,塑造新的电子货币伦理理念,形成新的电子货币道德规范与伦理规则,以期推动新时代货币伦理生态的健康发展,是值得深思的课题。可以说,对电子货币伦理的关注和研究,正是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共同追求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保持理性的重要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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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露.“互联网+”时代电子货币的伦理向度思考[J].云梦学刊,2020,41(06):86-92.

基金: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电子货币的伦理问题研究”(17ZXD00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基金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电子支付的信任伦理研究”(2017SJB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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